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日本拿捏的山東小城，如今逆襲成第一
曾被日本拿捏的山東小城，如今逆襲成第一
初抵安丘，車窗外接連駛過的大卡車很快顯出這個山東農業大縣的與眾不同。
車身上的大寫英文字母MAERSK、COSCO，醒目地表明其作為海運集裝箱的身份；而十字路口處，這些體型碩大的集裝箱卡車南來北往，也顯出此地商貿往來之繁盛。這個時候，路旁「世界的菜籃子」的標語和「蔬菜出口第一縣」的名號變得直觀而具象起來。
這些畫面，既得益於市委書記口中「一個高速公路收費站去年減免了鮮活鮮食農產品通行費一個多億」，也離不開分管幹部口中「一村一品、一鎮一產業」的家底——於是，凌河的姜、輝渠的蔥、官莊的蒜，柘山的蜜薯、石埠子的桃……就這樣奔赴全國各地，去往日韓乃至歐美的90多個國家和地區，一個縣級市由此融入舌尖上的全球供應鏈。
農場里的葡萄/受訪者供圖
對地方發展而言，在農業上持續耕耘並非理所當然。
30年來，打造「工業強縣」「工業強市」成為中國許多地方政府經濟工作的重心，工業創造的大規模就業、GDP稅收，對地方發展舉足輕重；而取消農業稅減輕農民負擔的另一面，是進一步削弱農業對地方政府的財稅激勵，農事成為很多人心照不宣「重要但光花錢不掙錢」的苦差事。社會地位上，農民和農業也多年被邊緣化，農民起早貪黑種地，盼著兒女不再依附黃土種地為生——農業由此成為「爹不疼娘不愛」的行當。
但在安丘，初來乍到者亦能感受到農業在這片土地的紮根之深。
那是一種不同於工業城鎮的市井風貌：鄉鎮街道上，農產品冷庫、農產品集市、農資店一條街，農業配套密密匝匝；城區里，與農業相關的管理服務機構也密集而顯眼。一間半舊的廠房，一問老闆，經營20多年了，日本711便利店裡的南瓜片，他是供應商……
在安丘農展館，一份電報顯示，早在新中國初期，安丘的大黃芽白菜、大蔥等農產品就曾作為給斯大林的壽禮「出口」到海外/南風窗 施晶晶 攝
在安丘，農業不是夕陽產業；在發展路徑的選擇上，安丘也沒有輕易改弦更張。
這考驗地方主政者的眼光和判斷。談及安丘的發展思路，市委書記喬日升對南風窗說：「抓工業也好，抓農業也好，抓服務業也好，我們得像老中醫一樣，看明白一個地方適合發展什麼，抓哪個事兒能釋放出生產力，能把老百姓增收抓出來，能把地方的人氣聚起來。」
對安丘來說，從主打生鮮原材料生產，到如今的食品工業產值佔據半壁江山，再到全域推廣有機生態農業以凸顯品質，農業是一條不斷向前延伸的發展路徑。在工業化浪潮中，這份篤定不全然因為「自然稟賦如此」。
8月底，南風窗前往安丘，在和農戶、企業主、幹部打交道時，一個反應出人意料。
他們不約而同主動提及甲醛白菜、泡葯楊梅等食品安全事件，他們對「質量安全」而非「經濟賬本」的優先關切顯得不同尋常——而這正是安丘在地方實踐里切中的要害。在市場和政府兩隻手的牽引下，這項工作成為一個關鍵起點，安丘最終要叩問的是一個更宏大的發展命題：當工業成為縣域經濟的主軸，農業還能不能成為一個有競爭力的增收產業，給農民和地方以發展的機會和體面？
與農殘的漫長鬥爭
吳衛東第一次走進日本超市，就被貨架上的大蔥價格驚到了。
那是1996年。憶及當時，吳衛東仍然嘖嘖稱奇：「那個大蔥，很貴。」3根大蔥，要賣25塊錢人民幣；而在當時的安丘，這筆錢買下的大蔥，能把一輛小型拖拉機的后斗裝滿。
在那個外貿還很新鮮的年代，吳衛東做了3年蔬菜出口生意，嘗到了頭啖湯。但站在日本超市的貨架前，他第一次目睹從老家地里收來的姜蔥蒜，可以在對岸賣出怎樣的價格。懸殊的差價，意味著誘人的商機。
商機很快隨著中國「入世」放大，安丘也抓住了全球市場的開放窗口，讓越來越多的蔬菜走向世界。鼎盛時期，吳衛東一個星期少說也要發出十幾個集裝箱。
起初，一切似乎輕而易舉，然而，浪頭翻起的時候有多高，落下的時候就有多慘痛。
2006年，日本實施《食品中殘留農業化學品肯定列表制度》，收緊了進口食品中農藥殘留的監管。一下子，中國大量出口農產品因為農殘超標被退回，企業損失慘重。2008年河北「毒水餃」事件之後，日本對中國食品的信任驟降，也波及安丘。落到吳衛東這裏，「半個集裝箱都賣不掉，一下子把我們打到低谷。」
安丘路邊農資店牆上的標語提示著：改變種植習慣。在安丘，減施化肥增施有機肥成為全域倡導的方向之一/南風窗 施晶晶 攝
這些久遠的食品安全事件教訓依然深刻，國內新近的甲醛白菜、泡葯楊梅風波與之類似，都致使整個行業一損俱損。吳衛東親歷著市場的大浪淘沙，充分認識到食品安全不只是個人道德問題，它攸關企業存亡、產業興衰，牽動著一個區域的經濟命脈。
對安丘來說，出口退單的外部壓力並不會自動帶來更有秩序的市場，無論是重罰單個違規企業殺一儆百，還是換個監管尺度寬鬆的國家出口，都不是長久之計。為此，擺在安丘面前的考驗是：如何把外部市場壓力轉化成對內的公共治理能力，做長期來看正確的事——把質量安全的規範，沿著供應鏈一路傳導至田間，讓「整個產區」生產出經得起市場檢驗的菜。
在國家標準庫里，有這樣一份現行國家標準：《初級農產品安全區域化管理體系要求》，作為縣級市的安丘，躋身主要起草單位，並不多見。早在2007年，安丘率先在全國推行出口食品農產品質量安全區域化建設體系試點，把安全質量管理從「產品」推進到「產區」：把土壤、水源、化肥農藥，這些消費者看不見的區域要素納入監管視野。
追溯安丘農業發展時，多位親歷者認為這項試點功不可沒，劉玉泉是其中之一。
他並非安丘本地人，卻在安丘投資辦食品加工廠，用的農產品原料也主要來自安丘。20多年來，他把海外諸多上市公司變成了客戶。助推力便是實行區域化管理后，以出口標準倒逼管住農殘，安丘的農產品質量有了明顯提升。「你就不用再東奔西跑也買不到合適的，安丘就是最好的選擇。」
安丘的草莓/受訪者供圖
在安丘，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服務中心承擔了「把關人」的角色。
全國範圍內，這個機構並不稀奇，通常是農業農村局的下屬單位。但在安丘，這個機構的規格出身不凡，一早就是「副縣級」。這意味著，它的行政級別比農業農村局、市場監管局等職能部門高，而一個縣級市，把農產品質量安全事務單拎出來設立機構，並不是常規配置，它的職責也不只是常規的實驗室農殘檢測。
農安中心書記劉炳剛也和許多幹部不同。採訪中，他急切地談了很多「法律未能先行」和「落地時的機制掣肘」問題：「我為什麼敢說這些，（因為）現在這一塊已經嚴重製約了我們的高質量發展。」
他切入痛點問題的視角，不是「檢測」這一手段，而是「監管」這一能力。「這些年為什麼食品安全問題難解決，實際上監管沒形成合力。」他說。
安丘的農安中心正是迫於形勢的一種變通和創新：它以高於各行政部門的統籌地位，以此破解各部門及所依法律交叉不握手、監管難落地的問題；作為副縣級機構直接為主政者提供決策參考，突破自身沒有執法權的制約。
「農產品質量安全首先是產出來的，第二才是管出來的。」劉炳剛說。這個認識意味著，監管不是等菜收離了地、進了市場，再作事後判斷，而是前移到生產過程中去，從源頭預防。「生產這一塊要控制，檢測是最有效的，而有效數據是最關鍵的，」他直言，「湊出來的數據，都是花瓶。」
在安丘農產品質量安全數字監管平台里，數據靠的是108名農安員日常田間普查、取樣，及國有實驗室的檢驗檢測，要求也頗為細緻：目標地塊50米範圍內，才能定位成功，手機自動記錄經緯度；抽樣照片必須能夠與現場環境相互印證；同一地塊不能同一天重複抽樣「湊數」；作物在地裏面長的時候要檢測，採收之前要再做一次。抽取的檢測樣品每天集中統一送至國有檢驗檢測中心實驗室進行「高通量快速篩查+定量驗證」。
最終，檢測結果與具體地塊、村莊和生產者信息在後台關聯起來，形成可追溯的數據，發現問題在村莊公示。
在安丘，不少種植大戶都採用信息化設備管理大棚/南風窗 施晶晶 攝
劉炳剛之所以屢屢強調「有效」數據，因為這攸關監管的效力和信譽。每每食品安全事件曝光，政府常因監管不力被質疑，且因是地方發展成果的利益相關者，公眾寧願相信外部第三方的檢測數據。
但劉炳剛指出一個盲區：第三方檢測機構檢出的數據，政府很難系統掌握，無法用來進行有效分析研判。「第三方很多是企業市場行為，第三方本身也需要被監管，但沒人來監管第三方。」
「政府要有自己的數據，自己要有數。」劉炳剛說，如果政府連基本的數據和風險狀況都掌握不了，就很難判斷第三方提供的結果究竟是真實的風險信息，還是一張漂亮的「合格證明」。
數據是否可信其實不是看「誰說的」，關鍵在於它能夠被重複驗證。對安丘來說，農安中心是「把關人」，讓數據可以從源頭追溯；而在海關，進口國的監測也在提供一致性驗證。當二者像虎符一樣吻合，安丘的蔬菜才有機會在世界流通。
搭建這套監管系統非一日之功。劉炳剛說起，每一條數據都來之不易。早些年，農戶不習慣被監管，對怎麼施肥和打葯，也不樂意聽勸，工作人員下到田間，並不受歡迎，不少農戶存在抵觸情緒。但如今，這些成了過去時。對問題農產品也不再需要動用銷毀和罰款，而是靠公示和共識。大家逐漸意識到，監管者和被監管者之間，其實是利益共同體。
跨過質量安全關之後，另一個問題是：好產品如何脫穎而出，獲得價格競爭力？
好產品，能不能賣出好價格？
在大棚基地里，種植戶王寶傑說起前些天遇到的一對河南夫妻。
兩人拉了一車姜到安丘，卻賣不出去。交流行情，王寶傑說起，自己的姜現在能賣5塊錢一斤。夫妻倆很驚訝，因為今年大姜價格不景氣，行情價是1塊錢一斤，對方不解，為什麼他的姜能賣這麼貴？
王寶傑抱來一摞生產檔案，這些檔案他給夫妻倆看了，也給許多合作客戶看過。他一本一本地翻，指出這是之前出口日本的種植方案，那個是綠色食品的，以及有機種植的方案。裡頭一季澆多少次水、施多少次肥，每次用什麼、用多少，要有記錄；棚內溫度、濕度、設施操作、施肥情況，也要記錄；甚至哪一塊地、哪一個工人、哪一天做了什麼，領了多少勞務費，都有痕迹。
這些記錄看起來瑣碎，但足以讓買家知道，王寶傑種出來的東西跟別人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值得更高的價錢。
「我們不是簡簡單單掙的錢，根據國內的訂單客戶（要求），國外的市場的要求，我們選擇不同的管理模式。」王寶傑說，而那對夫妻看了之後，說的是：我們來跟著你們種。
根據訂單客戶的不同需求，王寶傑的農場有對應的種植方案，具體到用水、施肥、用藥、人工操作等步驟/南風窗 施晶晶 攝
王寶傑不是一開始就摸到門路的，創業11年，他和許多農民一樣，總為兩個問題發愁：種出了好東西，沒人知道，也很難賣出好價錢。這幾年他才有了信心。
受益於安丘的對外推介和品質背書，前幾年還是「種出來愁賣」，現在是頭部企業接連找上門，「還沒種出來，就有人來買」，採購價也高於市場行情——報出價格數字時，王寶傑止不住笑意。也是在這個過程里，之前他還唯恐是政府口號的「生態農業」「有機種植」「做二八定律裏面的二」，才變成了一筆劃算的買賣。
在安丘的不同農場，從500元一斤的美早大櫻桃，到60元9個喚回童年風味的安丘蜜桃，再到試種第2年就拿下行業金獎的草莓，甚至是100元一斤的有機韭菜，豐儉由人，卻始終有人願意買單，一條由品質決定而不必卷價格的路被開闢出來。它們也成為安丘瞄準國際市場和國內高端市場的正面典型。
李金光的家庭農場從2025年開始種草莓，其中有機草莓能賣到上百元一斤，選育的「鹽莓一號」拿下了杭州世界草莓博覽會的金獎/受訪者供圖
在路邊一家農資店裡，幾位小農戶道出的處境和前面這些新農人形成了一體兩面的對照。
一句「今年東西不值錢」背後，農民多賣一分錢都能樂上半天，是存是賣，時機都是生存策略。行情低迷，新一季作物澆的水、施的肥都打折扣，要是再捨不得成本，就任其自生自滅，轉而尋找新風口或等待周期輪迴。一位大叔打趣道，「農民就是和土地賭博」。
當中暴露出農業容易陷入的一種負循環：價格不好，農民減少投入；投入減少，產品質量就不可控，為回收成本，只能繼續拼價格；價格越低，又越不願意再投入。
孝德山莊生態農場主郝連雲在打包蜜桃/受訪者供圖
出口蔬菜也種過地的吳衛東深感菜賤傷農。他說：「中國的農產品太便宜了，農民付出的辛苦跟回報不成比例。」糧食價格低，農民轉而種蔬菜；蔬菜賺錢了，更多人跟著種；供給一多，價格又下來；於是「農民種糧不賺錢，種菜也不賺錢」。
追漲殺跌、低價競爭，是小農戶的集體困境。當新農民藉助規模、技術、數據、標準主動接入市場的預訂單，更多傳統小農戶還在依靠經驗種地，遊離於市場，隨時被壓價。
過去人們習慣把農業理解為低技術、低投入、靠經驗吃飯的行業，但大棚設施農業打破了刻板印象，它需要設備、技術、數據、專業人員，也需要試錯的資本。種地的標準化改造，並不比工業來得輕巧，風險也會被規模放大。
王寶傑展示他用手機就可以掌握農場的參數並據此調節，以接近標準化生產/南風窗 施晶晶 攝
吳衛東趕上了蔬菜加工出口的黃金時代，但在種地上，他卻沒嘗到什麼甜頭。他跨省承包過千畝地，結果「大部分錢都扔到地裏面了」。在種地上栽的跟頭，讓吳衛東對規模化有了更審慎的理解。
安丘推行家庭農場是一種進步，適度規模讓機械化、統一標準、集中採購、訂單農業變得更容易了。但規模可以攤薄一部分成本，卻不能消除外部風險。他說，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後失去群體組織力量的中國農民來說，關鍵不在於規模大小，而是農民需要組織起來，農業需要支持。「關心農業就是給農民分飯碗。」吳衛東說。
讓農民增收
作為安丘主政者，市委書記喬日升想解決兩個事關農業發展的核心問題：讓老百姓吃得更安全營養，讓農人增收。
兩個問題並不是孤立的。它要求政府不僅要懂監管，還要會做公共服務。
在安丘，許多人反覆提及這樣一句話：土壤是農業的根和魂。喬日升亦執著於此。
他對比過不同國家土壤有機質含量的差距，在意除草劑對土壤生態的破壞，關注過量化肥對地下水、飲用水源地的污染。「現在我們的地還能維持，如果不保護，未來中國的地就沒法跟子孫後代交代了。」
在喬日升看來，過去依靠化肥提高產量，中國人解決了「吃飽」的問題，現在已經到了減少化肥投入，用有機肥替代的階段了。他開始在安丘推動一場「土壤改革」，以有機肥養護土壤，提升農產品品質，推動農民增收。他說，「土壤的生命力和它的產值收入是一脈相承的。」
減施化肥、增施有機肥，發展有機蔬菜，國家部委和農業專家提了多年，但一時之間，農民的積極性不高。其中，有機肥貴是一大顧慮。
為此，2025年，一家專供有機肥的國企禾潤豐耕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在安丘成立，免費清運本地畜牧養殖場的糞便，製作有機肥，送往田間地頭。喬日升曾為此帶頭組織專家研判，最終，在政府補貼下，定下了有機肥以最低每噸200元的價格保本運營，不僅遠低於市場價，甚至比一些化肥還便宜。
禾潤豐耕總經理展示安丘不同區域的土壤樣本，施肥也需因地制宜/南風窗 施晶晶 攝
禾潤豐耕的董事長馬玉友告訴南風窗：「我們不盈利也不虧損。實際上，我們收取的是社會化服務費，我們賣的不是肥。」
在石埠子鎮，種桃的郝連雲，是有機肥的大買家。「現在是一畝地施3噸有機肥。」她說，長勢喜人，產量不減，桃子口感也好。
她家茶几上那盤表皮泛青的桃，起初並不顯眼，不算運費，一盒9個賣60塊錢。一嘗，身旁一安丘人有些激動，說起那綿密香甜的口感是童年的味道，是消失多年重又活過來的「安丘蜜桃」。郝連雲，這個曾經在工地打零工的中年婦女，如今守著一片桃園，林子步上了正軌又趕上了行情，起早貪黑，年入百萬。
孝德山莊郝連雲家的安丘蜜桃，口感香甜軟糯/南風窗 施晶晶 攝
去年，有機肥推廣拓寬到全域，200元一噸的有機肥成為安丘一項特殊的農資供給。喬日升盼著，農民能像愛護生命一樣保護土壤，「意識到有什麼樣的土壤能種出什麼樣的農產品，能賣到什麼樣的價格」。
從有機肥供給、農殘檢測、出口標準變化的風險預警，到鏈接各品類技術專家、市場推介，再到品質認證、修建農田水利設施，都是在補上那些市場和個體難以獨自獲取的公共服務，都需要政府真金白銀投入。
安丘的財政並不寬裕。對縣域發展來說，幫助農民種地增收並不像工業那樣產生直接的稅收，反而需要大量補貼、稅費減免、貸款支持和提供社會化服務。對安丘而言，讓農民增收如何對地方產生激勵，創造經濟價值？
「經濟的增長點還是在農業和農村。中國仍有數億農民，他們有錢了，才能一起拉動消費，經濟才能活，這個群體不容忽視。所以要叫他能掙錢、想著怎樣讓他增加收入，這是我們的核心事務。老百姓的增收的問題，還是有很大的空間。」喬日升說。
再往遠看，農業農民不增收，農村勞動力不足，「誰來種地」的痛點問題也難以破解。大學生農場、村集體農場、大戶託管農場，總要有新的面孔，讓更多人看到農業的希望。
王雅茹是個90后大學生，如今接管家裡的農場，她家的有機胡蘿蔔曾直供北京冬奧會/南風窗 施晶晶 攝
唯有增加農民收入，政策文件里的「農業現代化」才不會變成空洞的口號，它必須以農民的生計為落點。
在安丘，說起投身農業的初衷，即便他們人到中年，也常常稱自己是「農民的孩子」，他們對土地的情愫、對食物的鑽研，讓人動容。
在安丘景芝的農家小館里，圍桌上有一種特殊的主食叫三頁餅。三頁合一，葉薄如紙，一抖三開，有歌謠曰：一路酒旗風，滿街駝鈴聲，來自八方客，都吃三頁餅。
當地人的吃法是「卷」，平攤在手，餐桌上，肉蛋菜，大餅卷一切，一餅三吃，自由組合，是物產富饒之地才會有的吃法。放下筷子，手拎捲入口中，那一刻，大家看上去比平時吃得更香的滿足感，源於土地的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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