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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还是守住了良知底线

2026年07月19日 21:22

来源: 青衣仙子 作者: 徐敏

1950年代的大学生活，穿插了太多的，使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很大冲击。陈高华1955年考入大学历史系，1960年毕业，他的五年大学，真正念书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二年级下学期整风反右，三年级赶上大跃进，学校里开展双反运动，整天开会，红专辩论。四年级下放，参加民族调查，在跑了一年。五年级回校上课，但没有多久，反右倾运动又开始了，接着便是教学革命，集体编书，全班同学齐上阵，一直到毕业前夕才停止下来。

西方大学的历史系，无例外地都有“史学方法”课程，为学生介绍搜集资料、从事写作的一些基本规则。民国时期，不少大学历史系都开设有“史学方法”课程，为学生介绍搜集资料、研究写作的一些基本规则。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历史系的课程完全学习苏联模式，“史学方法”课被从此取消。

幸亏翁独健先生很重视史学方法，他利用各种机会，给学生讲授搜集资料和写作论文的基本要求，强调要尽可能穷尽与研究课题有关的一切资料，同时必须区别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要尽可能使用原始资料。不少学生因此终身受益，少走了许多弯路。

陈高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所内专家众多，都各有自己的研究方向。

文革一来，所有人都受到冲击。部奉命下放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原有的组、室完全打散，采用军队连、排、班的编制，历史所百余人编为一个连队，下分三个排，再下为班。陈高华所在的班，任务是种菜，整天在地里劳作。学部的笔杆子很多，但对干校生活却很少有人记载，幸亏外文所的杨绛先生还有一部《干校六记》。其实那一段苦涩的历史很值得记录。陈高华回忆说：“干校所在的息县东岳，土地贫瘠，劳动艰苦，生活条件也很差。刚到东岳时，全连男性成员住在一个大仓库里，用木板搭成双层铺，一个挨着一个。息县夏天酷热，常在40度以上，直到深夜仍热气不散。仓库密不通风，虽然劳动强度极大，身体疲乏，但也难以入睡。年轻一点的大多在仓库外的泥地上铺一层塑料布，加上席子，露天睡觉。我记得还要在旁边放一盆水，半夜热醒了，起来擦把脸，才能继续入睡。”身体差的和年纪大的先生们，就只能睡在仓库里。

唯有胡厚宣是个例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困境。胡先生是先秦史研究室的主任，著名的甲骨文专家，二级研究员，是历史所为数不多的高研之一。

1964年全学部的干部几乎都去了山东海阳参加“四清”运动，1970年全学部的干部也几乎都去了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胡厚宣都竟然没去，而留在安然度日。这和他在历次运动中，懂得保护自己是分不开的。

无独有偶，秦汉史研究室的主任贺昌群，也很懂得保护自己。贺民国时做过中央大学的历史系主任，曾在1939年夏季，应著名学者马一浮之邀，在四川乐山乌尤山创办复性书院，担任过书院教务长。

贺昌群给人的印象是行事低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论大会小会，孟祥才都没有听到他讲过一次话。

即便如此，文革开始后，贺昌群因为二级研究员还是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划入牛鬼蛇神一类人物，被挂上牌子集体批斗。但历史所的没有对他单独组织批判。

1966年8、9月份，社会上的到处“破四旧”，抄家成为时尚，许多人家的图书、古玩被要么抄走要么焚烧。历史所的造反派为了保护一些高级研究员家中的珍贵书籍，就抢在红卫兵之前，先到这些人家封存他们的图书。有时为了更保险起见，索性将整个书房封存起来。那天孟祥才带人去贺家查封图书时，几个街道上的老太太也跟了进来。

当时贺昌群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儿子正好在家，孟祥才带人封存贺昌群的书房时，向他说明了来意，他很配合，主动将自己的行军床从书房里移到了客厅。

一阵忙乱之后，贺昌群发现自己放在客厅桌子上的手表不见了。孟祥才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立即打电话让傅崇兰赶来商量对策。傅来后，两人检查了一起来参加查封书房的几个造反派，当着贺昌群的面解除了盗窃的嫌疑。贺见状表示：此事不可能是所里人干的。他怀疑是街道上的几个老太太所为，但已无法追究，只好自认倒霉。

相比手表的不翼而飞，贺的儿子更关心父亲如何定性，孟祥才答复据已知的材料，贺昌群不属于敌我矛盾。他儿子闻听感到安慰。在文革那种特殊年代，高级知识分犹如惊弓之鸟，要求甚低，只要不被划为敌我矛盾就很感万幸了。

王毓铨是明史研究室的主任，山东莱芜人，他是山东省立二师毕业的，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毕业。抗战期间他为的一家杂志写稿，介绍中国军民英勇抗敌的事迹。不久认识了美国驻华使馆的费正清，经费氏介绍，1938年赴美留学。整个抗战期间，他多次向宋庆龄主持的基金会捐款，支持祖国抗战。

新政权成立后，他立即动身回到国内，进入组建不久的历史所工作。他没找所里分配住房，而是用自己在美国的积蓄在北京购买了一处。后来私房改造，他就主动无偿地上交了。作为补偿，科学院分给他一套四居室的住房，而将他自购的四合院分给了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历史所定职称时，组织上根据他的学术水平给他定为二级研究员，他自己提出只要四级。

像他这样心怀赤子之心的，文革中仍被打成“牛鬼蛇神”。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原已交代清楚的“托派”问题又被翻了出来。一个懂英语的人拿了他发表在美国杂志上的文章，揭发他的文章全是歌颂军队的。王毓铨为此感到十分紧张。他对孟祥才说：我只在国民党军队待过，对的情况一无所知，我怎么去介绍八路军的事呢？再说，当时是全民抗战，国共合作，宣传国军抗战有罪吗？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得检查自己歌颂国民党军队的错误。幸好工宣队还比较明理，宣布对他的问题维持原来的结论，这才免于一劫。

1969年秋天，学部开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运动，历史所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不是清查者就是被清查者，孟祥才等人作为重点审查对象，被关押在建国门外的宿舍里，不断受到逼供信的煎熬。这些人和专案组成员的一日三餐，需要有人配送，于是组织上给了王毓铨一个新任务，让他负责为“五一六”分子和专案组送饭。木工师傅替他做了一个放在后架上的木盒子，以便摆放饭盒。王毓铨从此一日三餐从学部机关食堂为“五一六”分子和专案组成员买饭、送饭。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阴晴雨雪，他都骑着自行车准时将每个人的饭菜送来，饭后再将饭盒收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天往返三次，只为了做这种连文盲都可做好的工作，悲不悲哀？

还有更悲哀的。谢国桢是明史研究室最老的专家，毕业于20世纪20年代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的高足。解放前他是最负盛名的晚明史专家，有《晚明史籍考》《东北流人考》等一系列著作出版。其著作曾得到鲁迅赞赏。

但他有个“文化汉奸”的问题。1937年北平被日军占领，他没有离开，后来还就任了伪北大的教授。而最让人诟病的是他竟跑到日军的电台发表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讲话。

在垄断研究资料这件事上，他也存在问题。据说他家的晚明藏书比北京图书馆还丰富，有些珍本为他独有，研究时就很占优势。别人想借阅他珍藏的孤本，他从不答应。

他还特计较。因为是“文化汉奸”，他只定了个四级教授，但每月200多元的收入，在当时仍算得上高收入阶层。但他买什么东西都要讲价，孟祥才就亲眼看见他在食堂买饭时，要求大师傅多给他一点菜。由于种种原因，尽管他学术水平很高，资格也老，却连招研究生的资格也没有。

文革开始，他因“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被关入牛棚。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他因历史问题受到批斗。批斗那天，有人发现他家存放的祖宗牌位，就取了来，让他两手托着接受批判。据孟祥才描述：“他双手托着牌位，浑身颤抖，泪流满面，给他安上什么罪名他都一概接受。”

1970年夏天，他已经70高龄，还是被安排去了干校。“后来又跟着到了明港，与大家一起住在大房间里。他在北京使用抽水马桶，已经习惯了坐着大便。现在到了小地方，没有抽水马桶，他只能站着大便。由于便秘，他往往一站就是大半个小时。1971年夏天，明港酷热难耐，大家都只穿一条短裤睡觉，谢国桢也是如此。一天夜里，他从床上翻身摔到地上，他自己竟浑然不觉。第二天早晨，人们才发现他躺在水泥地上。”

经过这样一番磨难，人们发现谢国桢有了很大变化。他不再小气，多次主动拿钱买西瓜请大家吃。回到北京后，青年人向他请教问题，他不仅会详尽解答，还愿意将珍藏的书籍供人参考。孟祥才从干校回到北京后，开始写作《梁启超传》，用的是历史所印制的质量粗糙的稿纸。谢国桢知道后，特地到孟祥才的办公室对他说：“我家里有我自印的稿纸，比你用的好多了。你来拿去用吧。”孟祥才虽然最终没去，但心里还是受了感动。

2026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