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可以做到的让中共早点垮台的10件事
作者：杨周边-X
财政危机和内部分裂时中共的死穴，普通人都能轻松攻击的10个方法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迄今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四年。这十四年里，他除了不断收紧权力之外，始终在不遗余力的推进一件大事：那就是用干砸所有事情的方式，来完成对中共政权的彻底摧毁。「总加速师」的美名，他并没有辜负。
虽然他有「扛两百斤十里山路不换肩」的神勇，但毕竟早已不是当年梁家河边的壮小伙。十四年里，他已两鬓斑白、疲态尽显。「总加速师」太辛苦了，这么重的担子，不该只让他一个人来扛，是时候帮帮他了。我们应该让他欣慰地发现，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千千万万个「小加速师」正在各自的角落里，默默托举着他的「梦想」，帮助他早日功德圆满。
我们就来讨论如何轻松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加速师」，帮助中共政权垮台的那一刻早日到来。我们不用去争论骆驼什么时候会趴下，只管顺手放上自己能拿得动的那根稻草就好。
接下来，我会简单阐述比较政治学中关于「威权政府」如何垮塌的一些理论，并提供10个「人人都能做到、完全合法、完全没有暴力，但对帮助中共早点垮台却又能产生影响的」具体行为方式，抛砖引玉。因为智慧在民间，我相信真正安全又有效的行动方案将会层出不穷，当千千万万个「小加速师」都开始默默行动的时候「那一天」一定会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早。
根据现代比较政治学理论，威权政体面临的最大危险，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的反对力量。大量历史案例显示，单纯的民众不满、抗议，甚至大规模示威和反抗，几乎都无法直接改变政权的命运。真正决定结果的，通常是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分裂，导致军队、警察、官僚体系内部不再统一行动。
虽然在当下，获得比较政治学领域最多认同的「复杂系统脆断理论」，将财政危机、人口危机、信任危机，以及精英矛盾和外部环境压力都综合考虑在内，但在该理论中，政权垮塌的路径依然是一条清晰的逻辑链：首先是财政困难，导致资源不足；接着是利益分配机制恶化，引发统治集团内部信任下降、权斗升级；最终导致统治联盟分裂，政权转型或者崩溃。
（财政困难➡资源不足➡ 利益分配机制恶化➡ 统治集团内部信任下降、权斗升级➡ 统治联盟分裂➡ 政权转型或崩溃）。
在这条链条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财政危机是政权崩塌的起点。它的重要性，并不在缺钱本身，而在于它会把原本可以共赢的统治联盟，逐渐推向零和博弈。尤其当继承权危机出现，也就是「谁来接班」这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时，统治联盟的分裂也就成为了必然。
当威权政体内，越来越多的精英开始相信：利益蛋糕不再增长；晋升通道已经关闭；权力继承充满不确定性；而且一旦失势就会遭到清算——那么，联盟内部就会从「合作逻辑」转向「防御逻辑」。此时，每个参与者首先考虑的，将不再是如何维护整体系统，而是如何保护自己。
紧接着，统治系统开始出现一系列现象：官僚阶层消极执行，派系自我保护、互相转嫁责任，信息失真不断加剧，权力斗争全面升级。
坦白说，上述现象中的每一条，在今天的中国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需再浪费时间论证。根据胡安.林茨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一书中的理论模型，中国目前已处于威权退化的重症阶段。只是，目前这个循环尚未形成「逃逸速度」。
通俗一点来说，就是这辆车的刹车片虽然已经磨的很薄，但还没有完全失效——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它再磨一磨刹车片。一旦未来出现一个稍大的外部冲击，这个系统将以远低于正常状态下的能力去应对，迅速转入系统性脆断阶段。
在今天，不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海外，不论是中共的拥护者还是反对派，都有大量的人认为这个政权仍然坚不可摧。他们的理由是：中共拥有强大的现代管控手段和力量，而国民缺乏反抗精神，或者觉得反抗也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现代比较政治学早就发现，即使面对手无寸铁的民众，一旦系统内部失灵，那些貌似强大的军警系统、无处不在的监控、以及被洗脑的所谓拥护群体，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威权政体的崩溃，根本不需要有一个更强大的反对力量。
根据中国的现状，如果你也是希望中共早点垮台的一员，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离开中国，那么你真正要做的，并不是去正面对抗、以命相博——那在现代维稳机器面前，只是无谓的牺牲。你只需要在保证自己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利用合法的手段和现有的规则，针对「加速内部分裂」和「扩大财政危机」这两个目标，去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就足够了。
接下来，我会为大家介绍10个轻松、合法的有效方法，供大家参考。不过，这里说的「有效」，大家千万不要误解为行动之后会立刻产生直接效果。虽然我列举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攻击中共政权存续的两大命门，但如果单独看每一次个体行为，它们都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当无数个体的行为经过数量的累积和时间的沉淀，才会共同构成一种对中共政权的结构性压力，送它早点上路。
第一条：
将你身边所看到的基层官员、公务员的「怠政和违法违规」行为，转化为对「政治不忠诚」的合法举报。威权体制内充满派系斗争、上下级矛盾和同级竞争。
说白了，他们内部没有人会真正关心谁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更不会在意普通民众的死活。如果你仅仅举报某个官员侵犯人权、贪污腐败，或者向上面诉说底层的困苦，大部分时候会被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或者「刁民闹事」来冷处理。要知道，他们最核心的恐惧之一，就是下属的不忠诚。当你对地方官员、国企管理层、学校领导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腐行为，向纪检、巡视组、信访系统进行有实据的合规举报时，千万不要只停留在「对民众伤害」这个层面，而是要用官方最敏感的政治语言，将它包装成「对抗中央政策」「阳奉阴违」「做两面人」或者「隐瞒地方灾情引发群体事件」这类政治性问题。
这样一来，就会逼得上级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不得不对下级进行政治审查或清洗。当一个地方官员被定性为「政治不忠诚」而接受调查时，整个地方体系会立刻开始划清界限，因为在涉及「站队」的问题上，任何迟疑，都是致命的。在人人自危的体制内，一次针对个别官员的精准举报，就能引发整个地方官僚体系的横向猜忌，从而加速内部信任的瓦解。
第二条，对于愚蠢的决策，进行「饱和式支持」和「极端化执行」。当官员出台明显违反经济规律、科学常识的政策时，身处体制内的普通人和体制外的民众，都绝不要去试图纠错，而是要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两百的积极响应，甚至在日常生活当中推波助澜，促使他们「层层加码」。
在政治学中，这叫制造「合成谬误」。当所有人都在机械、狂热地执行一个错误的命令时，这个政策带来的破坏力会被放大数倍，迅速引发诸如行业重创、地方财政雪崩这类「次生灾难」。而当灾难发生后，高层必然要找替罪羊，这就会直接导致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的疯狂甩锅、互相伤害。那些执行命令的技术官僚，最终会因为当了「背锅侠」而对体制彻底寒心。
第三条，配合制造「全员说谎」和「数字大放卫星」的舆论环境，利用「独裁者困境」，对体制的信息反馈系统实施「战术污染」。无论是在体制内写汇报材料、在体制外配合所谓的社会调查，还是仅仅在网络上评论某些新政策，都要提供符合官方政治预期、但完全脱离现实的反馈。简单来说，就是吹捧成「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
在政治学中，这种行为是在有意加剧「独裁者困境」。当最高层发现实际的经济和财政正在溃堤，但收到的反馈全都是「莺歌燕舞、形势大好」时，最高层会对中高层官僚产生严重的「欺瞒恐惧」。他会怀疑中高层在集体架空自己，甚至在密谋不轨。这种猜忌，最终会引发高层对中高层精英的整肃和清洗。
第四条：对基层恶行，进行「点对点，终身制」的数字留痕。对于你身边能观察到的基层公务员、警察、审核员等执行层，在它们执行恶政或暴力执法时，你只要在确保自身绝对安全的前提下，默默记录下他们的个人信息和具体行为即可。不需要在墙内曝光去硬碰硬，而是通过技术手段安全保存。只要条件具备，就把这些数据传输到海外的各大「恶人榜」之类的数据库中。
体制内人员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执行恶政，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他们迷信体制会永远为他们背书，总觉得「我只是在执行上级命令，出了事个人不需要须承担责任」。但如果他们发现，体制根本保护不了他们的隐私，自己的名字早就被盯上，恶行已经被记录在案，未来随时可能面临被清算的可能，甚至会影响到子女出国和资产安全时——他们的安全预期会瞬间崩塌，体制内部的「集体安全感」会被彻底打破。这种恐惧，会逼得他们在执行命令时，悄悄地「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甚至为了未来自保，他们会暗中收集上级下达命令的证据，以备后用。这就会导致整个体制的上下级之间，出现极深的防备与猜忌。
第五条，通过「非对称压力」，多点触发维稳机器。这一行为，其实已经在全国各地频发的各种抗争、维权事件中遍地开花了。但作为普通人，我们依然可以发挥余热，主动为这类事情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那就是利用现有的法律规则，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地区，各自独立发起一些合法的诉求。例如，在A城市出现大量申请涉税信息公开，在B部门出现成批的依法投诉国企垄断，在C地区大量出现依法要求劳动仲裁等等。
记住，这些行为不需要横向组织和商量，只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展开行动就好。你对行为产生的结果，也不需要抱有什么期待，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在产生价值了。中共政权的经济早已步入下行周期，体制内的维稳经费和行政资源，都已经从「增量分配」变成了「存量厮杀」。当多点同时爆发治理压力时，不同部门、不同区域的官员，就会为了有限的预算和经费，展开极其残酷的「内卷式厮杀」——这是一种无法调和的利益分化。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让体制内人员失去信心的，从来不是民众的怒火，而是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正在被体制当成「不可回收的垃圾」，或者「随时可抛弃的电池」。
我这里所提出的前5类行为，本质上都是在加速剥离体制内人员的安全感，将体制内的利益共享机制，逼退为「互相踩踏的生存游戏」。简单来说，就是把中共最擅长对普通民众玩弄的一套把戏，「还施彼身」。
当体制内的官员们，上班后的第一反应不是如何开展工作，而是如何防范同事的暗箭、如何防止被上级当成替罪羊、如何防止被下级出卖、甚至如何偷偷转移财产和家人时——这个貌似强大的统治同盟，在形式上，就已经解体了。
那么，在帮助中共扩大财政危机层面，其实今天的习近平已经做了很多。他不仅大把撒币挥霍，还用各种荒唐的法律政策，逼得今天大量的民众失业躺平、不买房、不买车、不婚不育。但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些行为，其实大多是由于环境所迫，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扩大中共财政危机的作用，但在主观上，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况且，我们无法知道家大业大的共产党到底还有多少家底，到底还能通过连骗带抢，从民间搜刮到多少续命的资金。
我们既然说了要帮「总加速师」一把，就应该拿点诚意出来。在这个方向上，主动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接下来，我同样提供5种主动扩大财政危机的行为方法，供大家参考。
第六条，严格践行「现金主义」，减少数字形式的货币使用。在日常生活消费中，尽量减少使用微信、支付宝等中心化的电子支付手段，转而使用纸币现金进行交易。要知道，电子支付本质上是在给银行系统提供免费的流动性，并让你的所有资金流向变得彻底透明化。银行最怕的，其实不是大家不消费，而是大家把钱取出来。因为银行真正赚钱，不是靠保管你的钱，而是靠你的存款去派生更多贷款。现金留在民间越多，银行能撬动的杠杆越小，整个信用乘数就越低。同时，现金交易还会极大增加税务部门的大数据监控成本，让财富在政府无法直接抽税的民间微循环里健康流通。
第七条，持有「非体制依赖性」资产。拒绝购买任何国有银行的理财产品、地方城投债，以及所有与体制信用深度绑定的股票和基金等。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将你的闲置资金转化为实物黄金、美元等硬通货。民间资金的集体防守，一方面提高了家庭资产的安全系数；另一方面，也会加速地方债务违约和影子银行暴雷临界点的到来。
第八条，将财富尽量留存在「末梢民间经济」。消费的时候，尽量把钱花在与国有资产无关联的经营场所，比如菜市场、私营小店、路边摊贩。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主动选择不开发票，从而减少小商户的税务压力。这不仅能保护民间经济的元气，维持
底层社会的生存与互助，更能直接减少流向中心化财政金库的资金比例。
第九条，合规消极怠工。在不会导致你失去工作、影响生存的前提下——特别是如果你身处体制内企事业单位，或者大型集团公司里的普通一员——请严格奉行「按章工作」原则。没有明确书面命令的事，绝对不做；所有审批，都层层请示，严格执行冗
长的行政程序；绝不主动加班，也绝不主动优化流程去提高效率。
这种在政治学中被称为「内部行政消耗」。一旦大家都普遍开始「合规摸鱼」和搞「形式主义」，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就会呈指数级下降。为了完成同样的治理目标，系统就必须雇佣更多的人员、投入更多的协调成本，这就会极大推高行政和维稳的运营支出。
第十条，充分利用政策福利，进行合规的「财政逆向索取」。深入研究并利用你所在区域、所在行业的现有法律政策，将所有能申请的官方补贴、失业金、生育津贴、医疗报销等福利，做到「应申尽申」，绝不漏掉任何一个合法向体制要钱的机会。
这样做，既是在提高自己的实际收入，也是在合法地与维稳经费抢夺有限的财政蛋糕。民生保障的支出压力越大，体制可以用来强力控制的自由支配资金就越少。退一万步说，即便最终要不到钱，这个申请过程也耗费了体制内大量人力资源。
以上十条措施，不违法、不破坏社会治安，也几乎不增加额外投入，甚至在表面上，我们是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每位普通人都能轻松实施。根据美国政治学家、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阐述的理论，再结合比较政治学和中国社会现状提炼出来的这十条措施，
正如前文所说，这也只是抛砖引玉。在强大的邪恶政权面前，我们无疑是绝对的弱者。但弱者的反抗，并非只有革命、罢工、游行等风险极大的行为。1985年出版的《弱者的武器》被公认为是是政治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运动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在斯科特之前，很少有人深入研究过这个领域——那就是：绝大多数弱势群体从来都没有能力去正面发动革
命，他们真正的反抗，往往就发生在日常生活中。而现代比较政治学早就通过研究表明，在面对当代威权政体时，暴力反抗的作用极其有限，我们也根本不需要通过暴力去对抗。本期内容中提及的相关理论与思想家，将来都会在我的哲学家系列里，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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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虽然我们始终对勇于正面反抗的英雄们保持最高的敬意，但我们并不需要去鼓励个人英雄主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默默成为反抗暴政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