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然之變下的繁盛與彷徨–「革新開放」深水期的越南（上）
悄然之變下的繁盛與彷徨
王慶民
2019年元旦，越南正式廢除曾效仿中國、統一后曾在全境推行的戶籍制度。眾所周知，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戶籍制度最為熟悉，它的影響幾乎伴隨每個國人的一生，且如今依舊存在且影響重大。因此，越南的這一“超中”舉措引發了中國國民的普遍關注和議論，越南的變革也映入國人眼帘。而這一舉措，只是近年來越南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的一隅。
自1980年代中期越南開啟“革新開放（越南語國語字（拉丁化）：Đổi Mới；英語：Renovation）”后，越南的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文教衛生等各領域，全都在改變著。但由於其發展較晚、看起來很像中國“改革開放”的克隆版，這一系列變革沒有得到中國和國際社會充分的重視。事實上，在表面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亦步亦趨之下，越南“革新開放”與中國有諸多不同。尤其最近的十多年，越南在政治領域的改革，已經與中國形成鮮明的對比，產生了顯著的差異。而在經濟領域，其改革的方向和許多關鍵點也越發具有創新性。至於其他領域，也都展現了與中國相異的特色。這些都值得國際社會尤其國人和工作于關注中國變動的人們了解、研究，並對推動中國的變革起到借鑒和參考作用。
（一）越南“革新開放”政策實施的背景
1950年代至1980年代，今屬正式名稱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Cộng hòa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iệt Nam；漢喃：共和社會主義越南）”的國土上，戰亂不斷。連續而酷烈的戰爭摧殘下，中南半島東部的這片土地民生凋敝、凄風苦雨。而1975年北越政權統一越南全境后，其內政、外交、軍事政策的一系列失敗，更是讓越南國民經濟處於幾乎崩潰的狀況。直到1986年，時任越共中央總書記的阮文靈（Nguyễn Văn Linh）開啟了“革新開放”的進程，越南經濟、對外交流才開始發生重大變化，越南也跌跌撞撞的走在了發展的快車道上。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9月2日，越南國父胡志明在河內的巴亭廣場宣布越南獨立建國。這可以看作是現今越共政權建立的標誌。
但法國殖民者很快捲土重來。1946年11月，法越戰爭/越南反法抗戰（Kháng chiến chống Pháp）爆發。戰爭初期，胡志明為首的越盟失去了除中越邊境山區外所有領土。而後來，在中國的大力支援下，越南逐步收復失地。直到1954年，越南在中國軍事顧問和中援武器的支持下，于奠邊府決定性的擊敗法軍，戰爭才宣告結束。整個戰爭中，雙方長期拉鋸，法軍狂轟濫炸、雙方四處交火，戰爭波及的越南北部地區經濟遭受嚴重破壞。
而造成更大破壞的則是越戰，尤其是由美軍直接參与的越戰階段。1955-1975年，以北越政權和南越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中國、蘇聯和幾乎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為一方，以南越政權、美國、韓國及美國其他盟友為另一方，雙方展開了曠日持久的全面對抗，是二戰後至今最酷烈的戰爭。在北方，以地毯式轟炸“滾雷行動”為代表，美軍常態化的高空轟炸幾乎摧毀了北越所有的工業和基礎設施，例如工業發展的引擎電力和石油供應，以及道路交通設施，都遭遇沉重打擊；在南方，美國和南越軍隊與越共游擊隊進行曠日持久的戰鬥，如越共發起的“新春攻勢（Sự kiện Tết Mậu Thân 1968）”和美軍的“‘戰略村’計劃（Ấp Chiến lược；英語：Strategic Hamlet Program）”，也讓南越政府改善經濟的努力被戰爭侵蝕殆盡，哪怕它得到了大量美國資金的挹注。而1975年北越佔領南越全境的統一戰爭，也對南方的基建造成破壞。
而分別於1978年底和1979年爆發的越柬戰爭和中越戰爭，則繼續損耗著脆弱的越南經濟，讓它雪上加霜。中國軍隊對於北越工業區的破壞，讓復甦不久的越南北方工業基地一度重新陷入癱瘓。
歷經這些戰爭，1980年代的越南成為一片廢墟，工業更是幾乎要從零重啟。但越南經濟困境並非僅僅源於戰爭，還有其從建國至統一后十年（1945-1986）極左政策製造的經濟危機。
雖然和中國、蘇聯，以及其鄰國柬埔寨相比，越南在政治、經濟各領域都是相對“少折騰”的，但是並不是沒有“折騰”過。在越南第一個五年計劃（1960-1965）期間，越南就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這在戰爭年代還情有可原。但是戰後在越南全境實行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76-1980）和第三個五年計劃（1981-1985）期間，以總書記黎筍（Lê Duẩn）為首的越共中央依舊在工農業領域選擇效仿蘇聯，工業發展被計劃經濟和官僚主義所束縛，工人和農民沒有勞動積極性。激進的土地改革尤農業集體化政策，導致原本就低下的生產力再度下降、國民收入進一步下滑。而且，相對於中蘇等國，越南工人和農民工作紀律更差、勞動效率更低，像蘇聯那種大規模機械化生產，在越南根本沒有實現的環境。
越南雖然不排斥甚至儘力爭取外援，但當時的國際環境卻不利於越南。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后，西方國家寧可支持搞大屠殺的紅色高棉政權也不支持越南，中國更是出兵攻擊了越南。這樣，越南的外援只有來自蘇東國家。為此，越南還於1978年加入了蘇聯主導的“經互會（俄語縮寫：СЭВ）”。但1980年代蘇東國家恰恰同樣處於經濟困境，對外援助逐步削減。雖然蘇聯為保護這個重要盟友願意提供不少援助，但越發力不從心。而且，簡單且少量的“輸血”而非外部資本、技術、生產方式的常態化輸入，只是杯水車薪罷了。1991年，經互會和蘇聯一起“灰飛煙滅”，越南最主要的外援也徹底不復存在。
導致經濟陷入困境的，還有大量人才的流失。1975年北越發起統一戰爭后，大批南越精英擔心被清算，紛紛逃離越南，“投奔怒海”。統一后，越共政權雖沒有進行死亡清洗，但糟糕的經濟政策與民生凋敝的環境，還是導致剩餘的精英乃至技術人員、熟練工人大規模逃亡，形成了超過百萬的難民群體–“越南船民”，遍布香港、東南亞乃至歐美各國。這些人的逃亡既是越共政權惡劣經濟政策和環境的結果（之一），反過來也加劇了越南經濟的惡化，形成惡性循環。於是，1975年到1980年代中期的越南經濟並未像許多戰後國家那樣迅速復甦，而是愈發萎靡不振，國民陷入赤貧之中，人均年收入僅為約合200-300美元，25%的兒童營養不良，6000萬國民普遍在貧困乃至飢餓中掙扎。
於是，就像中國在文革結束時“國民經濟處於崩潰邊緣（其實經濟已經崩潰）”而不得不進行“改革開放”一樣，越南在民生極度困苦、百業凋零、國民經濟羸弱不堪的情形下，經濟社會政策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二）“革新開放”的發端和正式啟動
如前所述，1980年代的越南，幾乎處於經濟絕境之中。而這，也成了越南經濟不得不改的客觀動力。
同樣如同中國的“改革開放”，越南的“革新開放”也是以一場標誌性會議為公認的起點的。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開啟“改革開放”幾乎整整九年後，1986年底召開的越共六大，也標志著越南正式走上了“革新開放”之路。
在越共六大之前，越共政權已經開始進行局部的改革。幾乎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時甚至略早，越共中央已下放了一些權力，默許部分地區實行激勵機制、鼓勵農民多勞多得的措施。再後來，甚至還給予各省份自行成立外貿公司的權利，而非由中央壟斷。這些改革也都是在惡劣的經濟形勢下被迫實行或默許的，並取得了一些成效，讓越共中央看到了改革的好處。越共的四屆六中全會也肯定了這些改革措施。但這種改革是有限的、不連貫的、局限在部分行業和部分地區的。面對經濟民生危機，全面改革勢在必行。
1986年7月，奉行親蘇保守路線的黎筍（Lê Duẩn）去世，由親華派的長征（Trường Chinh）（原名鄧春區（Đặng Xuân Khu））繼任總書記。在經濟上，長征曾比黎筍更加左傾，例如他早年在北越進行過激進的土地改革，包括農業集體化，以及過程中廣泛的鎮壓。真正開啟“革新開放”的，是于數月後越共六大上正式接任總書記的阮文靈。
阮文靈，1915年出生於越南北部的興安省。他14歲即參加了越盟下屬組織胡志明市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後來被派往南方進行黨支部建設工作。從1930年至1945年，他曾三次被捕入獄。越戰期間，他已成為北越政權在越南南方最主要的領導人，並參与策劃了“新春攻勢”和一系列對美國和南越的宣傳戰。
阮文靈一直反對對南方進行過激的“社會主義改造”，主張保留私有經濟。這或許和他長期在南方工作，受到更多的自由主義思想熏陶有一定關係。但他的這種“離經叛道”的主張卻導致了黎筍等人對他的排擠，並一度被迫離開政治局。直到1980年代中期，面對越發糟糕的經濟，阮文靈的主張才重新得到接受，他也得以重返政治局。在1986年12月召開的越共六大上，與長征同屬親華派的阮文靈正式接任總書記一職。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越共政權確立了“革新開放”的路線。
本次會議議程的核心就是如何推動經濟改革、促進經濟發展。“經濟”成為了越共六大的核心要務。為此，在黨代表的要求方面，就著重於更能理解黨新型經濟政策的黨員、年輕黨員參加，以為改革建立組織和人才基礎。
在會議上，包括長征在內的越共中央高層檢討了自己的失誤，並承認越共中央各機構需要為此承擔責任。在這一點上，和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及會上通過的重要文件《關於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看起來很相似。二者都檢討了黨過去執政的失誤，並且提出要進行革新與改變。不過相對於中共《決議》對已去世、下台、失勢人物的批判，越共六大上則是由當政者主動承認自身的錯誤，且總書記長征主動放棄繼續擔任總書記。在這一點上，越共的自省和變革意志是強於中共的。
而阮文靈則以溫和而堅定的態度批判了越共現存的問題。他在會上稱，越南“生產活動蕭條、流通體制混亂，當局容忍社會經濟困境持續、人民信心動搖”。而如中央書記處書記阮昇平（Nguyễn Thanh Bình）、部長會議副主席（國家副總理）武文傑（Võ Văn Kiệt）、胡志明市市委書記武塵志（Võ Trần Chí）均表達了相似的意見，主張厲行改革。
相對保守的長征等人，依舊強調堅持越共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對經濟的控制的重要性。但他也承認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經過各方商議和妥協，最終形成了以下共識並成為決議：
1.“大會要求要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也意味著，越共工作重心由階級鬥爭和意識形態、對外反侵略戰爭，轉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與中共政權“改革開放”的首要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非常相似。
2.建立“以社會主義為定向的、多種經濟成分的、由國家管理的市場經濟”的革新路線。這與中國的“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類似。而“對內要正確對待各種不同的經濟成分，鼓勵發展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要調整產業結構，重新安排投資方向確立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發展順序，實行全國統一的社會經濟政策”等具體內容，則同樣與中共“改革開放”之後數十年的經濟綱領相似。不過，中共在1992年的十四大上才宣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而越共早了近6年。越共六大上，越共中央還提出“全面推進革新事業，以市場機制徹底取代計劃機制”的目標，比中國經濟改革的步伐明顯邁的更大更快。
但會議同時也提出，要“繼續努力控制小商人、資本家”，並在此後拒絕了西方控制的國際金融組織全盤私有化的建議，在重點領域保留了國有化。這表明越南在大步前進的同時，並不會拋棄其執政和立國的經濟基礎。這也在側面表明，越南不會放棄包括政治制度在內的列寧式一黨專制制度。這一點與中國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將堅持中共的領導作為底牌，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後來實際的運作上，越南國有企業在大型企業的佔比是極高的，遠高於中國經濟中的公有制比重。這很大程度是在於越南經濟體量小、國內行業競爭度低，不像中國有廣闊的市場和勞動力發展大型民營經濟。
3.越共在會議上還認為，“由於多年來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上存在許多落後和錯誤的觀念，所以這次大會應當成為黨在思維、作風、組織和幹部工作中改革的標誌。”這相當於中共在“改革開放”后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解放運動。
關於管理體制改革，提出了六大要求，包括“改造經濟計劃的官僚體系，並把中央機關的權力分散、讓決策程序更為獨立，以提高經濟管理體系的效率”、“釐清部長會議的職權、許可權，並重組國家管理機關，提高其效能”、“改善黨的組織能力、領導和幹部培訓程序”等。這類似於中國的簡政放權、精簡和重新調整管理結構、將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下放到地方，以及“政企分開”之類措施。越南也效仿中國設立胡志明市、峴港、芽庄、富國島等經濟特區和開發區，但全國的開放速度要快于中國。
4.對外領域，實行“‘廣交朋友’的靈活方針，擴大對外貿易，吸引外資。”這與中共的對外開放、招商引資，以及後來的“走出去”戰略類似。
除了經濟，越南在外務方面還強調要與西方資本主義陣營改善關係，雖然只提及了瑞典、澳洲、法國、日本等國，並未提及結束血腥戰爭僅11載的“仇敵”美國，但也充分顯示了越南希望得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幫助的意願。這也與中蘇交惡后，中共積極改善對日對美關係，並在“改革開放”后更大幅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多有相似之處。而且相對於中國，越南改善對外關係的步驟更快。在1975年，越南還處於只有蘇東國家支持，與世界大多數國家關係處於險惡或冷淡的狀態，因此六大上推出的改善外交舉措顯得更為積極和大胆。
很明顯，在越共六大上，改革派大獲全勝。根據越共對六大的定性，六大后的越南“在經濟、社會建設和發展的觀念和路線以及對外的許多大政策都有了方向性的轉變”。而國內外的評論人士也都把越共六大看作越南經濟社會發展的轉折點。
而在越共六大上，大多數政策與中國此前和之後的許多大政方針頗為類似。雖然在實行的時間、力度及部分細節上與中國有所不同，但從本質上，越共六大及之後的十多年，越南的“革新開放”與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具有明顯一致性的。在2000年代以前，兩國的改革進程都是在堅持共產黨的一黨執政、經濟上的公有製為基礎、對市場經濟有限放開的基礎上進行，還沒有產生質的差異性。
（三）“革新開放”的前期與中期：解放生產力后經濟的騰飛與新問題的初現
“革新開放”全面開啟后，一批新的黨員幹部得到提拔。在全面改革之前，為越南立國流血流汗的軍人是越共中央和地方最強大的勢力；改革之後，軍方的影響力大幅削減，代之以擅長經濟的技術官僚，後者逐步成為越共政權的骨幹力量。在改革之前，中央幹部佔據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大多數席位；六大之後，越共提高了地方官員在中委和政治局的權力比重，以增大各地方在中央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促進各區域經濟發展。此外，越共六大也完成了越共高層的新老交替，長征、黎德壽（Lê Ðức Thọ）、範文同（Phạm Văn Đồng）等越共元老紛紛退位。這一切都為培養和提拔新人提供了有利條件，也為推進“革新開放”打下了人才基礎。
當推動革新的領導班子和基層骨幹就位之後，“革新開放”的大幕正式拉開。
正如越共六大的決議所說的那樣，越南開始了全面變革。在經濟上，不再強調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私有企業、個體商戶名正言順的進行合法經營；在農村，除了土地所有權還在官方，使用權、收成支配權均歸農民個人所有。無論城市還是鄉村，無論工業還是農業，都可以在限定範圍（但開放範圍廣泛）和繳納稅款的前提下自由交易，商品經濟繁榮。
而在對外領域，越南引進外資決心堅定、態度誠懇。因此，雖然正值蘇東劇變、來自蘇東的外援幾乎斷絕，但越南與西方國家很快建立了良好的經貿關係。雖然由於越南本身經濟體量的微小、工業基礎的薄弱，以及雙方一些政治因素的阻礙，對外貿易和外援並未給越南決定性的幫助，但還是很大程度促進了越南經濟的發展，尤其對於越南引進外資和技術、促使國內市場與國際接軌，起到重要作用。
在引進外資和技術的同時，越南大力發展出口產業，用來刺激經濟和賺取外匯。1999年，越南對外出口額高達GDP的40%，在金融危機后的東南亞一枝獨秀，更挽救了危機中的越南經濟。2007年，越南加入了世貿組織，在對外經貿合作領域又上了新台階。
在外交上，越南最突出的成果就是與中國改善了外交關係。1979-1989年，中越兩國爆發了斷斷續續長達十年的邊境衝突，兩國關係也在中國發起“自衛反擊戰”后降到歷史冰點。原本兩國關係還可能長期冰洞下去，但中越兩國內部與國際局勢的變化，促使兩國關係迅速緩和並重新成為戰略夥伴。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越南最大的靠山瓦解，這不僅迫使越南必須改善與中國關係，也在客觀上為中越關係改善破除了來自原蘇聯的阻礙。而中國經歷六四事件，在國際上遭遇空前孤立，也需要與越南等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國家”抱團取暖。而越南的“革新開放”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又頗多類似，也都強調對外友好和開放，使得兩個利益與路線均有高度重合的國家關係迅速升溫。1991年，中越發表聯合公報，兩國關係正式正常化。兩國除了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交流，經濟方面自然也少不了，甚至後者才是重中之重。1990年代及之後，原本就有悠久歷史貿易傳統的兩國鄰邦經貿關係迅速升溫，越南與鄰近的中國廣西省更是邊貿繁榮。
此外，為擺脫國際孤立，越南還逐步從柬埔寨撤軍，這既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好感，也減輕了財政負擔。1995年，越南加入東盟，意味著東盟其他國家不再將其視為地區級的“紅色霸權”、“東南亞的蘇聯”。東盟地區在90年代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區域之一，發展潛力巨大，市場廣闊。因此，加入東盟的越南得以開闢周邊國家市場、促進與區域內各國的經貿交流，對越南經濟發展起到非常重大的推動作用。1986-2006年，越南對同區域（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的進、出口，佔總進、出口的比例，分別由1.16%和1.13%增大為30.5%和20.2%。
隨著“革新開放”逐步深入，一方面，越南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市場經濟日益繁榮，哪怕底子還是相當薄；另一方面，革新政策與舊體制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許多新的經濟社會問題日益浮現。
1986-2006年，越南年均經濟增速約為7%。這20年間，人均GDP由385美元增加到1080美元，是“革新開放”開啟時的3倍。即便1997-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並席捲東南亞，越南經濟也保持了平均5%以上的增速。雖然相對於中國，越南這20年的經濟增速略低，但卻高於同期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於一個在戰爭的瓦礫和戰後動蕩中艱難前行的國家，這樣的成績實屬不錯。此外，如進出口等外貿數據更是增長迅猛。越南出口總額由1986年不值一提的789萬美元，增長到20年後的398億美元，令人感嘆其外貿發展之速。越南很快成為東南亞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早在1990年，紐約時報就將“革新開放”后的越南經濟迅猛發展稱為亞洲的“經濟奇迹”，進入新世紀的越南更被寄予厚望。
而同樣的，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服務、國民社會保障都有了一定程度的進步，人均壽命和國民受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教育事業的發展為例，1974-1975學年，越南只有41所高等教育機構，學生和教職工分別只有55700和8658人。而2007年，高等教育機構猛增到345所，學生人數達到了200萬人。1991年，只有2%的適齡者在讀大學，1999年即達到了11%，2016年大學凈入學率則達到了28.6%。同時教育改革也在展開，包括放開私人教育機構的開辦許可、有限的教育市場化、公立私立教育結合、允許建立外國大學在越南的分支學校、降低外國對越教育投資門檻、加強對外學術交流等措施，並努力讓越南的教育符合國際標準。
雖然這些很大程度上屬於越南飽經戰亂和長期相對封閉后的補償性增長，但仍舊十分喜人。尤其相對於1975-1986年即“革新開放”的前11年經濟發展的停滯狀態，后20年取得的成就更為可圈可點。而且，越南經濟從戰爭恢復期結束后，依舊長期增長，已不是簡單的補償性發展，而是實現了具有持續性的經濟繁榮。
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新的問題也不斷出現。
首先，社會貧富分化迅速加劇，腐敗和裙帶主義現象日益猖獗。“革新開放”給了越南人發家致富的機遇，也製造了越發嚴重的不平等，包括收入分配的不均、社會地位的差異、得到的各項社會服務與保障水平的差別等。當胡志明市富裕起來的新貴正在酒吧燈紅酒綠之時，越南北部農民還在為溫飽掙扎。即便到了21世紀初，越南人均GDP已經超過了1000美元，但事實上處於農村乃至內陸中小城鎮的居民，普遍還沒有達到聯合國人均一天1.25美元的最低生活標準（2005年標準）。
貪腐問題則與經濟繁榮密不可分。市場經濟的發展給了各級官員權力尋租的機遇，而專制體制下民主法治的缺失，讓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泛濫成災、難以遏制。當然，越共一直強調反腐和廉潔，也有類似於中國紀檢部門的反貪腐機構，而其“反腐”的手段、目的、結果，同樣可以參考中國。
關於裙帶關係，以2006年擔任越南總理的阮晉勇（Nguyễn Tấn Dũng）為例，其子女都分別在越南黨政和企業擔任重要職務。如其長子阮清誼，就曾擔任越南對外開放的橋頭堡富國島所在的堅江省的省委書記（值得一提的是，阮晉勇本人也曾擔任過這一職務），后又躋身越共中央委員會；次子阮明哲年僅25歲時就已是越共平定省省委委員；女兒阮清鳳則擁有兩個投資基金會，還掌握著包括麥當勞在內的外國企業在越經營權。而其他越南黨政軍高層的近親屬也在“革新開放”的大潮中，藉助裙帶關係搶佔了先機，“先”富了起來。
這自然加劇了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但在一黨專制下，人民無力反抗，無法通過民主選舉或遊行示威的方式改變現狀。這就涉及到“革新開放”帶來的另一個根本性的矛盾。
第二，繁榮的經濟與僵化的政治體制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包括分配不公在內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在現行專制體制下得不到解決，越共一黨專制面臨著經濟多元化帶來的政治多元訴求的挑戰。雖然“革新開放”也有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但其改革是很有限的，最核心的權力歸屬、權力結構並沒有改變，政權專制獨裁的本質沒有改變，權力決定資源分配的格局沒有改變。與中國六四事件后的改革一樣，此時的越共也在繼續經濟改革的同時擰緊了政治改革的閥門。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中國六四事件……原“斯大林模式”下列寧式政黨統治的各國發生的變化，也深深影響著越南。前兩個事件讓越共高層感到了統治的危機，而發生在中國的變動則讓他們有了維持政權的信心。時任越共中央總書記杜梅（Đỗ Mười）為代表的越共中央在堅持“革新開放”政策、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採取措施積極鞏固越共在越南的領導地位。他的繼任者黎可漂（Lê Khả Phiêu）和農德孟（Nông Đức Mạnh）也實行了相同的發展路線，即經濟開放與政治專制并行。
但這樣的體制日益顯示出不可持續性。面對貧富差距、環境污染、社會保障不足、貪污腐敗、裙帶政治，土地徵用問題、教育醫療資源不均，以及逐漸出現的民族衝突（包括越南主體民族京族與高棉人、泰人、華人），社會矛盾迅速激化。而專制體制下，沒有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也沒有可以通過結社、遊行、示威等方式表達訴求的渠道，還欠缺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在高壓統治和經濟增長下，表面上形勢大好，實際上暗流洶湧，社會醞釀著動蕩，政權也感受到了危機。
面對這樣的局面，越共政權其實有兩條道路。一條是效仿2013年後的中國，強化專制極權，摧毀公民組織、打壓新聞自由、鎮壓維權運動，用鐵腕手段遏制蓬勃興起的公民社會；另一條道路是，推動國家走向更加開放、多元，進一步放鬆對社會的控制、儘力滿足人民的民生訴求，在深化經濟改革的同時，推動政治革新。而後來的史實證明，越共政權選擇了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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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