曾被日本拿捏的山东小城，如今逆袭成第一
曾被日本拿捏的山东小城，如今逆袭成第一
初抵安丘，车窗外接连驶过的大卡车很快显出这个山东农业大县的与众不同。
车身上的大写英文字母MAERSK、COSCO，醒目地表明其作为海运集装箱的身份；而十字路口处，这些体型硕大的集装箱卡车南来北往，也显出此地商贸往来之繁盛。这个时候，路旁“世界的菜篮子”的标语和“蔬菜出口第一县”的名号变得直观而具象起来。
这些画面，既得益于市委书记口中“一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去年减免了鲜活鲜食农产品通行费一个多亿”，也离不开分管干部口中“一村一品、一镇一产业”的家底——于是，凌河的姜、辉渠的葱、官庄的蒜，柘山的蜜薯、石埠子的桃……就这样奔赴全国各地，去往日韩乃至欧美的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个县级市由此融入舌尖上的全球供应链。
农场里的葡萄/受访者供图
对地方发展而言，在农业上持续耕耘并非理所当然。
30年来，打造“工业强县”“工业强市”成为中国许多地方政府经济工作的重心，工业创造的大规模就业、GDP税收，对地方发展举足轻重；而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的另一面，是进一步削弱农业对地方政府的财税激励，农事成为很多人心照不宣“重要但光花钱不挣钱”的苦差事。社会地位上，农民和农业也多年被边缘化，农民起早贪黑种地，盼着儿女不再依附黄土种地为生——农业由此成为“爹不疼娘不爱”的行当。
但在安丘，初来乍到者亦能感受到农业在这片土地的扎根之深。
那是一种不同于工业城镇的市井风貌：乡镇街道上，农产品冷库、农产品集市、农资店一条街，农业配套密密匝匝；城区里，与农业相关的管理服务机构也密集而显眼。一间半旧的厂房，一问老板，经营20多年了，日本711便利店里的南瓜片，他是供应商……
在安丘农展馆，一份电报显示，早在新中国初期，安丘的大黄芽白菜、大葱等农产品就曾作为给斯大林的寿礼“出口”到海外/南风窗 施晶晶 摄
在安丘，农业不是夕阳产业；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安丘也没有轻易改弦更张。
这考验地方主政者的眼光和判断。谈及安丘的发展思路，市委书记乔日升对南风窗说：“抓工业也好，抓农业也好，抓服务业也好，我们得像老中医一样，看明白一个地方适合发展什么，抓哪个事儿能释放出生产力，能把老百姓增收抓出来，能把地方的人气聚起来。”
对安丘来说，从主打生鲜原材料生产，到如今的食品工业产值占据半壁江山，再到全域推广有机生态农业以凸显品质，农业是一条不断向前延伸的发展路径。在工业化浪潮中，这份笃定不全然因为“自然禀赋如此”。
8月底，南风窗前往安丘，在和农户、企业主、干部打交道时，一个反应出人意料。
他们不约而同主动提及甲醛白菜、泡药杨梅等食品安全事件，他们对“质量安全”而非“经济账本”的优先关切显得不同寻常——而这正是安丘在地方实践里切中的要害。在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牵引下，这项工作成为一个关键起点，安丘最终要叩问的是一个更宏大的发展命题：当工业成为县域经济的主轴，农业还能不能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增收产业，给农民和地方以发展的机会和体面？
与农残的漫长斗争
吴卫东第一次走进日本超市，就被货架上的大葱价格惊到了。
那是1996年。忆及当时，吴卫东仍然啧啧称奇：“那个大葱，很贵。”3根大葱，要卖25块钱人民币；而在当时的安丘，这笔钱买下的大葱，能把一辆小型拖拉机的后斗装满。
在那个外贸还很新鲜的年代，吴卫东做了3年蔬菜出口生意，尝到了头啖汤。但站在日本超市的货架前，他第一次目睹从老家地里收来的姜葱蒜，可以在对岸卖出怎样的价格。悬殊的差价，意味着诱人的商机。
商机很快随着中国“入世”放大，安丘也抓住了全球市场的开放窗口，让越来越多的蔬菜走向世界。鼎盛时期，吴卫东一个星期少说也要发出十几个集装箱。
起初，一切似乎轻而易举，然而，浪头翻起的时候有多高，落下的时候就有多惨痛。
2006年，日本实施《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收紧了进口食品中农药残留的监管。一下子，中国大量出口农产品因为农残超标被退回，企业损失惨重。2008年河北“毒水饺”事件之后，日本对中国食品的信任骤降，也波及安丘。落到吴卫东这里，“半个集装箱都卖不掉，一下子把我们打到低谷。”
安丘路边农资店墙上的标语提示着：改变种植习惯。在安丘，减施化肥增施有机肥成为全域倡导的方向之一/南风窗 施晶晶 摄
这些久远的食品安全事件教训依然深刻，国内新近的甲醛白菜、泡药杨梅风波与之类似，都致使整个行业一损俱损。吴卫东亲历着市场的大浪淘沙，充分认识到食品安全不只是个人道德问题，它攸关企业存亡、产业兴衰，牵动着一个区域的经济命脉。
对安丘来说，出口退单的外部压力并不会自动带来更有秩序的市场，无论是重罚单个违规企业杀一儆百，还是换个监管尺度宽松的国家出口，都不是长久之计。为此，摆在安丘面前的考验是：如何把外部市场压力转化成对内的公共治理能力，做长期来看正确的事——把质量安全的规范，沿着供应链一路传导至田间，让“整个产区”生产出经得起市场检验的菜。
在国家标准库里，有这样一份现行国家标准：《初级农产品安全区域化管理体系要求》，作为县级市的安丘，跻身主要起草单位，并不多见。早在2007年，安丘率先在全国推行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域化建设体系试点，把安全质量管理从“产品”推进到“产区”：把土壤、水源、化肥农药，这些消费者看不见的区域要素纳入监管视野。
追溯安丘农业发展时，多位亲历者认为这项试点功不可没，刘玉泉是其中之一。
他并非安丘本地人，却在安丘投资办食品加工厂，用的农产品原料也主要来自安丘。20多年来，他把海外诸多上市公司变成了客户。助推力便是实行区域化管理后，以出口标准倒逼管住农残，安丘的农产品质量有了明显提升。“你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买不到合适的，安丘就是最好的选择。”
安丘的草莓/受访者供图
在安丘，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服务中心承担了“把关人”的角色。
全国范围内，这个机构并不稀奇，通常是农业农村局的下属单位。但在安丘，这个机构的规格出身不凡，一早就是“副县级”。这意味着，它的行政级别比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等职能部门高，而一个县级市，把农产品质量安全事务单拎出来设立机构，并不是常规配置，它的职责也不只是常规的实验室农残检测。
农安中心书记刘炳刚也和许多干部不同。采访中，他急切地谈了很多“法律未能先行”和“落地时的机制掣肘”问题：“我为什么敢说这些，（因为）现在这一块已经严重制约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他切入痛点问题的视角，不是“检测”这一手段，而是“监管”这一能力。“这些年为什么食品安全问题难解决，实际上监管没形成合力。”他说。
安丘的农安中心正是迫于形势的一种变通和创新：它以高于各行政部门的统筹地位，以此破解各部门及所依法律交叉不握手、监管难落地的问题；作为副县级机构直接为主政者提供决策参考，突破自身没有执法权的制约。
“农产品质量安全首先是产出来的，第二才是管出来的。”刘炳刚说。这个认识意味着，监管不是等菜收离了地、进了市场，再作事后判断，而是前移到生产过程中去，从源头预防。“生产这一块要控制，检测是最有效的，而有效数据是最关键的，”他直言，“凑出来的数据，都是花瓶。”
在安丘农产品质量安全数字监管平台里，数据靠的是108名农安员日常田间普查、取样，及国有实验室的检验检测，要求也颇为细致：目标地块50米范围内，才能定位成功，手机自动记录经纬度；抽样照片必须能够与现场环境相互印证；同一地块不能同一天重复抽样“凑数”；作物在地里面长的时候要检测，采收之前要再做一次。抽取的检测样品每天集中统一送至国有检验检测中心实验室进行“高通量快速筛查+定量验证”。
最终，检测结果与具体地块、村庄和生产者信息在后台关联起来，形成可追溯的数据，发现问题在村庄公示。
在安丘，不少种植大户都采用信息化设备管理大棚/南风窗 施晶晶 摄
刘炳刚之所以屡屡强调“有效”数据，因为这攸关监管的效力和信誉。每每食品安全事件曝光，政府常因监管不力被质疑，且因是地方发展成果的利益相关者，公众宁愿相信外部第三方的检测数据。
但刘炳刚指出一个盲区：第三方检测机构检出的数据，政府很难系统掌握，无法用来进行有效分析研判。“第三方很多是企业市场行为，第三方本身也需要被监管，但没人来监管第三方。”
“政府要有自己的数据，自己要有数。”刘炳刚说，如果政府连基本的数据和风险状况都掌握不了，就很难判断第三方提供的结果究竟是真实的风险信息，还是一张漂亮的“合格证明”。
数据是否可信其实不是看“谁说的”，关键在于它能够被重复验证。对安丘来说，农安中心是“把关人”，让数据可以从源头追溯；而在海关，进口国的监测也在提供一致性验证。当二者像虎符一样吻合，安丘的蔬菜才有机会在世界流通。
搭建这套监管系统非一日之功。刘炳刚说起，每一条数据都来之不易。早些年，农户不习惯被监管，对怎么施肥和打药，也不乐意听劝，工作人员下到田间，并不受欢迎，不少农户存在抵触情绪。但如今，这些成了过去时。对问题农产品也不再需要动用销毁和罚款，而是靠公示和共识。大家逐渐意识到，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其实是利益共同体。
跨过质量安全关之后，另一个问题是：好产品如何脱颖而出，获得价格竞争力？
好产品，能不能卖出好价格？
在大棚基地里，种植户王宝杰说起前些天遇到的一对河南夫妻。
两人拉了一车姜到安丘，却卖不出去。交流行情，王宝杰说起，自己的姜现在能卖5块钱一斤。夫妻俩很惊讶，因为今年大姜价格不景气，行情价是1块钱一斤，对方不解，为什么他的姜能卖这么贵？
王宝杰抱来一摞生产档案，这些档案他给夫妻俩看了，也给许多合作客户看过。他一本一本地翻，指出这是之前出口日本的种植方案，那个是绿色食品的，以及有机种植的方案。里头一季浇多少次水、施多少次肥，每次用什么、用多少，要有记录；棚内温度、湿度、设施操作、施肥情况，也要记录；甚至哪一块地、哪一个工人、哪一天做了什么，领了多少劳务费，都有痕迹。
这些记录看起来琐碎，但足以让买家知道，王宝杰种出来的东西跟别人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值得更高的价钱。
“我们不是简简单单挣的钱，根据国内的订单客户（要求），国外的市场的要求，我们选择不同的管理模式。”王宝杰说，而那对夫妻看了之后，说的是：我们来跟着你们种。
根据订单客户的不同需求，王宝杰的农场有对应的种植方案，具体到用水、施肥、用药、人工操作等步骤/南风窗 施晶晶 摄
王宝杰不是一开始就摸到门路的，创业11年，他和许多农民一样，总为两个问题发愁：种出了好东西，没人知道，也很难卖出好价钱。这几年他才有了信心。
受益于安丘的对外推介和品质背书，前几年还是“种出来愁卖”，现在是头部企业接连找上门，“还没种出来，就有人来买”，采购价也高于市场行情——报出价格数字时，王宝杰止不住笑意。也是在这个过程里，之前他还唯恐是政府口号的“生态农业”“有机种植”“做二八定律里面的二”，才变成了一笔划算的买卖。
在安丘的不同农场，从500元一斤的美早大樱桃，到60元9个唤回童年风味的安丘蜜桃，再到试种第2年就拿下行业金奖的草莓，甚至是100元一斤的有机韭菜，丰俭由人，却始终有人愿意买单，一条由品质决定而不必卷价格的路被开辟出来。它们也成为安丘瞄准国际市场和国内高端市场的正面典型。
李金光的家庭农场从2025年开始种草莓，其中有机草莓能卖到上百元一斤，选育的“盐莓一号”拿下了杭州世界草莓博览会的金奖/受访者供图
在路边一家农资店里，几位小农户道出的处境和前面这些新农人形成了一体两面的对照。
一句“今年东西不值钱”背后，农民多卖一分钱都能乐上半天，是存是卖，时机都是生存策略。行情低迷，新一季作物浇的水、施的肥都打折扣，要是再舍不得成本，就任其自生自灭，转而寻找新风口或等待周期轮回。一位大叔打趣道，“农民就是和土地赌博”。
当中暴露出农业容易陷入的一种负循环：价格不好，农民减少投入；投入减少，产品质量就不可控，为回收成本，只能继续拼价格；价格越低，又越不愿意再投入。
孝德山庄生态农场主郝连云在打包蜜桃/受访者供图
出口蔬菜也种过地的吴卫东深感菜贱伤农。他说：“中国的农产品太便宜了，农民付出的辛苦跟回报不成比例。”粮食价格低，农民转而种蔬菜；蔬菜赚钱了，更多人跟着种；供给一多，价格又下来；于是“农民种粮不赚钱，种菜也不赚钱”。
追涨杀跌、低价竞争，是小农户的集体困境。当新农民借助规模、技术、数据、标准主动接入市场的预订单，更多传统小农户还在依靠经验种地，游离于市场，随时被压价。
过去人们习惯把农业理解为低技术、低投入、靠经验吃饭的行业，但大棚设施农业打破了刻板印象，它需要设备、技术、数据、专业人员，也需要试错的资本。种地的标准化改造，并不比工业来得轻巧，风险也会被规模放大。
王宝杰展示他用手机就可以掌握农场的参数并据此调节，以接近标准化生产/南风窗 施晶晶 摄
吴卫东赶上了蔬菜加工出口的黄金时代，但在种地上，他却没尝到什么甜头。他跨省承包过千亩地，结果“大部分钱都扔到地里面了”。在种地上栽的跟头，让吴卫东对规模化有了更审慎的理解。
安丘推行家庭农场是一种进步，适度规模让机械化、统一标准、集中采购、订单农业变得更容易了。但规模可以摊薄一部分成本，却不能消除外部风险。他说，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失去群体组织力量的中国农民来说，关键不在于规模大小，而是农民需要组织起来，农业需要支持。“关心农业就是给农民分饭碗。”吴卫东说。
让农民增收
作为安丘主政者，市委书记乔日升想解决两个事关农业发展的核心问题：让老百姓吃得更安全营养，让农人增收。
两个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它要求政府不仅要懂监管，还要会做公共服务。
在安丘，许多人反复提及这样一句话：土壤是农业的根和魂。乔日升亦执着于此。
他对比过不同国家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差距，在意除草剂对土壤生态的破坏，关注过量化肥对地下水、饮用水源地的污染。“现在我们的地还能维持，如果不保护，未来中国的地就没法跟子孙后代交代了。”
在乔日升看来，过去依靠化肥提高产量，中国人解决了“吃饱”的问题，现在已经到了减少化肥投入，用有机肥替代的阶段了。他开始在安丘推动一场“土壤改革”，以有机肥养护土壤，提升农产品品质，推动农民增收。他说，“土壤的生命力和它的产值收入是一脉相承的。”
减施化肥、增施有机肥，发展有机蔬菜，国家部委和农业专家提了多年，但一时之间，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其中，有机肥贵是一大顾虑。
为此，2025年，一家专供有机肥的国企禾润丰耕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在安丘成立，免费清运本地畜牧养殖场的粪便，制作有机肥，送往田间地头。乔日升曾为此带头组织专家研判，最终，在政府补贴下，定下了有机肥以最低每吨200元的价格保本运营，不仅远低于市场价，甚至比一些化肥还便宜。
禾润丰耕总经理展示安丘不同区域的土壤样本，施肥也需因地制宜/南风窗 施晶晶 摄
禾润丰耕的董事长马玉友告诉南风窗：“我们不盈利也不亏损。实际上，我们收取的是社会化服务费，我们卖的不是肥。”
在石埠子镇，种桃的郝连云，是有机肥的大买家。“现在是一亩地施3吨有机肥。”她说，长势喜人，产量不减，桃子口感也好。
她家茶几上那盘表皮泛青的桃，起初并不显眼，不算运费，一盒9个卖60块钱。一尝，身旁一安丘人有些激动，说起那绵密香甜的口感是童年的味道，是消失多年重又活过来的“安丘蜜桃”。郝连云，这个曾经在工地打零工的中年妇女，如今守着一片桃园，林子步上了正轨又赶上了行情，起早贪黑，年入百万。
孝德山庄郝连云家的安丘蜜桃，口感香甜软糯/南风窗 施晶晶 摄
去年，有机肥推广拓宽到全域，200元一吨的有机肥成为安丘一项特殊的农资供给。乔日升盼着，农民能像爱护生命一样保护土壤，“意识到有什么样的土壤能种出什么样的农产品，能卖到什么样的价格”。
从有机肥供给、农残检测、出口标准变化的风险预警，到链接各品类技术专家、市场推介，再到品质认证、修建农田水利设施，都是在补上那些市场和个体难以独自获取的公共服务，都需要政府真金白银投入。
安丘的财政并不宽裕。对县域发展来说，帮助农民种地增收并不像工业那样产生直接的税收，反而需要大量补贴、税费减免、贷款支持和提供社会化服务。对安丘而言，让农民增收如何对地方产生激励，创造经济价值？
“经济的增长点还是在农业和农村。中国仍有数亿农民，他们有钱了，才能一起拉动消费，经济才能活，这个群体不容忽视。所以要叫他能挣钱、想着怎样让他增加收入，这是我们的核心事务。老百姓的增收的问题，还是有很大的空间。”乔日升说。
再往远看，农业农民不增收，农村劳动力不足，“谁来种地”的痛点问题也难以破解。大学生农场、村集体农场、大户托管农场，总要有新的面孔，让更多人看到农业的希望。
王雅茹是个90后大学生，如今接管家里的农场，她家的有机胡萝卜曾直供北京冬奥会/南风窗 施晶晶 摄
唯有增加农民收入，政策文件里的“农业现代化”才不会变成空洞的口号，它必须以农民的生计为落点。
在安丘，说起投身农业的初衷，即便他们人到中年，也常常称自己是“农民的孩子”，他们对土地的情愫、对食物的钻研，让人动容。
在安丘景芝的农家小馆里，围桌上有一种特殊的主食叫三页饼。三页合一，叶薄如纸，一抖三开，有歌谣曰：一路酒旗风，满街驼铃声，来自八方客，都吃三页饼。
当地人的吃法是“卷”，平摊在手，餐桌上，肉蛋菜，大饼卷一切，一饼三吃，自由组合，是物产富饶之地才会有的吃法。放下筷子，手拎卷入口中，那一刻，大家看上去比平时吃得更香的满足感，源于土地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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