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人口結構變化「雙刃劍」，風險與投資機遇共存
來源：澳洲財經見聞
一直以來，人口變化一直是澳大利亞公眾熱議的話題，並且時不時就會上升至引發爭議的高度。
談到人口變化，人們就不可避免得會牽扯到以下話題即：移民水平、就業需求、首府城市的擁堵和住房成本、難民入境、經濟增長以及環境壓力等。
對於澳大利亞的人口增長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目前所存在的兩大極端是：一方面，有人對人口進一步增長持強烈反對的態度； 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則大力支持人口快速增長，以進一步擴大澳大利亞的人口規模。
在澳大利亞，人們對人口增長率的討論往往基於本國的人口統計數據。但是將澳大利亞人口增長率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比較就能更加清晰的看到澳大利亞目前的處境。
在經合組織（OECD）所有中等和大國中，澳大利亞的人口增長率處於最高水平。其中以下4大城市對澳大利亞的人口增長貢獻率超過75%，即悉尼、墨爾本、布里斯班和珀斯。
但是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城市規劃未能跟上人口增長的步伐，而澳大利亞的未來也似乎開始被種種增長數字目標所綁架。
一、澳大利亞人口增長模式分析
儘管人口增長率每年波動幅度較大，但是根據澳大利亞統計局（ABS）公布的數據表明2006年至2016年間澳大利亞人口增長了375萬人，相當於年均人口增長率為1.7%。
如下表所示，相比其他國家和地區，澳大利亞的人口增長率相對較高。近10年內，其他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如紐西蘭、加拿大和美國的人口增長率均比澳大利亞要低。全球較發達國家的人口年均增長率為0.3%。全球整體人口年均增長率為1.2%。
根據聯合國人口司(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簡稱UNPD）的數據，在233個國家過去10年的人口增長率排名中，澳大利亞名列第90位。人口增長率相對較高的國家/地區絕大部分是欠發達國家，其中以非洲和石油資源豐富的海灣地區國家尤為突出。發達國家中人口增長較快的國家只有新加坡、盧森堡和以色列。
澳大利亞人口增長率較高的背後主要有兩大原因。
凈海外移民
第一，凈海外移民（入境移民減去出境移民）在近些年對澳大利亞人口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達到56%。
無論是選擇永久定居澳大利亞，還是選擇在澳大利亞留學或工作數年，入境移民的需求一直居高不下。人們移民澳大利亞的方式多種多樣。在2015/16財年，澳大利亞簽發了19萬份移民簽證和1.9萬份人道主義和難民入境許可。此外，澳大利亞簽發的臨時簽證包括31.1萬份學生簽證、21.5萬份打工度假簽證（working holidaymaker visa）和8.6萬份臨時工作（技術工種）457簽證。
ABS的數據表明過去5年內，澳大利亞入境移民平均為每年48萬人次，而出境移民平均為每年28萬人次。換而言之，每年的凈海外移民大約為20萬人。
從全球範圍來看，澳大利亞的凈海外移民人數處於較高水平。UNDP2010-15年的數據表明澳大利亞的凈海外移民比例名列全球第17位。
人口自然增長
除了凈海外移民，驅動澳大利亞人口快速增長的另一大主要因素是自然增長率。人口自然增長是指出生人口數減去死亡人口數。人口自然增長對澳大利亞總人口增長的貢獻率略低於50%，為44%或15.7萬人/年。
澳大利亞的生育率相對穩定。最新數據表明澳大利亞每個育齡婦女平均生育1.9個小孩。此外，澳大利亞人口的預期壽命也處於全球最高水平。
在很多發達國家紛紛步入人口結構老齡化的背景下，澳大利亞的人口結構相對要年輕。究其原因，長期凈海外移民的增長、嬰兒出生潮以及相對健康的生育率不可或缺。
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亞目前大量人口還處於生育高峰期。這也就意味著即使移民增長急劇下降為0的情況下，澳大利亞人口仍將保持增長態勢。按照人口學專家的說法，這樣的年齡結構所帶來的是「人口增長動能」。
雖然澳大利亞的人口增長率在全球範圍內處於較高水平，但是這並不必然就意味著澳大利亞的人口增長率過快。
人口總體增長率僅僅是澳大利亞人口學特徵的一個方面。對澳大利亞人口學軌跡進行全面的探討需要綜合考慮以下一系列因素如：
人口年齡結構（不同年齡階段人群數量）
人口快速增長背景下高齡階層的健康和福利
全國範圍內的人口分布特徵
經濟增長
臨時簽證工作人員和留學生的貢獻
滿足人口增長需求的基礎設施
環境保護和人均碳排放水平
要想從容面對人口結構改變、經濟增長放緩以及環境資源承壓等國家發展困境，政府就應及時採取合適的戰略舉措。總人口數量現在是，以後也會是公眾討論的相關議題，但是總人口數量同時也只是整個發展方程式中的一個因子。制定政策還須全面考慮。
二、抵禦人口老齡化不能只靠引入移民
目前，澳大利亞的人口在持續老齡化，由此以來，納稅人減少就成為了新的難題。 2016年，每100人中有52人為受供養人口（即高於或低於工作年齡的人口）。
儘管兒童（0?14歲）受供養人口比多於老齡，然而，前者的人口數量在持續下滑而後者卻在持續增加，這也就形成了所謂的撫養負擔。
老年人數量的增長意味著經濟和政府預算的壓力將越來越大。雖然政府對年輕人的支出總額佔比最大，但個人獲政府支出最多的是65歲以上人群。
擁有大量可提供所得稅和服務的勞動力可以確保年輕人可負擔自身當下的生活，同時也是維持65歲以上居民公共開支的關鍵。
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意味著自然增長不再能推動澳大利亞人口增長。於是澳大利亞越來越依賴以移民抵消勞動力老齡化，其人口增長的一半以上（54％）來自凈海外移民。
去年11月起一路高歌的澳洲房地產出現降溫現象，著名房產開發集團Meriton的掌門、有著「公寓之王」稱號的特里古波夫將房市的疲軟跡象與移民率聯繫起來，認為移民水平關乎澳洲經濟繁榮；如果移民數量下降，新房審批數重回溫和增長水平，房建產業萎縮，最終會影響國家和地方經濟。
澳移民協會（MCA）去年進行的獨立經濟建模顯示，澳大利亞需要將移民水平提升到每年25萬人（目前為19萬）才能支持經濟發展，促進GDP可持續增長，保持澳大利亞的國際競爭力。
澳國庫部報告亦指出，「要通過移民維持澳洲現有人口結構就需要增加每年的移民量——且提升力度應該越來越大，以考慮到移民群體自身的老齡化」。
澳大利亞「人口時鐘」 正嘀嗒作響，關於澳洲移民政策的辯論仍在持續，只是答案似乎更加明顯：澳大利亞已經不得不持續引入移民，並以此「解憂」。
三、澳大利亞出台人口政策面臨的「政治困境」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澳大利亞政府收到了許多人口調查和建議，但政府卻始終沒有大刀闊斧的推動人口政策的實施。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失敗的人口政策嘗試，可能意味著失去政治支持，並引來民眾對執政黨的質疑。
澳大利亞現行的人口相關政策就存在較多漏洞，例如：育兒假、家庭和育兒補助以及移民政策都是針對人口變化制定的，但這些政策都並不充分，政策與政策間也存在脫節情況。據數據顯示，家庭補助已被證實不能增加出生率。也就是說，澳大利亞政府出台的人口政策已被證實效果不大。
總體看來，澳大利亞缺乏合理的人口政策和戰略。
四、澳大利亞不應淪為增長機器的「綁架品」
1、住房成本上升、住房質量卻在下降
人口的快速增長意味著需要更多的配套基礎設施。在澳大利亞，開發商往往會將針對配套基礎設施所繳納的建造費成本通過提高所售房產價格的形式轉嫁給購房者。也就直接導致了住房可負擔性的下降。
獲益評估區域劃分法
為了消除上述「成本轉嫁」給購房者帶來的不利影響，存在很多替代方案。「獲益評估區域劃分法（benefit assessment districts）」就是其中之一。通過這種方式，政府可以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籌集基礎設施建設所需款項，然後由獲益人在未來幾十年內逐步償還。但是鑒於新增公共貸款會影響政府信用評級，因此各州政府都不願意採用這種方式。
價值獲取
此外，政府也不願意採用「價值獲取（value capture）」 的資金籌集方式。所謂價值獲取是指政府對土地增值部分進行徵稅。然後徵稅收入可以用於基礎設施或經濟適用房的建設。
各州政府曾認為這樣的徵稅方式意味著增加開發商成本，進而導致住房可負擔性降低。但是事實上，若在項目開發前說明採用「價值獲取「的方式進行徵稅，開發商往往在進行項目規劃階段就會將這部分成本考慮進去，降低新開發項目的預算用於支付這部分稅款。在房價同樣高企的倫敦，開發商必須達到35%可負擔住房的目標。但是在悉尼，這一比例僅為5%。
垂直貧民窟
墨爾本也不乏規劃不當的高密度開發項目。很多開發商選擇通過建造「垂直貧民窟」的方式來滿足人口快速增長的需求。這樣的微型公寓住房面積往往不到50平米，且卧室根本就見不到陽光。
在世界其他國家同等級別的大城市，這樣的開發項目屬於違法建築。近期公布的一份報告表明，開發項目監管不力導致墨爾本很多高層公寓的人口密度是中國香港、紐約和東京許可密度的4倍。
考慮到對住房可負擔性和售價的潛在影響，目前澳大利亞政府對開發商相對高密度的開發項目提供開放公共空間並沒有做強制性的規定。在某些情況下，由於政府為了降低住房成本對開發商的配套基建供款規定了一定的限額，因此很多配套服務缺乏建設經費來源。
根據新州當地政府機構透露，較高人口密度居住區所必需的政府配套基礎設施也常常缺失。
2、交通淪為政治的犧牲品
城市人口增長也就意味著交通擁堵成本將出現大幅攀升。但是，相對採取符合公共利益的交通策略而言，贏得選區選票的政治觀念佔得上風。
例如悉尼、墨爾本和西澳Fremantle的三大主要公路項目均是為了獲得內城區選民的選票而出台的開發項目。
內城區公路開發項目仍在持續推進，如西聯公路（悉尼）、Western Distributor項目（墨爾本）以及Legacy Way項目（布里斯班）。相比之下，海外同等規模的城市如舊金山、多倫多、溫哥華和洛杉磯早在數年前就已經停滯了內城區公路項目的建設。
上文中提到的公路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均以犧牲其他群體的利益為代價。以西聯公路為例：
通勤距離相對較長但速度相對較快的其他交通途徑成本；
數以萬計公共交通的時間和收入成本；
換乘點附近物業價值的成本。
此外，我們還看到在過去幾年內，以下四大內城區公路項目：城際隧道（Cross City Tunnel）、Lane Cove 隧道、Clem 7 隧道 和 機場公路（Airport Link）因為需求不足而淪為「開發失敗」的典型案例。
之所以存在上文中所提到的問題，澳大利亞財政縱向嚴重失衡是主要原因之一。
例如，悉尼80%的稅收收入歸聯邦政府所有，而不是新州州政府。這也就意味著，政府攫取了大城市人口增長所帶來的絕大部分收入，同時州政府卻缺乏資金進行與人口增長相匹配的基礎設施建設。
目前的澳大利亞的城市發展多被人口結構急速變化以及利益集團所影響，趨於被動。開發商、業主和很多對人口快速增長擁有既定利益的群體將繼續遊說，以保持現有的發展優勢。但若真的想要出台合理的人口政策，首先就應該與居民進行及時、誠懇和坦誠的對話，而不是逐利至上。
不同領域的政策需要較強的關聯性，包括在健康、住房、教育、技能培訓、就業、基礎設施建設、區域發展、水和能源、環境以及移民安置等領域。因此，澳洲應考慮建立相應的部長職務來監管人口戰略。
五、澳大利亞人口結構變更帶來機會
澳大利亞有潛力成為創新市場和研發領域的全球領導者，人口老齡化趨勢更是創造了一個「有趣」的市場，但是需要聰明人去發掘。否則，澳大利亞將只是競爭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場的旁觀者。
澳洲著名的人口經濟學家及KPMG合伙人Bernard Salt就通過大量數據分析得出以下澳大利亞人口結構變動帶來的投資關注點：
澳大利亞人口增長被幾個大型首府城市所驅動，所以，普遍看好大城市的住房和基礎設施建設長期投資前景。
澳洲統計局（ABS）近日公布了2016年最新的人口普查（CENSUS）結果。數據顯示，來自亞洲的移民人數首次超過了歐美移民，其中華裔位居新移民首位，人口突破121萬。由此看來，亞洲文化必將會影響澳大利亞主流文化以及主流消費偏好，向本地市場引入亞洲消費品也是不錯的投資方向。
據政府最新數據，外國遊客在過去12個月中為新州經濟貢獻了近100億澳元，比前一年增加了10%。其中中國遊客佔新州旅遊收入的三分之一。悉尼仍是澳洲最受旅遊者青睞的城市。除此之外，根據中國國際旅行社(China Travel Service)的統計，澳洲國際旅游業的繁榮也得益於與中國之間直航的開通。由此看來，未來機場擴建、旅遊產業投資也將是熱門之一。
由於澳大利亞人口普查數據，目前有超過75%的農場主都已經超過50歲，而農場主後代大多不願再繼承家族農場生意。未來預計將有更多農場主尋求退出，出售農場及相關農牧產業。
澳大利亞向中國等亞洲國家出口貿易繁榮，未來港口、交通、物流、倉儲等出口環節都將有不錯的投資機會。
由於澳大利亞人口呈現老齡化發展趨勢，未來養老產業、醫療保健產業都蘊藏著投資機會。
澳大利亞留學市場持續火熱，在對海外學生的培訓、住宿方面也不失為值得考慮的投資方向。
END
澳大利亞基礎設施審計署（The Australian Infrastructure Audit）預計，到2031年，澳大利亞人口將增加到三千多萬人。在2011年到2031年這20年間，其中四分之三的增長都將會發生在悉尼、墨爾本、布里斯班和珀斯。這意味著澳洲最大的四個城市總計將迎來590萬人的人口增長。
到2031年，阿德萊德、堪培拉、霍巴特和達爾文的總人口也將增長26％，而其他地區的人口將從2011年的560萬人增長到680萬人，增長率約為22％。
能享受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是居住在澳大利亞的最大優勢之一。無論是每天走過的道路、乘坐的公共交通、使用的水和能源，還是我們依賴的電信網路和互聯網，這些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對我們的生活產生著巨大的影響。
這就是為什麼隨著澳大利亞人口的增長，在開發和改善基建時，選擇最能使社會獲益的項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澳大利亞需要堅持長期戰略思維。多去思考一下：我們會給我們的下一代留下一個怎樣的社會？畢竟，我們這一代人（從嬰兒潮到千禧一代）在享受上一代人留給我們成果的同時卻把基建不足的問題遺留給下一代實在有失公平！
另一方面，就目前澳洲人口現狀來看，30年前，年輕人賺取的收入，比社會平均水平要高；但如今，在許多國家，年輕人的收入比社會平均水平要低20%左右。
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在過去幾十年間，領取退休金的老人們的可支配收入要比年輕人的收入增幅要得多。
年輕人需要安家置業，需要娶妻生子，其支出通常要比退休人群高，因此也需要相匹配的更高的收入，但現實就是這麼殘酷。為什麼年輕人越來越窮？深層次的原因很多，比如，澳大利亞政府始終迫於政治需求沒有出台合理的調控政策，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勞動的回報永遠跑不過資本的回報。
所以，學會分析趨勢，適應形勢以作出適當的投資決策就顯得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