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文革”卷土重来
警惕“文革”卷土重来
任乃俊
近日看到一则新闻：郭德纲在武汉演出《济公活佛》时，借用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曲调，把“微山湖上静悄悄”改成“紫禁城中静悄悄”，又加了几句戏谑唱词。
有人举报后，武汉市文旅部门以改编唱段没有列入事先报备材料为由，启动立案调查。随后，麒麟剧社原定8月15日举行的西安站演出也被取消。
看到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恍惚之间，那个早已被历史审判的姚文元，仿佛又拎起臭名昭着的“姚棍子”重新登台，一棍横扫一大片。
这使我想起“文革”期间邻居的一段悲惨遭遇。
那位老兄为了表示自己热爱革命样板戏，把一段样板戏唱词套进家乡江淮戏的唱腔，还改动了几个字。本想表忠心，没想到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他当即被打成“篡改革命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被抓进去判了重刑。直到“文革”结束，他才获得平反，走出监狱。
那时候人们才明白，江青指导的革命样板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反对不行，连讨好也不行；一个字都不能改，谁改谁就是现行反革命。
几十年过去了，一段舞台上的即兴改词，竟然又招来举报、立案和停演。历史难道又开始倒着走了吗？
有人会说，调查的理由是“未经报备”，并不是“篡改红歌”。但问题恰恰在这里：舞台上的即兴包袱，难道每一个字、每一句临场发挥，都必须事先报批？如果演出只能逐字照本宣科，相声和戏曲还有多少活气？
如果涉及版权或者报备程序，完全可以就事论事，按照明确、适度的规则处理。但是，一旦有人给艺术创作扣上“歪曲红色经典”“违背公序良俗”的大帽子，再通过举报和舆论围攻推动处罚，事情就不再只是程序问题，而是在重演我们熟悉的政治运动逻辑。
改革开放已经几十年了，歌曲就是歌曲，为什么还要分什么“红歌”“黑歌”？中国人是不是还要重新分成“红五类”“黑五类”？是不是还要把“专政”和“斗争”那一套重新搬回来？
一首歌借用了一句，后面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抄，就要举报、立案。难道所谓“红歌”比圣旨还要神圣？这是一个法治社会应有的表现吗？
更令我吃惊的是，评论区里声讨声四起。有人仿佛突然戴上了红袖章，恨不得把一段舞台包袱批倒批臭。那些大大小小的红卫兵似乎从未真正消失，只是暂时退场，等待着一声号令。
“文革”并不遥远。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早已被历史证明，也早已被中共中央的决议彻底否定。可是，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有些人的斗争恶习还是没有改变？
中国人刚刚吃了几十年饱饭，难道又要折腾回那个饥饿、恐惧、人人自危的年代？
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需要的是民主与法治，需要的是宽容、常识和自由创造，而不是永无休止地捕风捉影、上纲上线和发动斗争。
在那种环境中，不只是普通百姓会被斗得遍体鳞伤，就连最卖力的追随者、最忠实的走狗，也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斗对象。人人自危，国家还怎么发展？
姚文元式的人物和红卫兵，从来不是什么“正能量”，而是社会的灾难。
我过去只知道，鲁迅笔下那个从未娶妻生子的阿Q并没有断子绝孙，反而子孙满堂，几乎成了中国第一大家族。通过郭德纲事件我才明白，中国还有一个与阿Q家族并驾齐驱的家族——红卫兵的徒子徒孙。
他们平时蛰伏，只要出现一个“总导演”，只要有人发出一声号令，马上就会戴上袖章，登台表演。
阿Q家族的底色是愚昧；红卫兵徒子徒孙的本事，则是借“正确”之名行残酷之实。愚昧、恶意一旦与权力结合，就会变成民族的灾难。
如果有人借程序之名，把一段普通的舞台改词上纲上线，当成政治问题来处理，那么他所扮演的，就是一场“文革”小戏的导演。
今天，我们维护的绝不仅是郭德纲改几句歌词、说几句俏皮话的权利，也是每一个普通人不因一句话、一个玩笑而被扣帽子、被整治的权利。
不给这些大大小小的“导演”登台的机会，就是不给“文革”卷土重来的机会。
因为下一根棍子落下来时，没有人能够保证，挨打的不是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上海 任乃俊
2026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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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