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着坚定的信念，我在日本打黑工15年，忍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供女儿在美国从本科读到博士，最终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女儿毕业后，我又跑到美国，从零开始打工。几十年来，我不仅成功找到了底层家庭的出路，也充分实现了自我价值。
坚持、努力、突破，是我的奋斗方式。
依靠着坚定的信念，我在日本打黑工15年，忍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供女儿在美国从本科读到博士，最终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女儿毕业后，我又跑到美国，从零开始打工。几十年来，我不仅成功找到了底层家庭的出路，也充分实现了自我价值。
在我成长的年代，整个社会是很讲究家庭出身的。我的父亲在1948年加入过国民党，因此我的出身并不好。
江西是最好的，有米饭吃、离上海近，其次是黑龙江、云南军垦农场，最差的选择是安徽淮北。平时对我很好的老师说我出身不好，不能去江西，怕我越国境投敌，也不能去黑龙江、云南这种边界地区，只能到安徽淮北。
5月15日是我16岁生日，隔天我就走了。我妈跟在后面哭，由于我年岁比较小，跟我同一届的前辈们帮我拿着行李，我一滴眼泪都没流。我被分配到安徽五河县张集公社，和另外2个人组成了一个知青点。
没有地方可以住，村民就把磨坊空了出来。前一秒驴还在拉磨，后一秒我们就亲眼看着村民把石磨搬走，把全是驴尿的地方腾给我们住。
磨坊的墙上全是蜘蛛网，连个门板都没有。我们3个人迟迟不愿意解开行李，坐在屋里哭，好像解开行李就要在这里扎根了。
我教语文、体育和音乐，还要帮全村注射疫苗【相关阅读:显微镜学家发表对四家疫苗公司的成分分析】、看管仓库。我干活利索、认真，被评为县优秀知青代表之一。
1972年，开始流行收听英语讲座。下乡这几年，因为出身问题，我被很多招生、招工机会拒绝。我觉得自己可能会在农村待一辈子了，为了抓住以后可能出现的机会，我花30元买了一台收音机学英语。没想到2年后，当我把四册英文学完，就招工进最差的集体所有制工厂了。
这是1974年7月27日的日记，一再被拒的苦闷都被我写到日记里，但我依旧不忘鼓励自己“胜利永远是属于能吃苦者的”。
我属马，20岁生日当天，我在安徽五河县张集公社大魏大队骑马留影。
我想着只要不违法不害人，就不要为自己设限。我跑遍上海，在电线杆上贴满对调信息，结果真的找到了一名想调回安徽的女性。我私下给了她400元，顺利对调，1981年，我回到了上海。
我在广告上说此工作道路广、购物方便，引来了上海青年报的记者卧底。他写了一篇报道，质问关系网该不该破？报道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单位让我停职交待事情原委。
事发后，记者来找我，告诉我可以写文章反驳他，还帮我跟单位说了很多好话。因祸得福，单位嫌我太惹事，就让我调走了。
依靠努力，我在新单位当到后勤股长，读完了中专。
生活表面上安稳幸福，底下却暗流涌动。我求进步去考证，单位说不是单位安排的不予承认。妻子想调到中外合资企业，已被录取，但原单位拒绝放人，还不断找茬，甚至找借口扇妻子耳光。
忍不下这口气，我告到纺织局，纺织局就把事情转回单位，告来告去都没用。
跟朋友闲聊时，朋友跟我说，当警察都要审三代，而像我女儿这样的出身是不可能通过的。
我所在的单位是街道小集体制的，在上海只能算“三等公民”。而且我的文化程度不高，在单位做到中层就已经到头了，这条路再走下去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发展了。
这些生活中始终无法突破的障碍，让我无比失落，每一步我都尝试过，但每一步都掉下来。
我们想让单身的弟弟先去试试，但他一想到又来一次“洋插队”，就不愿意去了。
我想着在国内没有前途，不如出去看看，或许能闯出点名堂。这是我拿到的北海道飞鸟学院入学通知书。
临行前我回单位，领导得知我即将顺利出国，关切地问了我离开的日期，还问要不要单位派车送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想在我出发时把我拦住不让走。幸好我拒绝了突如其来的”好意“，并在出发日期上撒了个谎。
1989年，我冲破重重阻碍、离开家人，赴日留学了。
来这里读书的一批大龄中国留学生都是欠债出国的，大家焦虑不安，都想去东京那样繁华的地方边留学边打工，于是纷纷提出转校申请。
我出国时向亲戚们借了3万块人民币，现在看来，这不是什么大数目，可放到那个年代，这笔钱是我15年的工资。
飞鸟学院的华裔王校长从车子里出来，喊我的名字。他叫的语气很急，说这里有狼有熊，很危险，还说“要走，我送你们走！”他把我们送到阿寒町，嘱咐我们不要说出这件事。我们非常感激王校长，直到现在都保持着联系。
我们在濛濛细雨中走了一整夜，清晨坐上火车逃离了北海道。这段“布伏内橋“就是我们逃离的路线。
为了省钱，我在日本的生活都是捡来的。
从电视、空调、冰箱到身上穿的西装、皮鞋，基本都是捡的。连吃饭，都能从打工的饭店带剩饭回家，热一热第二天吃。
这是我在反对外国人打黑工的标语前留影，算是一种无奈的自嘲。那时候的心态就像是赌徒，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说不定街上碰到个警察就被抓走了，只能拼命。
每攒到一百万日元，我就寄回家一次。
我用假名打工，野村是我用过的假名之一。一开始不会日文，打工时会遇到障碍。有一次在后厨工作，厨师长着急地让我拿个东西，我没反应过来，就被怒气冲冲地扇了一巴掌。那时也觉得委屈，但无处可去，只能坚持工作下去。
我平时都在地铁上学习日语、写作以及备考各种证书。为了拿到更高到工资，我考了五本执业证书。
没办法分辨谁是好人坏人，我不敢带人来家里，也不敢和新认识的黑户口一起住。
这是刚到日本不久，女儿寄给我最伤感的信。一开始通电话不太方便，只能通信。她写信过来说，上周六回家后孤伶伶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家，觉得很孤独。这封信我从日本带到了国内，又带到了美国，一直放在身边。妻子和女儿在家生活不容易。妻子节俭惯了，几乎只穿工作服，就算到现在，给她钱她都不知道怎么花。
不知不觉，我就40岁了，这是我40岁当天穿着西装骑着马在日本的留影。
平时的衣服要么是捡的，要么就是花100日元（约人民币7元）去旧货店买的。管不了衣服是从活人还是死人身上剥下来的，能穿就行。
虽然我打的是黑工，还是坚持像日本人一样纳税，这是我的纳税证明。
其次，有了这些税单，就可以去考各种资格证了。
再就是考虑到女儿留学需要能提供资金的“财政资助人”，办理签证时需当着审查官的面说清资金来龙去脉，为了能当女儿留学的保人，我一直坚持纳税。
通电话方便后，远隔重洋，我每晚都要打电话回家，尽量不缺席她们的生活。1000日元能买20张10分钟的假电话卡，我通常一次买一百张。电脑流行起来后，我们还用网络聊天室打电话。
出租屋的墙上贴着女儿寄来的照片，我不在她身边生活，不知道这是她几岁时的照片。
我在广播中听到可以自主申请到国外留学，就要了一份申请资料，和女儿一起制定留学计划，目标依次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
在国内，每天，妻子都陪女儿去浦东学托福，学完再把她送回学校。就这样，我用电话听着女儿长大了。
我为女儿留学存了15万美元，为了提高成功率，我让女儿统统不要申请奖学金，而且一下子申请了二十所大学。1997年，女儿成功申请到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把女儿送到美国后，我考虑到女儿大学毕业后升学可能还需要钱，就跟妻子说，日本工厂只能干到60岁，我干到60岁就回国。
这是女儿博士毕业时，我们一家人的合照。
那年我50岁，正是壮年。担心自己回国没工作，我想到日资企业在上海建了很多办公楼，就在日本花了一个月考了一个清扫执照，想着回国后至少可以去日资企业扫扫地。
回国之前，我去东京入管局自首，以便顺利出境。整整15年没回国，回来后我才知道国内经济发展得也不错。
我还特意去找过昔日给我使绊子的领导，客气地递上烟。其实是想告诉对方：当年你想搞死我，今天我不仅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人不就是争一口气嘛。
女儿想让我当寓公养老、帮忙带孩子。可我闲不住，我想了解美国的社会，非打工不可。在去美国之前，我就找了个朋友学中式炒菜。
到美国后，为了全面了解，我在建筑工地、门窗厂、餐馆都干过。在日本打工时间很正规，时间一到就下班。在美国华人手下打工会被欺负，工时超长，受剥削太厉害了。
我在日本时候学过串烧，还在日记本里夹着个串烧菜单带回国。到美国后我去日本串烧店应聘，店长发现我是专业的，立刻就把原先聘请的日本师傅解雇了，还答应一周给我800美元。
店长很满意，而且很讲信用。等我绿卡下来能拿工资后，他就每个月多给我补一点钱，把之前没给的都补给我了。
日本串烧店经营不善倒闭了。我一个月拿1600美元的失业金，可以拿一年。这期间我每天去图书馆学英文，寻找就业信息，看到了一家曼哈顿宾馆的招聘。去应聘那天下着大雪，2000多号人应聘，我第一个到，就搭把手帮忙布置，顺利被录用了。
这是我在美国学习英文。美国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包容开放的。
我喜爱写作，从日本到美国，笔耕不辍，经常在华人报纸上发表文章。纽约卧虎藏龙，有很多华人诗人、作家聚集在这里，我时常参加他们的讲座和活动。而且我舍不得放弃每天能和美国人打交道的工作，所以至今我还是一个人住在纽约。
这是我们一家出游的合影。
实际上，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任何一个人开小差都不行。
有人说，你以前在日本这么卑微、又是黑户、又是妻离子散，有什么好辉煌的？
我一直认为人的格局、思想和观念不能局限于单一国家或者地域。我一生漂泊，不管是到日本还是美国，我都是零语言的状态开始的，相当于又聋又哑又瞎，再难也坚持下来了。
这一辈子苦过、奋斗过，到明年我就正式退休，去过另一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