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澳大利亞人報中文網
澳大利亞在推動對電子商務的無區別待遇的全球談判（包括中國在內）的支持，以及在單方面區別對待中國領先的電信設備供應商之間存在脫節。這樣一種緊張局勢正在全球範圍內上演——在貿易官員試圖阻止不斷上升的保護主義浪潮的同時，西方安全機構認定中國快速發展的技術實力是一種戰略威脅。
上個月，76個國家同意啟動正式的世界貿易組織（WTO）談判，以制定一套新的可執行的全球規則來管理電子商務交易，這是澳大利亞貿易外交的一個值得注意的成就。而在此之前，在特朗普政府退出之後，澳大利亞與日本一道在振興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方面取得了成功，這符合澳大利亞領導多邊貿易上的長期歷史——包括建立世貿組織和構建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烏拉圭回合。
自2017年底以來，澳大利亞一直與日本和新加坡合作，組建了一個願意制定一個框架來加強數字交易夥伴之間信任的國家集團。中國代表作為觀察員參加了月度會議，但僅到最後一刻才決定參加談判。
這項擬議的協議將涵蓋一些傳統的全球貿易問題，例如對通過電子商務平台交易的低價值商品禁征關稅，以及與貿易便利化更密切相關的問題，例如承認數字合同和數字簽名。
然而，它也將涵蓋一些對於中國來說更加困難的問題，包括消除跨境數據流動的障礙或迫使外國公司開放其源代碼作為投資或貿易的條件。
中國駐世貿組織大使張向晨表示，加入這一談判的決定反映了中國認為這有助於挽救世界貿易體系。
「多邊貿易體系陷入了深刻的危機，」他說。
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曾領導特朗普政府對世貿組織的攻擊及其與中國的貿易戰，他已經承諾美國參与談判。他表示，他們必須達成「可以強制執行的高標準協議，並要求所有參与者承擔相同的義務」。
從開始談判到達成協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當數字經濟正在成為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鍵的戰略戰場，讓這兩國都坐到WTO的談判桌上是非常了不起的。
雖然澳大利亞外交和貿易部（DFAT）領導了這項談判倡議，但內政部下屬的安全機構也創新性地為禁止以華為為首的中國電信公司參与 5G電信網路的鋪設闡述了理由。該禁令沒有提及中國，而是指出「可能受到外國政府法外指示的供應商，而這些指示與澳大利亞法律相衝突」。
這反映了澳大利亞對中國的2017年《國家安全法》的解讀，該立法明確規定中國組織必須「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國家情報工作秘密」。
雖然澳大利亞是華為全球市場的一小部分，但我們的安全機構做出的解讀正在被其他較大的國家審議，作為遏制中國在其信息基礎設施中的影響力的一個範例模板。
長期以來，安全機構一直未能成功找到華為在向西方供應的硬體中插入「後門」的證據——這種後門可能使中國當局能夠監控甚至控制系統。澳大利亞的提法避開了這一點，而只是將國家干預的可能性作為排除這間中國供應商的理由。這是美國希望其盟友，特別是五眼安全聯盟的其他成員所採取的一種立場。
安全機構所關注的不僅僅是電信基礎設施，還包括雲計算，配電，資料庫管理和供應鏈系統。
這種邏輯的結論是，中國的科技公司將被迫撤回到中國的「大防火牆」的後方，服務於其龐大的國內市場，而西方公司則管理其他所有各方。
但這是否實用呢？華為指出，其在電信基礎設施業務上的主要競爭對手，瑞典的愛立信和芬蘭的諾基亞也從中國採購他們的設備。
上海諾基亞貝爾（Nokia Bell）有限公司是由中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直接監管的一家合資企業，而愛立信則與中國國有企業南京熊貓電子公司組建了合資企業。
DFAT的最新貿易報告顯示，過去五年澳大利亞在中國的電信設備上花費了330億澳元，其中華為所佔份額不到5％。
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蘋果和其他公司的智能手機，但也包括本國電信基礎設施的一大部分。
五年來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先進技術的總購買價值約為1000億澳元。除了提供我們60％的電信設備進口外，中國還向我們提供佔三分之二的電腦，60％的集成電路和55％的配電設備。我們從其他國家購買的所有設備幾乎都有中國在供應鏈上的參与。
目前，安全官員在澳大利亞和其他主要西方大國的政府心中佔據上風。
假使排除中國供應商會帶來國家成本的話，現在對於這種成本既不會進行衡量，也不會在考慮中予以任何重視。
早期的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認為，西方的目標應該是讓中國成為全球經濟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安全分析家則認為，中國政府的斯大林主義傾向使這一點變得不可能。然而，貿易談判所抱有的志嚮應該是追求一種希望，而不是砰地關上門。
作者DAVID UREN -《澳大利亞人報》經濟副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