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可以做到的讓中共早點垮台的10件事
作者：楊周邊-X
財政危機和內部分裂時中共的死穴，普通人都能輕鬆攻擊的10個方法
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就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迄今已經過去了將近十四年。這十四年裡，他除了不斷收緊權力之外，始終在不遺餘力的推進一件大事：那就是用干砸所有事情的方式，來完成對中共政權的徹底摧毀。「總加速師」的美名，他並沒有辜負。
雖然他有「扛兩百斤十里山路不換肩」的神勇，但畢竟早已不是當年梁家河邊的壯小伙。十四年裡，他已兩鬢斑白、疲態盡顯。「總加速師」太辛苦了，這麼重的擔子，不該只讓他一個人來扛，是時候幫幫他了。我們應該讓他欣慰地發現，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千千萬萬個「小加速師」正在各自的角落裡，默默托舉著他的「夢想」，幫助他早日功德圓滿。
我們就來討論如何輕鬆成為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加速師」，幫助中共政權垮台的那一刻早日到來。我們不用去爭論駱駝什麼時候會趴下，只管順手放上自己能拿得動的那根稻草就好。
接下來，我會簡單闡述比較政治學中關於「威權政府」如何垮塌的一些理論，並提供10個「人人都能做到、完全合法、完全沒有暴力，但對幫助中共早點垮台卻又能產生影響的」具體行為方式，拋磚引玉。因為智慧在民間，我相信真正安全又有效的行動方案將會層出不窮，當千千萬萬個「小加速師」都開始默默行動的時候「那一天」一定會比我們想象的來得更早。
根據現代比較政治學理論，威權政體面臨的最大危險，往往不是來自體制外的反對力量。大量歷史案例顯示，單純的民眾不滿、抗議，甚至大規模示威和反抗，幾乎都無法直接改變政權的命運。真正決定結果的，通常是統治集團內部出現分裂，導致軍隊、警察、官僚體系內部不再統一行動。
雖然在當下，獲得比較政治學領域最多認同的「複雜系統脆斷理論」，將財政危機、人口危機、信任危機，以及精英矛盾和外部環境壓力都綜合考慮在內，但在該理論中，政權垮塌的路徑依然是一條清晰的邏輯鏈：首先是財政困難，導致資源不足；接著是利益分配機制惡化，引發統治集團內部信任下降、權斗升級；最終導致統治聯盟分裂，政權轉型或者崩潰。
（財政困難➡資源不足➡ 利益分配機制惡化➡ 統治集團內部信任下降、權斗升級➡ 統治聯盟分裂➡ 政權轉型或崩潰）。
在這條鏈條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財政危機是政權崩塌的起點。它的重要性，並不在缺錢本身，而在於它會把原本可以共贏的統治聯盟，逐漸推向零和博弈。尤其當繼承權危機出現，也就是「誰來接班」這個問題無法達成共識時，統治聯盟的分裂也就成為了必然。
當威權政體內，越來越多的精英開始相信：利益蛋糕不再增長；晉陞通道已經關閉；權力繼承充滿不確定性；而且一旦失勢就會遭到清算——那麼，聯盟內部就會從「合作邏輯」轉向「防禦邏輯」。此時，每個參与者首先考慮的，將不再是如何維護整體系統，而是如何保護自己。
緊接著，統治系統開始出現一系列現象：官僚階層消極執行，派系自我保護、互相轉嫁責任，信息失真不斷加劇，權力鬥爭全面升級。
坦白說，上述現象中的每一條，在今天的中國都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無需再浪費時間論證。根據胡安.林茨在《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一書中的理論模型，中國目前已處於威權退化的重症階段。只是，目前這個循環尚未形成「逃逸速度」。
通俗一點來說，就是這輛車的剎車片雖然已經磨的很薄，但還沒有完全失效——而我們要做的，就是幫它再磨一磨剎車片。一旦未來出現一個稍大的外部衝擊，這個系統將以遠低於正常狀態下的能力去應對，迅速轉入系統性脆斷階段。
在今天，不論是在中國國內還是海外，不論是中共的擁護者還是反對派，都有大量的人認為這個政權仍然堅不可摧。他們的理由是：中共擁有強大的現代管控手段和力量，而國民缺乏反抗精神，或者覺得反抗也起不到決定性作用。但他們不知道的是，現代比較政治學早就發現，即使面對手無寸鐵的民眾，一旦系統內部失靈，那些貌似強大的軍警系統、無處不在的監控、以及被洗腦的所謂擁護群體，都將變得毫無意義。因為威權政體的崩潰，根本不需要有一個更強大的反對力量。
根據中國的現狀，如果你也是希望中共早點垮台的一員，如果因為各種原因無法離開中國，那麼你真正要做的，並不是去正面對抗、以命相博——那在現代維穩機器面前，只是無謂的犧牲。你只需要在保證自己絕對安全的前提下，利用合法的手段和現有的規則，針對「加速內部分裂」和「擴大財政危機」這兩個目標，去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就足夠了。
接下來，我會為大家介紹10個輕鬆、合法的有效方法，供大家參考。不過，這裏說的「有效」，大家千萬不要誤解為行動之後會立刻產生直接效果。雖然我列舉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攻擊中共政權存續的兩大命門，但如果單獨看每一次個體行為，它們都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當無數個體的行為經過數量的累積和時間的沉澱，才會共同構成一種對中共政權的結構性壓力，送它早點上路。
第一條：
將你身邊所看到的基層官員、公務員的「怠政和違法違規」行為，轉化為對「政治不忠誠」的合法舉報。威權體制內充滿派系鬥爭、上下級矛盾和同級競爭。
說白了，他們內部沒有人會真正關心誰做了傷天害理的事，更不會在意普通民眾的死活。如果你僅僅舉報某個官員侵犯人權、貪污腐敗，或者向上面訴說底層的困苦，大部分時候會被當成「人民內部矛盾」或者「刁民鬧事」來冷處理。要知道，他們最核心的恐懼之一，就是下屬的不忠誠。當你對地方官員、國企管理層、學校領導的不作為、亂作為或貪腐行為，向紀檢、巡視組、信訪系統進行有實據的合規舉報時，千萬不要只停留在「對民眾傷害」這個層面，而是要用官方最敏感的政治語言，將它包裝成「對抗中央政策」「陽奉陰違」「做兩面人」或者「隱瞞地方災情引發群體事件」這類政治性問題。
這樣一來，就會逼得上級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不得不對下級進行政治審查或清洗。當一個地方官員被定性為「政治不忠誠」而接受調查時，整個地方體系會立刻開始劃清界限，因為在涉及「站隊」的問題上，任何遲疑，都是致命的。在人人自危的體制內，一次針對個別官員的精準舉報，就能引發整個地方官僚體系的橫向猜忌，從而加速內部信任的瓦解。
第二條，對於愚蠢的決策，進行「飽和式支持」和「極端化執行」。當官員出台明顯違反經濟規律、科學常識的政策時，身處體制內的普通人和體制外的民眾，都絕不要去試圖糾錯，而是要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兩百的積極響應，甚至在日常生活當中推波助瀾，促使他們「層層加碼」。
在政治學中，這叫製造「合成謬誤」。當所有人都在機械、狂熱地執行一個錯誤的命令時，這個政策帶來的破壞力會被放大數倍，迅速引發諸如行業重創、地方財政雪崩這類「次生災難」。而當災難發生后，高層必然要找替罪羊，這就會直接導致決策層和執行層之間的瘋狂甩鍋、互相傷害。那些執行命令的技術官僚，最終會因為當了「背鍋俠」而對體制徹底寒心。
第三條，配合製造「全員說謊」和「數字大放衛星」的輿論環境，利用「獨裁者困境」，對體制的信息反饋系統實施「戰術污染」。無論是在體制內寫彙報材料、在體制外配合所謂的社會調查，還是僅僅在網路上評論某些新政策，都要提供符合官方政治預期、但完全脫離現實的反饋。簡單來說，就是吹捧成「形勢一片大好，越來越好」。
在政治學中，這種行為是在有意加劇「獨裁者困境」。當最高層發現實際的經濟和財政正在潰堤，但收到的反饋全都是「鶯歌燕舞、形勢大好」時，最高層會對中高層官僚產生嚴重的「欺瞞恐懼」。他會懷疑中高層在集體架空自己，甚至在密謀不軌。這種猜忌，最終會引發高層對中高層精英的整肅和清洗。
第四條：對基層惡行，進行「點對點，終身制」的數字留痕。對於你身邊能觀察到的基層公務員、警察、審核員等執行層，在它們執行惡政或暴力執法時，你只要在確保自身絕對安全的前提下，默默記錄下他們的個人信息和具體行為即可。不需要在牆內曝光去硬碰硬，而是通過技術手段安全保存。只要條件具備，就把這些數據傳輸到海外的各大「惡人榜」之類的資料庫中。
體制內人員之所以敢肆無忌憚地執行惡政，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他們迷信體制會永遠為他們背書，總覺得「我只是在執行上級命令，出了事個人不需要須承擔責任」。但如果他們發現，體制根本保護不了他們的隱私，自己的名字早就被盯上，惡行已經被記錄在案，未來隨時可能面臨被清算的可能，甚至會影響到子女出國和資產安全時——他們的安全預期會瞬間崩塌，體制內部的「集體安全感」會被徹底打破。這種恐懼，會逼得他們在執行命令時，悄悄地「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甚至為了未來自保，他們會暗中收集上級下達命令的證據，以備後用。這就會導致整個體制的上下級之間，出現極深的防備與猜忌。
第五條，通過「非對稱壓力」，多點觸發維穩機器。這一行為，其實已經在全國各地頻發的各種抗爭、維權事件中遍地開花了。但作為普通人，我們依然可以發揮餘熱，主動為這類事情貢獻一點微薄的力量——那就是利用現有的法律規則，在不同的部門、不同的地區，各自獨立發起一些合法的訴求。例如，在A城市出現大量申請涉稅信息公開，在B部門出現成批的依法投訴國企壟斷，在C地區大量出現依法要求勞動仲裁等等。
記住，這些行為不需要橫向組織和商量，只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展開行動就好。你對行為產生的結果，也不需要抱有什麼期待，因為這種行為本身，就已經在產生價值了。中共政權的經濟早已步入下行周期，體制內的維穩經費和行政資源，都已經從「增量分配」變成了「存量廝殺」。當多點同時爆發治理壓力時，不同部門、不同區域的官員，就會為了有限的預算和經費，展開極其殘酷的「內卷式廝殺」——這是一種無法調和的利益分化。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來看，讓體制內人員失去信心的，從來不是民眾的怒火，而是他們突然發現，自己正在被體制當成「不可回收的垃圾」，或者「隨時可拋棄的電池」。
我這裏所提出的前5類行為，本質上都是在加速剝離體制內人員的安全感，將體制內的利益共享機制，逼退為「互相踩踏的生存遊戲」。簡單來說，就是把中共最擅長對普通民眾玩弄的一套把戲，「還施彼身」。
當體制內的官員們，上班后的第一反應不是如何開展工作，而是如何防範同事的暗箭、如何防止被上級當成替罪羊、如何防止被下級出賣、甚至如何偷偷轉移財產和家人時——這個貌似強大的統治同盟，在形式上，就已經解體了。
那麼，在幫助中共擴大財政危機層面，其實今天的習近平已經做了很多。他不僅大把撒幣揮霍，還用各種荒唐的法律政策，逼得今天大量的民眾失業躺平、不買房、不買車、不婚不育。但對於普通人而言，這些行為，其實大多是由於環境所迫，雖然在客觀上起到了擴大中共財政危機的作用，但在主觀上，很多人並沒有意識到它的價值。況且，我們無法知道家大業大的共產黨到底還有多少家底，到底還能通過連騙帶搶，從民間搜刮到多少續命的資金。
我們既然說了要幫「總加速師」一把，就應該拿點誠意出來。在這個方向上，主動開展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動。接下來，我同樣提供5種主動擴大財政危機的行為方法，供大家參考。
第六條，嚴格踐行「現金主義」，減少數字形式的貨幣使用。在日常生活消費中，盡量減少使用微信、支付寶等中心化的電子支付手段，轉而使用紙幣現金進行交易。要知道，電子支付本質上是在給銀行系統提供免費的流動性，並讓你的所有資金流向變得徹底透明化。銀行最怕的，其實不是大家不消費，而是大家把錢取出來。因為銀行真正賺錢，不是靠保管你的錢，而是靠你的存款去派生更多貸款。現金留在民間越多，銀行能撬動的槓桿越小，整個信用乘數就越低。同時，現金交易還會極大增加稅務部門的大數據監控成本，讓財富在政府無法直接抽稅的民間微循環里健康流通。
第七條，持有「非體制依賴性」資產。拒絕購買任何國有銀行的理財產品、地方城投債，以及所有與體制信用深度綁定的股票和基金等。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將你的閑置資金轉化為實物黃金、美元等硬通貨。民間資金的集體防守，一方面提高了家庭資產的安全係數；另一方面，也會加速地方債務違約和影子銀行暴雷臨界點的到來。
第八條，將財富盡量留存在「末梢民間經濟」。消費的時候，盡量把錢花在與國有資產無關聯的經營場所，比如菜市場、私營小店、路邊攤販。並且在可能的情況下，主動選擇不開發票，從而減少小商戶的稅務壓力。這不僅能保護民間經濟的元氣，維持
底層社會的生存與互助，更能直接減少流向中心化財政金庫的資金比例。
第九條，合規消極怠工。在不會導致你失去工作、影響生存的前提下——特別是如果你身處體制內企事業單位，或者大型集團公司里的普通一員——請嚴格奉行「按章工作」原則。沒有明確書面命令的事，絕對不做；所有審批，都層層請示，嚴格執行冗
長的行政程序；絕不主動加班，也絕不主動優化流程去提高效率。
這種在政治學中被稱為「內部行政消耗」。一旦大家都普遍開始「合規摸魚」和搞「形式主義」，整個系統的運行效率就會呈指數級下降。為了完成同樣的治理目標，系統就必須雇傭更多的人員、投入更多的協調成本，這就會極大推高行政和維穩的運營支出。
第十條，充分利用政策福利，進行合規的「財政逆向索取」。深入研究並利用你所在區域、所在行業的現有法律政策，將所有能申請的官方補貼、失業金、生育津貼、醫療報銷等福利，做到「應申盡申」，絕不漏掉任何一個合法向體制要錢的機會。
這樣做，既是在提高自己的實際收入，也是在合法地與維穩經費搶奪有限的財政蛋糕。民生保障的支出壓力越大，體制可以用來強力控制的自由支配資金就越少。退一萬步說，即便最終要不到錢，這個申請過程也耗費了體制內大量人力資源。
以上十條措施，不違法、不破壞社會治安，也幾乎不增加額外投入，甚至在表面上，我們是在「嚴格遵守法律法規，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每位普通人都能輕鬆實施。根據美國政治學家、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書中闡述的理論，再結合比較政治學和中國社會現狀提煉出來的這十條措施，
正如前文所說，這也只是拋磚引玉。在強大的邪惡政權面前，我們無疑是絕對的弱者。但弱者的反抗，並非只有革命、罷工、遊行等風險極大的行為。1985年出版的《弱者的武器》被公認為是是政治社會學、人類學和社會運動研究領域最有影響力的著作。在斯科特之前，很少有人深入研究過這個領域——那就是：絕大多數弱勢群體從來都沒有能力去正面發動革
命，他們真正的反抗，往往就發生在日常生活中。而現代比較政治學早就通過研究表明，在面對當代威權政體時，暴力反抗的作用極其有限，我們也根本不需要通過暴力去對抗。本期內容中提及的相關理論與思想家，將來都會在我的哲學家系列里，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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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特殊的時代，雖然我們始終對勇於正面反抗的英雄們保持最高的敬意，但我們並不需要去鼓勵個人英雄主義。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默默成為反抗暴政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