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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西说真相 Matters 20250502
泽西
内容提要：
在中国，学术已逐渐沦为政治权力和利益交易的附庸，从诺奖得主屠呦呦三次落选院士，到董小姐借“4+4”教育通道闪耀协和，这些看似偶发的新闻背后，是一整套官本位主导、数量主义驱动的制度病灶。文章通过一系列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学术不端从“论文工厂”到“院士评选”的全链条腐败。制度性的造假不是偶然，而是被扭曲的“科学管理”催生出的荒诞现实。它既是体制的异化产物，也是民族文化宽容腐败现象的社会共谋。当真理与诚信被边缘化，中国的知识体系正陷入全面的信任危机。
屠呦呦和董小姐：学术造假、学界黑暗的两面镜子
在开始论述“中国学术造假与制度之恶”这个话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两则新闻。
新闻之一：4月30日，95岁的诺奖获得者屠呦呦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而中国两院院士名录中始终没有她的名字。因为她不跑不送不找关系，她既没有行政级别，发表的论文数量也不多，她不为名，不为利，一门心思在学术研究，这就注定了她在中国的命运轨迹。
在国内，屠呦呦三次落选院士，在海外却赢得了25项国际大奖。屠呦呦的遭遇像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权力逻辑凌驾于科学精神之上的病态体制，国际认证也印证出中国的制度之恶。
屠呦呦的遭遇更像是一种多棱镜，不仅折射出中国院士遴选制度的黑暗，也折射出中国学术管理的另类腐败——“数量主义”。“数量主义”背后的逻辑指向就是“行政级别”，也就是官本位。正是在“数量主义”和官本位的引领下，学术造假泛滥成灾。
新闻之二：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董袭莹的“跨界奇迹”故事。由桃色新闻引发的网络挖掘，董小姐雄厚的家世背景浮出了水面，接着牵出董小姐的“4+4”硕博连读制度，再牵出提出“4+4”医学教育体制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他就是董小姐的直接靠山。
网友再挖出214名“4+4”学制的医学博士名单。董袭莹，从经济学本科生到协和医学博士，董某的“跨界奇迹”更像科幻小说。正像有论者所说的，“当寒门学子还在为一个规培名额挤破头，特权者早已用家族背书铺就了罗马大道”。
盛玺澄，靠着艺术生身份一路减分进入国内名校，最后4+4再转身成为协和医学院博士。还有一个韩同学更离谱，2023年发抖音炫耀自己医学博士毕业，当年她才23岁，收获神童称号和无数赞美的韩同学，最近忙着删视频。
一个个奇葩传奇的医学博士故事，震碎了无数人的三观，激起的怒潮山呼海啸，有人可能怕了。于是，北京协和医学院“4+4”改革试点班招生网网页就打不开了，国家卫健委介入董小姐事件的调查了。
医疗行业最忌“速成神话”，可董某等人硬是把现实演绎成神话，从西方引进的“4+4”的教育制度，已彻底蜕变成专为有权有势家族定制的“阳光晋级”通道，在“阳光”的背面，是教育不公，学术诚信被特权阶层无情践踏的黑暗。学术造假，登堂入室，肆无忌惮，幕后的黑手是谁？
以上两则新闻，共同指向一个主题：学术造假，学界黑暗。
“小鱼小虾”与“论文工厂”
学术研究本是一项揭示真相，发现真理的神圣事业，坚守诚信，扞卫真理是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一项不可逾越的底线原则。“天变地变，道义不变”。但令人悲哀的是，在中国的学术界，这个底线被一次又一次地击穿，这个神圣的事业被所谓的知识分子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亵渎和糟蹋，致使中国学术成为造假的代名词。致使学术坚守者成为被讪笑的少数派和另类的“老实人”。
近十年来，中国社会风气越来越污浊化，学术不端愈演愈烈，像新冠病毒那样快速蔓延至整个中国的大学、科研院所和各类医学机构等。与此同时，顺应论文造假、论文抄袭风潮一浪高过一浪，“论文工厂”应运而生，遍地开花。让我们先来看看“小鱼小虾”与“论文工厂”上演的一幕幕闹剧吧。
所谓“小鱼小虾”，这里特指二类人群，一是指学生层面的学术不端，主要是本科生、硕士生和博生生毕业论文的学术不端。二是特指大学、科研院所和医院等机构里普通科研人员的职称论文的伪造、篡改和抄袭现象。
据中国高校知情人士透露，在高校，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九成左右都是东抄西摘的垃圾货，这其中至少有10%的懒汉索性一字不写，花3000元左右直接从“论文工厂”里购买论文，或雇人代写论文。如果一个学校购买的人多了，撞车现象则经常发生。硕士和博士毕业论文抄袭造假事件也司空见惯。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
所谓“论文工厂”，就是包揽论文代写代发全过程，展开一条龙服务的造假平台，这个造假平台散布在电商平台上，散布在自媒体平台上，甚至还有大量的线下实体机构，总之，“论文工厂”形形色色，但目标主要只为上述两类人服务。
比如湖南长沙医学杂志社，就是专事医学论文买卖业务的一家地下实体机构。该机构里几十号人，满世界招揽业务，生意相当红火。它们一面花钱购买全国各大医院医生的通讯联系方式，一面与全国近千家期刊建立紧密业务合作关系。它们声称与省级期刊，国家级期刊还有核心期刊都有特殊关系，当然更多地是地下刊物，即所谓各类期刊的“增刊”。
有的业务员一个月能做几十单业务。虽说是地下的，但它们都是明码标价的，一篇论文代写少则二至三千元（服务的客户主要是学生群体），而代写代发各类医学论文则多达三至五万元不等。
当下经济萧条，很多实体企业都关门闭户了，但“论文工厂”的生意却蒸蒸日上，因为需求强劲，而供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都是假货和水货，要多少有多少，反正即便购买者上当受骗了，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们是不敢举报的，就像很多嫖客被诈骗，也只能自认倒霉。
经过二三十年的实战操练，现在“论文工厂”的运作也“专业”和“规范”了。比如，不泄露客户的身份信息，像银行为储户保密一样，他们还与客户签订保密协议等等。“论文工厂”灰色产业链的繁荣兴旺一方面折射出“小鱼小虾”们生存状态的窘迫和被逼无奈，另一方面也凸显中国学术不端在中低端科研群体中的泛滥成灾。
硕博学生毕业论文学术不端的公开案例
据官媒报道，2022年5月，中国科技部通报了24起部分高校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主要涉及代写代投、数据和图片造假、不当署名、伪造通讯作者邮箱、买卖论文数据等行为。涉及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20所高校和附属医院，共处理52人。
据网上公开信息，2016年，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秘档案学系档案学专业硕士毕业生陈振的学位论文《档案开放利用与信息安全保障研究》抄袭了安徽大学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硕士毕业生刘俊玲的学位论文《档案开放利用与信息安全保障研究》，两文高度相似，标题、文内题目、摘要、关键词，甚至致谢语都一字不差。据悉，山东大学已撤销陈振的硕士学位，同时取消其导师刘旭光的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
与此相同的案例还有，2018年，厦门大学与天津大学两名硕士论文《基于J2EE的环保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完全雷同，起因于可能找了同一人代写或从同一家购买了论文。
据2016年披露的信息，吉林大学应用数学专业2008年届硕士毕业生李锐的毕业论文《基于近景摄影测量和模式识别技术的直升机落点位置测量研究》完全抄袭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2007届硕士毕业生朱笑笑的同名论文。
据2021年披露的信息，湖南大学2016届软件工程硕士毕业生陈杰学位论文《面向新媒体的新闻缩写关键技术研究》，全文抄袭北京理工大学2016届研究生赵连伟的同名论文。
近年来，根据官方公开披露的学生论文全文抄袭或绝大部分抄袭的案例，至少还有18起，至于未被揭发的学术不端则更是数不胜数，究竟有多少只有上帝知道。
近年来，关于论文抄袭事件弄得动静最大的要数“翟天临事件”。2019年初，影视明星翟天临在网上高调晒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录取通知书。随后网友发现，翟天临的一篇论文《谈电视剧<白鹿原>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涉嫌抄袭。全文只有2800余字，有1646字的内容与他人发表的内容完全相同。此文遭到原文作者黄山学院黄立华教授的谴责。
随后，北京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开展调查。经调查，翟天临确有学术不端行为。随后，北大校方作出翟天临退出博士后研究站的处理，责成光华管理学院做出深刻检查。北京电影学院宣布撤销翟天临的博士学位，同时撤销其导师陈浥的博导资格。
异化的学术“科学化”管理
由此可见，“小鱼小虾”们的学术不端绝不是个案存在，蔚然成风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此风盛行令人鄙夷和不屑，但不能就此推断出“小鱼小虾”们的道德人品就是最差的一类群体，事实上，他们的作伪和不端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科研“科学化”管理异化的产物。我们不相信“小鱼小虾”们天生就喜欢造假和舞弊，而更多的是被迫无奈的选择。
比如，中国高校一刀切地要求每个本科毕业生必须完成论文才能毕业，硕士博士论文必须公开发表才能毕业的学术硬性规定，这些“规定”给学术管理戴上“科学”和“规范”的美名，殊不知却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的舶来品。
科学管理，或者说量化管理，起源于美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被引入中国高校的。很多人将量化管理视为科学管理的代名词，并奉为圭臬，以为如此就是走向教育国际化了，他们不了解量化管理早年在美国主要是企业管理或工厂管理的一种手段。
他们照抄照搬美国工厂管理那一套，并打上了“科学管理”的标签，却忘记了很多中国大学生连一篇普通议论文都写不好的客观现实，在中学阶段，学生们从没有受过科学论文写作的训练，进入高校后又缺失有效训练和指导，所以强行规定之下，使得学生们顿时陷入手足无措的窘境，于是抄袭便成了一种普遍的应对之策。
笔者在这里不是为学生们的学术不端辩护，而只是澄清一个事实。三十年过去了，中国高校的这套所谓科学化管理的套路没有丝毫的改变，而是在科学异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
中国近年来研究生人数（硕士博士）每年都在130万人数左右，而全国省级以上正式期刊包括各类垃圾期刊也不过6000家左右。试想，如果要求这些学生的毕业论文都得公开发表，即便将全国所有的正式期刊每年全部拿来刊发学生论文，尚只能满足一半左右的需求。由此看来，这项“规定”是多么荒谬不堪。由此可见，学术不端的主因是这项荒诞不经的“规定”直接导致的，官方的“规定”某种意义上是在逼良为娼，它们才是学术不端真正的罪魁祸首。
中国各大医院要求医生职称评定必须公开发表论文。而中国各类医学杂志不过几百家，多数杂志其质量低劣如垃圾，而全国有35394家医院，有公立医院11870家，有三甲医院1580家，医生的职称评定普遍要求有学术论文发表，而三甲医院医生的职称评定的硬性规定是一定要有公开发表的论文，否则一票否决。仅三甲医院的医生就有20多万人，如此，即便几百家所谓的杂志全部开动，也远远不够医生职称评定论文的刊发，这又是一件举世荒诞的事。
有需求就有市场，特别是当市场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骗子行业就会应时而生。据媒体报道，在北京顺义法院审理的一起非法经营案中，一对姐弟召聘代理人员，仿冒正规期刊进行征稿，并私自印刷假冒刊物，仅用四年时间，便代发论文十余万篇，牟利一千八百万元。平均一百多元就能发一篇，可见就连这个造假的行当也内卷得很严重了。
当然，必须承认，在中国，绝大多数大学生根本没有撰写论文的兴趣，也没有撰写论文的能力，因为他们从小就没有训练过，所以，抄袭或拼凑论文几乎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平常之事。对此，整个社会舆论，也表现得相当宽容，根本没有耻感的舆论压力，感觉跟穿衣吃饭一样稀松平常，所以坊间才有“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的顺口溜。
也许正因为有此民族文化心理的认同，所以大学生或者研究生的论文学术不端才如此泛滥。所以，学术不端既有当事人道德自律的问题，也有官方制度安排异化的问题，也有民族文化心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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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泽西，资深财经媒体人，曾供职于中国最大的财经传媒集团20多年，曾撰写过近200万字的深度报道和评论文章。现在干净世界平台和YouTube平台上创建自己的频道“泽西说真相”。主要讲述四大系列：中国问题报告系列，毛泽东的幽暗心理解析系列，时政财经新闻评论系列、泽西杂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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