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读宋史的赵大胖 作者: 龅牙赵
在宋代，每个州县上交给朝廷的赋税都有定额，货币多少，粮食多少，土特产多少，朝廷会在每个周期内下发一个指标，各州县按照这个指标来完成即可。
当然，如你所想，一般来说，官员们为了保证自己能够完成任务，是要多收一点点的——至于这个一点点是多少，就得看官员们的“谨慎”程度，越谨慎，多收的数额就越大。
有些特别“谨慎”并且又特别“能干”的官员，会多收上来很多税，即便是充分考虑了运到开封路上的损耗，也依然有很多剩下的，这一部分，就被称作“赢余”或者“盈余”。
这笔钱怎么处理，基本上就是当地的官员自己说了算，可以贪污了，可以作为州县小金库，也有一部分想要“上进”的人，会把这些盈余上交给皇帝，以表现自己的能力，希望能够获得皇帝的另眼相看。
但是一开始，大宋的皇帝们还是很谨慎的，他们虽然想要更多的钱，但是始终还是要尽力维持一个“财政充盈”和“政权稳定”之间的平衡点，希望不要把百姓压榨狠了。
宋仁宗天圣年间，当时的京西转运使刘绰就是一个“能吏”，在收取租米的时候，想方设法多收了十万多石，准备全部献给朝廷，请三司来接收。
当时垂帘听政的刘太后问：“已经盘存入库了的租赋，允许再追加盘存接收吗？”
刘绰回答说：“以前的转运使心太软，没有全部收上来。”意思是，虽然已经入库了，但是我这边办事得力，又搞了一些。
哪知道刘太后并没有接茬，而是教育他说：“你认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吗？这四个人能够坐到现在的位置，都不是因为在收租赋的时候动手脚榨取百姓被提拔的。”
刘绰听完大为惭愧，后来跟人说；“当时要是殿上有个缝隙，我肯定要钻进去躲起来。”
刘太后的思路后来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至少是形式上比较好的贯彻。
皇祐年间，淮南的漕臣非常开心地给朝廷贡献了十万贯的赢余，那时候宋仁宗正缺钱，但是欧阳修上书，请宋仁宗拒绝了这一份厚礼，免得官员们效仿，加重盘剥百姓。宋仁宗也同意了欧阳修的意见，没说什么。
到了绍兴三年，宋高宗跟金国打仗的时候也开始缺钱，当时的藤州知州侯彭老把本州食盐专卖的赢余，兑换成了一百六十两黄金、一千八百两白银，献给朝廷。
宋高宗拿到这笔钱之后，很快就给了批复：“有什么赢余，就走什么流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守臣没有资格进献。为了避免这样的行为让其他州县效仿，因此盘剥百姓取媚朝廷，侯彭老罢职、降一级，以惩戒他的不当之举。”
由此可见，直到现在，朝廷明面上的表态都是禁止过分榨取民财的。
直到宋理宗朝，情况发生了变化。
宝祐五年，当时的淮东总领（可能是赵与訔yín），将自己收上来的赢余三百万缗交给了朝廷，宋理宗大手一挥，给他升了一官，让他就在原岗位上戒骄戒躁举一反三，为朝廷贡献更大的力量。
面对这种来自顶层的赞同，朝廷稍微有点良知的官员也无可奈何，只能私下编排小作文讽刺淮东总领，说他将百姓手中本来就不多的余财都榨取干净了。
从禁止榨取民财，到鼓励榨取民财，这个转变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发生了。
你以为这就是最惨烈的了吗？还有更惨的，权当本文的彩蛋吧。
宋代有一个制度叫“苗斛”，有点类似于“和买”，就是政府在百姓手中强制收购余量，收取的是大米或者小麦。庐陵（今江西吉安）的苗斛总额是三十六万斛，在北宋时期，为了鼓励农民售卖（其实是按指标缴纳）苗斛，按照当时的规定，农民每缴纳一斛粮食，政府就要补贴二斗五升的盐，考虑到龙泉（今遂川）和太和（今泰和）两个县离州府太远，多补贴一升盐，达到了二斗六升。
这个盐，被称作“苗盐”。
但是到了建炎南渡之后，规矩突然之间就变了，“苗盐”这个东西确实存在，但是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是政府补贴给百姓，现在是百姓缴纳苗斛的时候，还要额外再向政府缴纳相应的苗盐。
荒诞的是，龙泉和太和两个县，按照规矩还要多缴纳一升的苗盐。
真是踏马地皇恩浩荡了。
2025年09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