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9 大抓捕十年|三个被改写命运的维权律师家庭
转自:集志社,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2015 年发生的「709 大抓捕」(後称「709 事件」),数以百计中国人权律师和异见人士被拘捕和带走,成为外界衡量中国人权状况变化的指标和分水岭。事件至今已 10 年,多名核心人物,王宇、王全璋、李和平在被关押、保释、判囚後,家庭和生活迎来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们和家人接受《集志社》访问指,「709」不是过去式,而是持续的标签与枷锁。

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是事件的风眼,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周世锋、王宇和王全璋等多名人权律师在当年 7 月同时被拘捕。作为当年的核心人物之一,王宇认为「709 事件」至今仍深深影响她和家人的生活。
王宇:无罪却被宣告社会性死亡
曾代理法轮功学员案件的王宇,在 2015 年被捕後遭关押 1 年多,一度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取保候审的状态早在 2017 年被解除,没有被法庭审判,却被宣告社会性死亡。她表示,被扣上「709」的标签後,失去执业权和出入境权,从法治扞卫者变成被制度和社会歧视之人:「按照中国法律,我是无罪之人,但执业证被注销,等於判我的事业死刑;不给我护照也不给我解释和理由,我的出境权和自由无辜被限制了。」
「709 事件」发生前,王宇已是行内有名的资深律师,失去执业资格後她原本可用公民代理人身分,继续从事法律工作。事与愿违,事件後出现多项新的法规,加强对公民代理人的管制。王宇和已任公民代理人多年的丈夫包龙军更成为「特殊照顾」人物:「中国律师人数相对中国人口比例还是很低,中国因为很缺乏法律人,所以允许公民代理人办案。在『709』後出台很多法规限制公民代理工作,就算对其他公民代理人没有限制的范围,我、我先生和其他『709』律师们的办案权利都被限制,就算我们所有条件都符合,很多法院都拒绝让我们代理案件。」

王宇表示事件後,当局对律师的管制越趋严厉,律师在法庭辩护的内容会被追究,与当事人会面被监视,没有律师再敢接受媒体访问谈论案情,使人权律师与官派律师的工作差异越来越少。她慨叹,用法律维权的路快走不下去:「在『709』之前,我们努力争取和付出很大代价,在程序和实体正义上还是有可能争取一点成果。例如可以为当事人争取刑期变短,总算有点安慰。但『709』後,就算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也不一定能争取到改变,不是律师的问题,是环境的问题。」前路难行,但王宇仍选择前行:「有太多人需要帮忙,有些是有执业证的律师不能接的案件,我还有法律知识和经验,我们可以做就尽量做,就算能帮忙很有限也尽量撑一下。」

集志社档案:709 事件逾 300 名律师、维权人士被捕
2015 年 7 月,中国官方在全国各地带走维权律师群体和维权人士,外界称为「709 大抓捕」,官方一直未解释行动理据。2016 年 8 月,被捕律师周世锋、胡石根等先後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成;新华社当时刊登周世锋等人被起诉的报道,引述公诉人指周世锋是犯罪集团头目,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纠集少数律师和人员,以律师打头阵、网络推手造舆论、职业访民「闹现场」的方式炒作热点和敏感案,表面打着「维权」旗号,实质是颠覆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犯罪集团。报道又指 2015 年 2 月,周世锋、胡石根、李和平等 15 人在北京的一个饭聚上,大谈「律师如何介入劳工运动」和「律师如何介入敏感案事件」等议题。
儿子因案受牵连 骨肉分离成新常态
王宇表示,抱歉自己的工作让家人承受难以言喻的压力。时隔 10 年,她说父母仍未走出女儿突然失踪的心理阴影:「我母亲只要我没有接电话她就很害怕,担心到睡不了觉,害怕我和我丈夫活不见人死不见屍。」
王宇亦要承受骨肉长期分离的痛苦,她说已 7 年多没见过正在澳洲读书的儿子包卓轩。儿子当年因事件受牵连,他原订在「709」事发当天赴澳洲读书,因王宇被捕在机场被警察带走;其後被限制出境,在其他维权人士协助下曾尝试偷渡、出国,皆失败被拘捕押返或拦阻。王宇形容儿子经历一波三折,直至 2018 年才能成功出国,不敢让儿子冒风险回家:「去年『国保』叫我让孩子回来,还说可以帮他买机票,他这样说我更不敢让孩子回来。这种骨肉分离对我们来说已成为常态。」

屡被迫迁、被退学 王全璋:与妻儿分离是折衷方法
事件的另一核心人物王全璋,是首批被捕但最迟获释的律师,被捕後失去联络、其後被判刑 4 年半,与太太李文足和儿子王广微分离长达 5 年。一家三口在 2020 年团聚,但到 2023 年再因屡遭迫迁和儿子多次失学等问题,被迫再度分开。
王全璋表示,尝试过不同方法让一家人可以同住,例如不断搬家、甚至搬离北京到其他城市生活,仍无法走出迫迁和被退学困局,亦未能成功让儿子出国。不欲情况影响儿子成长,最後决定由太太李文足带着儿子到各地旅居,他则留守北京工作,作为暂时的折衷方法:「分离我们当然不想,但我们不得不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妥协,我们没有接受他们所谓的安排,我也不愿意家人每天生活在被监视之下,现在我们在儿子受教育和家庭团聚之间做选择,用自己的方法给自己一个独立和自由的生活空间。」

被囚五年 更有耐性和韧性
王全璋说,坐牢改变了他的性格,用更「阿 Q」的角度看自由和家人的遭遇:「经历过 5 年的囚禁,我对被长期关在一间空间有了更大的耐性和韧性。2023 年我们一家被迫迁时,经历近两个月被断水断电的日子,李文足有点撑不住,我能坦然面对,有更大的耐性面对新的挑战和限制。」
事件亦让他反思人生和法律的意义,更明白人权律师的存在价值:「我们当然希望法律能保障每个人,能让冤案可以洗清。即使做不到,每天会都有人权案件发生,受害人需要法律的协助,就像生病一样,医生不能治百病但医生有存在的价值,律师也一样。」
王全璋形容「709 事件」改写了他的人生,由法律扞卫者变成被告,政治犯标签让妻儿受连累,自己亦失去执业资格,但他从没後悔:「我们作为亲历者、承受者和被迫害者,我只能选择不会遗忘,不放弃为了公正自由社会作出应有的努力。能做的我还是会做。」


家属维权十载 王峭岭:苦难「没完没了」
王全璋被捕後「失踪」千日,同样被捕的还有着名人权律师李和平,其妻子王峭岭一直与李文足同行维权,抗告、寻夫。
回顾事件,王峭岭形容过去十年是浪接浪的考验,对家属而言,考验和苦难是「没完没了」。她的维权生活并未随丈夫获判缓刑回家而结束,每逢全国两会、外国元首访京、「709 事件」周年和宪法日等所谓「特别日子」,一家人都不能出门。与王全璋和李文足相似,一家人屡遭迫迁、女儿亦被失学,令她无法留在北京与丈夫一起生活。
王峭岭说,她选择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困局。「我相信所有人的人生都有很多不想面对的事,我们同样要被迫面对。我追求公义、愿意去怜悯,现在生活面对的艰难只是一个阶段,不想太多,就不会让自己变成一个愁苦的人。」

以信仰面对困境 在黑暗中寻找希望
成为基督徒多年,信仰支持王峭岭一步步跨过眼前的难关,亦教懂她在黑暗中寻找希望之光:「人权律师是追求公义和守望相助的群体,我丈夫出事时很容易就找到辩护人,如果这位律师被阻挠或被关了,很快有人替补;2016 年我们 3 个家属拿红桶抗议後被带到派出所,很快有 6 个律师从不同地方赶到派出所通宵守候,坚持要看到我们放出来为止。我们站在前线为丈夫发声,背後是有很多人帮忙和支援。」
王峭岭表示,与其他被捕律师的妻子一起维权多年,已成为彼此的家人,她视这份在患难中建立的感情,为上天的恩赐和恩典,是重要的收获。她形容与李文足亲如姐妹,子女在苦难中一同成长,犹如家人,也较同龄孩子成熟和坚毅,两个家庭成为互相帮助、开解和扶持的好伙伴。

与丈夫分开、与女儿过着流亡生活,王峭岭把这种「生离」之苦,视为小别胜新婚,让丈夫更懂得珍惜她的付出。对於丈夫李和平继续为有需要人士提供法律援助,她没有表态支持,但笑言若能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还是会选择当李和平的太太,以示自己愿意与丈夫共同面对未知未来的决心。
李和平:坐牢让我更理解中国法律
李和平亦感谢妻子,让他继续以法律人的身分协助有需要人士,他说「 709 事件」展示了当法律失去维护公平、正义功能,被工具化後的结果,足见法律的脆弱。但作为人权律师,曾被拘捕和判刑是重要的经历:「一个律师没有坐牢和被审讯的经历,不会透彻知道法律最阴暗的角落和问题,这种经历让我对中国的法律有更深度的理解。」
他说事件让他深刻看到,守护法律从业者道德标准的重要性,「如果人心中没有爱、不相信公平和正义,是无法实践法律制度的真正公平和正义。」事件後,他专注向同业宣讲法律理念和传教,希望法律界有更多人愿意同行,实践「行公义、好怜悯」精神。

集志社档案:已获释律师再被捕、判监
被新华社指是犯罪集团头目的周世锋,在 2022 年 9 月刑满出狱,至今仍受当局监视。他出狱後曾发表公开声明,为 709 事件翻案,指事件是已落马的傅政华和孙力军团夥,针对他和锋锐律师所的报复。
谢阳在事件後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扰乱法庭秩序等罪名,被关押两年多後获释。他继续关注人权议题,2021 年因举牌声援疑「被精神病」怀孕老师李田田再度被捕,至今已被关押 3 年半,案件至今开庭无期。
余文生在「709 事件」後曾协助王宇和王全璋等多名被捕律师,2018 年被捕,其後被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判囚 4 年半。2022 年获释後,2023 年 4 月与妻子许艳在前往与欧盟驻华代表团见面途中被捕,同年 10 月,2 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余文生在 2024 年 10 月再被判监 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