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文革」捲土重來

2026年08月16日 21:38

警惕“”捲土重來

任乃俊

近日看到一則新聞在武漢演出《濟公活佛》時,借用電影《鐵道游擊隊》插曲《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的曲調,把“微山湖上靜悄悄”改成“紫禁城中靜悄悄”,又加了幾句戲謔唱詞。

有人舉報后,武漢市文旅部門以改編唱段沒有列入事先報備材料為由,啟動立案調查。隨後,麒麟劇社原定8月15日舉行的西安站演出也被取消。

看到這個消息,我大吃一驚。恍惚之間,那個早已被歷史審判的,彷彿又拎起臭名昭著的“姚棍子”重新登台,一棍橫掃一大片。

這使我想起“文革”期間鄰居的一段悲慘遭遇。

那位老兄為了表示自己熱愛,把一段唱詞套進家鄉江淮戲的唱腔,還改動了幾個字。本想表忠心,沒想到馬屁拍到了馬腿上。他當即被打成“篡改革命樣板戲”的,被抓進去判了重刑。直到“文革”結束,他才獲得平反,走出監獄。

那時候人們才明白,江青指導的革命樣板戲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反對不行,連討好也不行;一個字都不能改,誰改誰就是現行

幾十年過去了,一段舞台上的即興改詞,竟然又招來舉報、立案和停演。歷史難道又開始倒著走了嗎?

有人會說,調查的理由是“未經報備”,並不是“篡改紅歌”。但問題恰恰在這裏:舞台上的即興包袱,難道每一個字、每一句臨場發揮,都必須事先報批?如果演出只能逐字照本宣科,相聲和戲曲還有多少活氣?

如果涉及版權或者報備程序,完全可以就事論事,按照明確、適度的規則處理。但是,一旦有人給藝術創作扣上“歪曲紅色經典”“違背公序良俗”的大帽子,再通過舉報和輿論圍攻推動處罰,事情就不再只是程序問題,而是在重演我們熟悉的邏輯。

改革開放已經幾十年了,歌曲就是歌曲,為什麼還要分什麼“紅歌”“黑歌”?中國人是不是還要重新分成“紅五類”“類”?是不是還要把“專政”和“鬥爭”那一套重新搬回來?

一首歌借用了一句,後面沒有原封不動地照抄,就要舉報、立案。難道所謂“紅歌”比聖旨還要神聖?這是一個法治社會應有的表現嗎?

更令我吃驚的是,評論區里聲討聲四起。有人彷彿突然戴上了紅袖章,恨不得把一段舞台包袱批倒批臭。那些大大小小的似乎從未真正消失,只是暫時退場,等待著一聲號令。

“文革”並不遙遠。它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早已被歷史證明,也早已被中央的決議徹底否定。可是,為什麼幾十年過去了,有些人的鬥爭惡習還是沒有改變?

剛剛吃了幾十年飽飯,難道又要折騰回那個飢餓、恐懼、人人自危的年代?

一個國家的繁榮富強,需要的是與法治,需要的是寬容、常識和自由創造,而不是永無休止地捕風捉影、上綱上線和發動鬥爭。

在那種環境中,不只是普通百姓會被斗得遍體鱗傷,就連最賣力的追隨者、最忠實的走狗,也隨時可能成為下一個被斗對象。人人自危,國家還怎麼發展?

姚文元式的人物和紅衛兵,從來不是什麼“正能量”,而是社會的災難。

我過去只知道,魯迅筆下那個從未娶妻生子的阿Q並沒有斷子絕孫,反而子孫滿堂,幾乎成了第一大家族。通過郭德綱事件我才明白,中國還有一個與阿Q家族並駕齊驅的家族——紅衛兵的徒子徒孫。

他們平時蟄伏,只要出現一個“總導演”,只要有人發出一聲號令,馬上就會戴上袖章,登台表演。

阿Q家族的底色是愚昧;紅衛兵徒子徒孫的本事,則是借“正確”之名行殘酷之實。愚昧、惡意一旦與權力結合,就會變成民族的災難。

如果有人借程序之名,把一段普通的舞台改詞上綱上線,當成政治問題來處理,那麼他所扮演的,就是一場“文革”小戲的導演。

今天,我們維護的絕不僅是郭德綱改幾句歌詞、說幾句俏皮話的權利,也是每一個普通人不因一句話、一個玩笑而被扣帽子、被整治的權利。

不給這些大大小小的“導演”登台的機會,就是不給“文革”捲土重來的機會。

因為下一根棍子落下來時,沒有人能夠保證,挨打的不是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任乃俊

2026年8月15日

來源: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