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泽：为什么说共同富裕的路径是错的？
【希望之声2021年8月29日】8月17日，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研究共同富裕问题，李克强、王沪宁、韩正以及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了会议。通常汪洋并不参加中央财经委会议，为什么这次出席了呢？因为“第三次分配”的核心是让富人出钱，很多富人都是全国及地方政协代表，比如腾讯老板马化腾就是全国政协代表。据称，让汪洋出席会议，就是让他会后在政协系统执行的。
第二天，8月18日，腾讯（00700.HK）公布二季度财报，马上就宣布拿出500亿元用于“共同富裕”，引起舆论哗然，老百姓一眼就看透中共抢钱的本质。这反而让腾讯很难堪。据称，腾讯的这一行为被中共认为是“政治投机”，并指责腾讯是“假捐赠”，如果真捐钱，为何还在腾讯账户上管理而不直接捐给基金会？为何不是马化腾个人捐钱而是让公司捐钱？
中国改开40年来，尤其是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这20年来，用一代人的时间就造就了不少富豪。在美国，无论是洛克菲勒，还是比尔・盖茨、巴菲特都有富豪主动做慈善的传统，而中国富豪还缺乏这一意识。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个人、遗产捐赠、基金会和公司慈善机构捐赠4496亿美元，占GDP的2.1%，中国2019年的实物和现金捐赠是1509亿元，只占GDP的0.15%，美国是中国的14倍，而且美国75%的捐赠来自个人，中国只有40%来自个人。但是，美国富人捐赠与中共做法本质的不同是，美国富人是自觉自愿的，而中共是在抢钱。
中共提出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通过税收、社保和转移支付来增加三次分配，但是这一思路本身就是错误的。
一次分配错误，不能靠三次分配弥补
中国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显而易见。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1》显示：2020年全球12.2%的人口拥有84.9%的财富，而2020年中国财富排名中，1%的人就占有了30.6%的财富。
贫富差距大，居民收入低，是因为中国的一次分配出了问题。中国劳动力成本占GDP的比例低于50%，而美国则为70%；中国人的每小时工资也很低，这意味着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过低。
中共当局雇佣的公务员、国企员工，差不多占到社会劳动力成本的1/3。在低工资时代，中国企业的人力成本普遍较低，但工业产品价格较高，交给国家的利税较高，因为这样中共可以通过税收拿走更多的钱。
中共建政之后，效仿苏联的“剪刀差”模式，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就是“剪刀差”，它表明工农业产品价值的不等价交换。
中共利用“剪刀差”，低价从农民手里收购农产品，而高价销售工业品，比如中国的工业电价在世界上奇高。学者温铁军曾引用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的推算结果，认为1953至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25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额估计在6000亿至8000亿元。这意味着中共利用扭曲的价格机制，从农民手中抢走了大量他们应得的财富。
至今，中共仍严格管控农产品价格，粮食等价格并未放开，尽管中共给予农民补贴，但是补贴很低，只能保本，遇到天灾人祸就会赔钱，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出来打工，这是农民低收入的根本原因。如果粮食价格放开，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可以转让土地获利，中国农民的财富水平会大大提高，就像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农民一样，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都不低，与城市居民之间也没有户籍差异。
可见，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初次分配出了问题，只有在收入初次分配中合理提高劳动力成本，大幅降低体制内就业比重，用工资形成的市场机制取代计划经济时期的低工资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问题。
市场化程度越高收入差距越小
很多人以为，互联网行业出现暴富，加大了贫富分化。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富豪现象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互联网行业创造了大量就业，从外卖骑手到软件工程师，大大提高了这些人的收入水平，让他们有了财富上升通道，很多人由此受惠。可以想象，如果1000万的美团骑手、1300万的滴滴司机都失业，那么贫富差距岂不是更大，对社会波及面岂不更广？
事实证明，经济越发达的领域和地区，收入差距越小，比如在全国经济发达、人均GDP增长快的浙江、广东、福建，收入差距不是越大，而是越小。因为这些地区暴富的人多，中产阶级也多，贫困人口少。而之所以存在暴富，是因为私营老板承担风险而获得了更高的资本利得，而不仅是劳动所得，这也是企业家正常收入的一部分，否则谁还愿意冒着投资失败的风险去当企业家呢？
学者张维迎多年前就发现，利润占比越高的地方，人均收入越高，收入增长速度越快，收入差距越小；而政府支出大、花钱多、转移支付高的地区反而收入差距大。
为什么呢？他认为中国企业的最大风险不是技术风险，也不是市场风险，而是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政府实际上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政策风险小，人们敢创业，大家都挣钱，所以收入差距小。市场化程度低，政策风险大，敢承担风险创业的企业家少，这些企业家就能获取垄断利润，所以会出现少数人赚大钱，导致收入差距反而大。
事实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越穷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大。根据中共官方数据，2020年，全国各省市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平均值为2.56倍，经济落后的宁夏、贵州、云南、陕西、青海、甘肃、西藏等地的区城乡收入差距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所以，张维迎认为，提高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减少政府行为带来的不确定性，用法治将政府约束起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解决之道。而此前中共靠着加大转移支付来获得均衡的办法是不成功的。
私产变共产 共产变官产
发展市场经济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之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什么都不做。德国的城乡差距就很小，主要原因是，德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基础设施、就业机会、社会保障、教育就医等方面几乎没有差异，所以很多大企业也能分布在小城镇，使人们不必挤入大城市就能获得同等的就业机会。
德国政府做的就是如何让教育、医疗等上述资源能在社会上公平分配。德国的国土是经过严格规划的，每个城市的森林覆盖率都要达到将近30%，所以你不管生活在哪个城市，都能享受到好的环境。而中国的社会资源无论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还是甘肃青海这样的落后地区，分配都是不均衡的。以教育医疗资源为例，中共官员为子女上学和享受特需医疗，也不会让这些资源与民共享。
富人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富人的财富摆在明面上，因为上市公司的万亿市值是谁都能看的到的，而中共官员的贪污腐败是人看不到的，而他们的财富很可能比富人还要高。
这些年，腐败之风更甚，从原总后副部长谷俊山老家的“将军府”，到清点两亿现金烧坏点钞机的原国家发改委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从把茅台酒倒到自家下水道的原贵州副省长王晓光，到三个“一百”（百套房产、百名情妇、百名关系人）的金融高管赖小民，无不证明中国的权钱交易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这些年中纪委查处了400多万人。如果说少数人腐败是个人问题，那么群体性腐败就是制度问题。
从招商银行2018年报可以测算，在中国，1.9%的人就掌握着81%的财富，远远高于一般的二八定律。而普通人呢？六亿人一个月一千元，两亿人零活就业，这就是现状。一个房贷就拖累“六个口袋”，相当多的城市居民成为家庭负债极高的“负翁”。
中共说是消灭私有制搞共产，但却把共产变成了官产，从富人手里抢钱，也是要把私企国有化，中共官员不能看着民企老板获利，要自己掌握这些资源获利，所以和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中共根本不把老百姓的死活当回事儿，“共同富裕”只是骗人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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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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