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澤：為什麼說共同富裕的路徑是錯的？
【希望之聲2021年8月29日】8月17日，中央財經委第十次會議研究共同富裕問題，李克強、王滬寧、韓正以及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了會議。通常汪洋並不參加中央財經委會議，為什麼這次出席了呢？因為「第三次分配」的核心是讓富人出錢，很多富人都是全國及地方政協代表，比如騰訊老闆馬化騰就是全國政協代表。據稱，讓汪洋出席會議，就是讓他會後在政協系統執行的。
第二天，8月18日，騰訊（00700.HK）公布二季度財報，馬上就宣布拿出500億元用於「共同富裕」，引起輿論嘩然，老百姓一眼就看透中共搶錢的本質。這反而讓騰訊很難堪。據稱，騰訊的這一行為被中共認為是「政治投機」，並指責騰訊是「假捐贈」，如果真捐錢，為何還在騰訊賬戶上管理而不直接捐給基金會？為何不是馬化騰個人捐錢而是讓公司捐錢？
中國改開40年來，尤其是互聯網快速發展的這20年來，用一代人的時間就造就了不少富豪。在美國，無論是洛克菲勒，還是比爾・蓋茨、巴菲特都有富豪主動做慈善的傳統，而中國富豪還缺乏這一意識。數據顯示，2019年，美國個人、遺產捐贈、基金會和公司慈善機構捐贈4496億美元，佔GDP的2.1%，中國2019年的實物和現金捐贈是1509億元，只佔GDP的0.15%，美國是中國的14倍，而且美國75%的捐贈來自個人，中國只有40%來自個人。但是，美國富人捐贈與中共做法本質的不同是，美國富人是自覺自愿的，而中共是在搶錢。
中共提出探討效率與公平的關係，通過稅收、社保和轉移支付來增加三次分配，但是這一思路本身就是錯誤的。
一次分配錯誤，不能靠三次分配彌補
中國的貧富差距、城鄉差距顯而易見。瑞士信貸《全球財富報告2021》顯示：2020年全球12.2%的人口擁有84.9%的財富，而2020年中國財富排名中，1%的人就佔有了30.6%的財富。
貧富差距大，居民收入低，是因為中國的一次分配出了問題。中國勞動力成本佔GDP的比例低於50%，而美國則為70%；中國人的每小時工資也很低，這意味著勞動力的工資水平過低。
中共當局雇傭的公務員、國企員工，差不多佔到社會勞動力成本的1/3。在低工資時代，中國企業的人力成本普遍較低，但工業產品價格較高，交給國家的利稅較高，因為這樣中共可以通過稅收拿走更多的錢。
中共建政之後，效仿蘇聯的「剪刀差」模式，工農業產品交換時，工業品價格高於價值，農產品價格低於價值，所出現的差額就是「剪刀差」，它表明工農業產品價值的不等價交換。
中共利用「剪刀差」，低價從農民手裡收購農產品，而高價銷售工業品，比如中國的工業電價在世界上奇高。學者溫鐵軍曾引用國務院農業發展研究中心1986年的推算結果，認為1953至1978年計劃經濟時期的25年間，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總額估計在6000億至8000億元。這意味著中共利用扭曲的價格機制，從農民手中搶走了大量他們應得的財富。
至今，中共仍嚴格管控農產品價格，糧食等價格並未放開，儘管中共給予農民補貼，但是補貼很低，只能保本，遇到天災人禍就會賠錢，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所以才有這麼多人出來打工，這是農民低收入的根本原因。如果糧食價格放開，農民成為土地所有者，可以轉讓土地獲利，中國農民的財富水平會大大提高，就像日本、韓國等國家的農民一樣，社會地位、經濟地位都不低，與城市居民之間也沒有戶籍差異。
可見，貧富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初次分配出了問題，只有在收入初次分配中合理提高勞動力成本，大幅降低體制內就業比重，用工資形成的市場機制取代計劃經濟時期的低工資政策，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一問題。
市場化程度越高收入差距越小
很多人以為，互聯網行業出現暴富，加大了貧富分化。其實，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正確，富豪現象只是硬幣的一面，另一面則是互聯網行業創造了大量就業，從外賣騎手到軟體工程師，大大提高了這些人的收入水平，讓他們有了財富上升通道，很多人由此受惠。可以想象，如果1000萬的美團騎手、1300萬的滴滴司機都失業，那麼貧富差距豈不是更大，對社會波及面豈不更廣？
事實證明，經濟越發達的領域和地區，收入差距越小，比如在全國經濟發達、人均GDP增長快的浙江、廣東、福建，收入差距不是越大，而是越小。因為這些地區暴富的人多，中產階級也多，貧困人口少。而之所以存在暴富，是因為私營老闆承擔風險而獲得了更高的資本利得，而不僅是勞動所得，這也是企業家正常收入的一部分，否則誰還願意冒著投資失敗的風險去當企業家呢？
學者張維迎多年前就發現，利潤佔比越高的地方，人均收入越高，收入增長速度越快，收入差距越小；而政府支出大、花錢多、轉移支付高的地區反而收入差距大。
為什麼呢？他認為中國企業的最大風險不是技術風險，也不是市場風險，而是政策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政府實際上是最大的不確定性。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政策風險小，人們敢創業，大家都掙錢，所以收入差距小。市場化程度低，政策風險大，敢承擔風險創業的企業家少，這些企業家就能獲取壟斷利潤，所以會出現少數人賺大錢，導致收入差距反而大。
事實也印證了這一觀點，越窮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大。根據中共官方數據，2020年，全國各省市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平均值為2.56倍，經濟落後的寧夏、貴州、雲南、陝西、青海、甘肅、西藏等地的區城鄉收入差距均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所以，張維迎認為，提高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減少政府行為帶來的不確定性，用法治將政府約束起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是縮小收入差距的根本解決之道。而此前中共靠著加大轉移支付來獲得均衡的辦法是不成功的。
私產變共產 共產變官產
發展市場經濟是縮小貧富差距的根本之道，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什麼都不做。德國的城鄉差距就很小，主要原因是，德國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之間的基礎設施、就業機會、社會保障、教育就醫等方面幾乎沒有差異，所以很多大企業也能分佈在小城鎮，使人們不必擠入大城市就能獲得同等的就業機會。
德國政府做的就是如何讓教育、醫療等上述資源能在社會上公平分配。德國的國土是經過嚴格規劃的，每個城市的森林覆蓋率都要達到將近30%，所以你不管生活在哪個城市，都能享受到好的環境。而中國的社會資源無論在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還是甘肅青海這樣的落後地區，分配都是不均衡的。以教育醫療資源為例，中共官員為子女上學和享受特需醫療，也不會讓這些資源與民共享。
富人之所以成為眾矢之的，是因為富人的財富擺在明面上，因為上市公司的萬億市值是誰都能看的到的，而中共官員的貪污腐敗是人看不到的，而他們的財富很可能比富人還要高。
這些年，腐敗之風更甚，從原總後副部長谷俊山老家的「將軍府」，到清點兩億現金燒壞點鈔機的原國家發改委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從把茅台酒倒到自家下水道的原貴州副省長王曉光，到三個「一百」（百套房產、百名情婦、百名關係人）的金融高管賴小民，無不證明中國的權錢交易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這些年中紀委查處了400多萬人。如果說少數人腐敗是個人問題，那麼群體性腐敗就是制度問題。
從招商銀行2018年報可以測算，在中國，1.9%的人就掌握著81%的財富，遠遠高於一般的二八定律。而普通人呢？六億人一個月一千元，兩億人零活就業，這就是現狀。一個房貸就拖累「六個口袋」，相當多的城市居民成為家庭負債極高的「負翁」。
中共說是消滅私有制搞共產，但卻把共產變成了官產，從富人手裡搶錢，也是要把私企國有化，中共官員不能看著民企老闆獲利，要自己掌握這些資源獲利，所以和老百姓一點關係都沒有，因為中共根本不把老百姓的死活當回事兒，「共同富裕」只是騙人的謊言。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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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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