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還是守住了良知底線
來源: 青衣仙子 作者: 徐敏
1950年代的大學生活，穿插了太多的政治運動，使正常的教學秩序受到很大衝擊。陳高華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60年畢業，他的五年大學，真正念書的時間只有一年半。二年級下學期整風反右，三年級趕上大躍進，學校里開展雙反運動，整天開會，紅專辯論。四年級下放，參加民族調查，在新疆跑了一年。五年級回校上課，但沒有多久，反右傾運動又開始了，接著便是教學革命，集體編書，全班同學齊上陣，一直到畢業前夕才停止下來。
西方大學的歷史系，無例外地都有「史學方法」課程，為學生介紹搜集資料、從事寫作的一些基本規則。民國時期，不少大學歷史系都開設有「史學方法」課程，為學生介紹搜集資料、研究寫作的一些基本規則。1952年大學院系調整，歷史系的課程完全學習蘇聯模式，「史學方法」課被從此取消。
幸虧翁獨健先生很重視史學方法，他利用各種機會，給學生講授搜集資料和寫作論文的基本要求，強調要儘可能窮盡與研究課題有關的一切資料，同時必須區別原始資料和轉手資料，要儘可能使用原始資料。不少學生因此終身受益，少走了許多彎路。
陳高華大學畢業后，分配在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所工作。所內專家眾多，都各有自己的研究方向。
文革一來，所有人都受到衝擊。科學部奉命下放河南息縣五七幹校勞動。原有的組、室完全打散，採用軍隊連、排、班的編製，歷史所百餘人編為一個連隊，下分三個排，再下為班。陳高華所在的班，任務是種菜，整天在地里勞作。學部的筆杆子很多，但對幹校生活卻很少有人記載，幸虧外文所的楊絳先生還有一部《幹校六記》。其實那一段苦澀的歷史很值得記錄。陳高華回憶說：「幹校所在的息縣東嶽，土地貧瘠，勞動艱苦，生活條件也很差。剛到東嶽時，全連男性成員住在一個大倉庫里，用木板搭成雙層鋪，一個挨著一個。息縣夏天酷熱，常在40度以上，直到深夜仍熱氣不散。倉庫密不通風，雖然勞動強度極大，身體疲乏，但也難以入睡。年輕一點的大多在倉庫外的泥地上鋪一層塑料布，加上席子，露天睡覺。我記得還要在旁邊放一盆水，半夜熱醒了，起來擦把臉，才能繼續入睡。」身體差的和年紀大的先生們，就只能睡在倉庫里。
唯有胡厚宣是個例外，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困境。胡先生是先秦史研究室的主任，著名的甲骨文專家，二級研究員，是歷史所為數不多的高研之一。
1964年全學部的幹部幾乎都去了山東海陽參加「四清」運動，1970年全學部的幹部也幾乎都去了河南息縣「五七幹校」勞動，胡厚宣都竟然沒去，而留在北京安然度日。這和他在歷次運動中，懂得保護自己是分不開的。
無獨有偶，秦漢史研究室的主任賀昌群，也很懂得保護自己。賀民國時做過中央大學的歷史系主任，曾在1939年夏季，應著名學者馬一浮之邀，在四川樂山烏尤山創辦復性書院，擔任過書院教務長。
賀昌群給人的印象是行事低調，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無論大會小會，孟祥才都沒有聽到他講過一次話。
即便如此，文革開始后，賀昌群因為二級研究員還是成了「反動學術權威」，划入牛鬼蛇神一類人物，被掛上牌子集體批鬥。但歷史所的造反派沒有對他單獨組織批判。
1966年8、9月份，社會上的紅衛兵到處「破四舊」，抄家成為時尚，許多人家的圖書、古玩被要麼抄走要麼焚燒。歷史所的造反派為了保護一些高級研究員家中的珍貴書籍，就搶在紅衛兵之前，先到這些人家封存他們的圖書。有時為了更保險起見，索性將整個書房封存起來。那天孟祥才帶人去賀家查封圖書時，幾個街道上的老太太也跟了進來。
當時賀昌群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兒子正好在家，孟祥才帶人封存賀昌群的書房時，向他說明了來意，他很配合，主動將自己的行軍床從書房裡移到了客廳。
一陣忙亂之後，賀昌群發現自己放在客廳桌子上的手錶不見了。孟祥才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情，立即打電話讓傅崇蘭趕來商量對策。傅來后，兩人檢查了一起來參加查封書房的幾個造反派，當著賀昌群的面解除了盜竊的嫌疑。賀見狀表示：此事不可能是所里人乾的。他懷疑是街道上的幾個老太太所為，但已無法追究，只好自認倒霉。
相比手錶的不翼而飛，賀的兒子更關心父親如何定性，孟祥才答覆據已知的材料，賀昌群不屬於敵我矛盾。他兒子聞聽感到安慰。在文革那種特殊年代，高級知識分猶如驚弓之鳥，要求甚低，只要不被划為敵我矛盾就很感萬幸了。
王毓銓是明史研究室的主任，山東萊蕪人，他是山東省立二師畢業的，後來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36年畢業。抗戰期間他為美國的一家雜誌寫稿，介紹中國軍民英勇抗敵的事迹。不久認識了美國駐華使館的費正清，經費氏介紹，1938年赴美留學。整個抗戰期間，他多次向宋慶齡主持的基金會捐款，支持祖國抗戰。
新政權成立后，他立即動身回到國內，進入組建不久的歷史所工作。他沒找所里分配住房，而是用自己在美國的積蓄在北京購買了一處四合院。後來私房改造，他就主動無償地上交了。作為補償，科學院分給他一套四居室的住房，而將他自購的四合院分給了學部副主任劉導生。歷史所定職稱時，組織上根據他的學術水平給他定為二級研究員，他自己提出只要四級。
像他這樣心懷赤子之心的知識分子，文革中仍被打成「牛鬼蛇神」。清理階級隊伍時，他原已交代清楚的「托派」問題又被翻了出來。一個懂英語的人拿了他發表在美國雜誌上的文章，揭發他的文章全是歌頌國民黨軍隊的。王毓銓為此感到十分緊張。他對孟祥才說：我只在國民黨軍隊待過，對八路軍的情況一無所知，我怎麼去介紹八路軍的事呢？再說，當時是全民抗戰，國共合作，宣傳國軍抗戰有罪嗎？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還得檢查自己歌頌國民黨軍隊的錯誤。幸好工宣隊還比較明理，宣布對他的問題維持原來的結論，這才免於一劫。
1969年秋天，學部開始大規模清查「五一六」運動，歷史所的中青年知識分子不是清查者就是被清查者，孟祥才等人作為重點審查對象，被關押在建國門外的宿舍里，不斷受到逼供信的煎熬。這些人和專案組成員的一日三餐，需要有人配送，於是組織上給了王毓銓一個新任務，讓他負責為「五一六」分子和專案組送飯。木工師傅替他做了一個放在自行車后架上的木盒子，以便擺放飯盒。王毓銓從此一日三餐從學部機關食堂為「五一六」分子和專案組成員買飯、送飯。無論春夏秋冬，還是陰晴雨雪，他都騎著自行車準時將每個人的飯菜送來，飯後再將飯盒收回。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在將近一年的時間里，每天往返三次，只為了做這種連文盲都可做好的工作，悲不悲哀？
還有更悲哀的。謝國楨是明史研究室最老的專家，畢業於20世紀20年代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是梁啟超的高足。解放前他是最負盛名的晚明史專家，有《晚明史籍考》《東北流人考》等一系列著作出版。其著作曾得到魯迅讚賞。
但他有個「文化漢奸」的問題。1937年北平被日軍佔領，他沒有離開，後來還就任了偽北大的教授。而最讓人詬病的是他竟跑到日軍的電台發表鼓吹「大東亞共榮圈」的講話。
在壟斷研究資料這件事上，他也存在問題。據說他家的晚明藏書比北京圖書館還豐富，有些珍本為他獨有，研究時就很佔優勢。別人想借閱他珍藏的孤本，他從不答應。
他還特計較。因為是「文化漢奸」，他只定了個四級教授，但每月200多元的收入，在當時仍算得上高收入階層。但他買什麼東西都要講價，孟祥才就親眼看見他在食堂買飯時，要求大師傅多給他一點菜。由於種種原因，儘管他學術水平很高，資格也老，卻連招研究生的資格也沒有。
文革開始，他因「反動學術權威」的身份被關入牛棚。1969年清理階級隊伍，他因歷史問題受到批鬥。批鬥那天，有人發現他家存放的祖宗牌位，就取了來，讓他兩手托著接受批判。據孟祥才描述：「他雙手托著牌位，渾身顫抖，淚流滿面，給他安上什麼罪名他都一概接受。」
1970年夏天，他已經70高齡，還是被安排去了幹校。「後來又跟著到了明港，與大家一起住在大房間里。他在北京使用抽水馬桶，已經習慣了坐著大便。現在到了小地方，沒有抽水馬桶，他只能站著大便。由於便秘，他往往一站就是大半個小時。1971年夏天，明港酷熱難耐，大家都只穿一條短褲睡覺，謝國楨也是如此。一天夜裡，他從床上翻身摔到地上，他自己竟渾然不覺。第二天早晨，人們才發現他躺在水泥地上。」
經過這樣一番磨難，人們發現謝國楨有了很大變化。他不再小氣，多次主動拿錢買西瓜請大家吃。回到北京后，青年人向他請教問題，他不僅會詳盡解答，還願意將珍藏的書籍供人參考。孟祥才從幹校回到北京后，開始寫作《梁啟超傳》，用的是歷史所印製的質量粗糙的稿紙。謝國楨知道后，特地到孟祥才的辦公室對他說：「我家裡有我自印的稿紙，比你用的好多了。你來拿去用吧。」孟祥才雖然最終沒去，但心裏還是受了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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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