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劉賢斌於12年前走出監獄時的真實記錄，不曾想，出獄不足一年半的時間，2010年6月28日劉賢斌第三次被抓捕入獄，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重刑10年，2020年6月27日，是劉賢斌刑滿出獄的日子！在此轉發他的一篇舊文，以示對他即將出獄的祝賀，同時獻上對劉賢斌及所有推動中國民主進程的良心犯們的敬意！
一、回家
我是在2008年11月6日滿刑出獄的。
奇怪的是頭天晚上居然睡了個好覺，一點也沒有出獄前應有的激動。之所以會這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最後一次減完刑后被留了4個多月的尾巴，經過4個多月的煎熬，誰還能保持起初那種興奮狀態呢？但早上6點鐘我還是習慣性地起來了，剛洗漱完畢穿好嶄新的衣服並準備與同改們話別時，就聽見有人在操場里叫我。我出去一看，原來是監區教育管教李飛在值班室等我。我在監獄里一直擔任文化教員，李飛是我的頂頭上司，我們之間相處得甚是融洽。前兩天李飛就曾告訴我，監區領導可能要安排他來送我，我聽了很高興，因為我相信他不會在我出獄時為難我。果然他很早就來接我了，我走出監區大門時還不到7點，而以前服刑人員滿刑通常都是在8點以後才能走出監區大門。出獄的手續李飛也在前一天辦好了，因此我們很快就走出了監獄大門。本來我以為像我這樣一個重量級政治犯出獄，其過程一定會相當麻煩，沒想到一切都是非常的順利。這時天上雖然下著小雨，但我的心情卻很晴朗明媚。
走出監獄大門后，我首先深深地呼了一口氣，這口氣與我以前9年零4個月喝的空氣完全不同，這是一口自由的空氣。自由，祇有當你失去了它之後才會感覺到它的珍貴。沒有人願意失去自由，4個多月來我一直在渴望著這種自由，9年多以來我也一直在努力爭取這種自由。這個時候我沒有回過頭來看監獄一眼，我直接跟隨李飛上了一輛警車。一般服刑人員滿刑后都是自己回去，監獄還要給他們發一點路費，但對我們這種級別的政治犯，監獄卻會安排專人專車送交當地公安機關。對此情況我早已料到，因此在一個多月之前我就叫我妻子不要來接我，因為來了也接不到我。但此時此刻我卻很想看到我的妻子、女兒和以前的朋友，我知道他們這個時候也在翹首以盼。川東監獄位於大竹縣城郊，我在這裏呆了近10年，從來沒有離開高墻半步，我一直不知道大竹是一個怎樣的縣城，祇聽說這裏的醪糟很有名。有些服刑人員滿刑時總會在大竹盤桓半天，但這個時候我卻歸心似箭，我不想在大竹縣城多呆一分鐘。
車子開出縣城后很快就上了高速公路。李飛告訴我，現在從大竹到遂寧全是高速公路，祇要兩個多小時就可以到達遂寧，我聽了非常吃驚。記得當初我來的時候，遂寧市公安局國保支隊用「桑塔納」送我，一路上全是彎彎曲曲的柏油馬路，早上6點鐘出發，下午4點多才到達。當然這中間還出了一個事故：在渠縣爬山時，我們的車子撞死了兩個小孩。後來聽說遂寧國保為此向小孩的父母賠償了7萬元錢。當時他們沒有給我戴手銬，圍觀的群眾很多，我一直站在路邊，沒有人知道我是被押送的犯人。如果是一般刑事犯遇到這種情況肯定會選擇逃跑，但我沒有產生這種念頭。我認為人家沒有給我戴手銬就是相信我不會跑，我不能讓人家說我是一個不講信義的人。更何況如果我跑了，他們在氣憤之下完全有可能把事故的責任推到我身上。直到交警把事故處理完了，才知道這輛肇事車輛是專門押送犯人的，於是他們才想起給我戴上手銬，並用一輛交警巡邏車把我送到了大竹的川東監獄。現在好了，一路上都是高速公路，我再也不擔心會出現交通事故，祇是靜靜的欣賞迅速消逝的景色。
上午10點我們進入遂寧境內后，李飛與遂寧國保取得了聯繫。出了高速公路后，我們就在一個加油站等著，一會兒遂寧國保的汽車就開過來了，打過招呼后遂寧國保就把我們直接送到了育才路派出所。近10年不見遂寧，遂寧的城市變化很大，我一時還搞不清方向。到了派出所之後，李飛給我妻子打了個電話，告訴她我已經到了遂寧，說辦手續還要耽誤一點時間。。所謂辦手續就是在派出所進行移交和登記。辦完之後，派出所的所長給我作了一番教育講話，希望我回來之後要遵紀守法，好好回報家人。由於他態度比較客氣，我也就沒有與他進行爭辯。這時國保的兩個人也不知到哪裡去了，我原以為會與他們發生一番口舌上的交鋒，但他們既然不主動找我麻煩，我也樂得省去了一場衝突。10點半的時候，李飛又給我妻子打了個電話，叫她到派出所來接我。打完電話后，他就與我握手告別，我說我要請他吃飯，他說他要急著回去。李飛是一個正直善良的普通警察，許多時候我們之間處得就像朋友一樣，他一直對我的為人和才能都十分佩服。在川東監獄，像他這樣的警察很多，並不是如外界所想像的那樣黑暗。
幾分鐘后我妻子陳明先就來了，在她身後跟著我最好的朋友歐陽懿，他手裡抱著一大束鮮花，後面還跟著我的另一個朋友孔傑和我的侄女小鳳。他們的臉上都掛著喜色，但我的心情卻好像一點也不激動，我以前本是一個熱情洋溢的人，面對10年不見的親友本應該十分高興才對，難道多年的牢獄生活已經使我的神經變得麻木？以前在監獄里就常聽人說，監獄會讓傻子變聰明，也會讓聰明人變傻。我在監獄里一直受到警察和犯人的尊重，本以為自己的性情沒有受到影響，但現在看來長期的牢獄生活還是讓我產生了變化，我變得遲鈍了。後來許多天里，我在妻子和女兒面前也表現得非常平靜，不，是遲鈍。她們說話，我祇是聽著，妻子看見我沒有反應就對我生氣，害得我不停的對她解釋和道歉。我得承認，近幾年來中國監獄的生活條件和勞改政策已經有了巨大改善，但它摧殘人的本性的這個本質卻沒有任何變化。儘管我表現平靜，但歐陽和孔傑還是熱情地擁抱了我，然後我們又一起合了影。
在回家的路上，歐陽一直對我講個不停，看得出他這個時候非常興奮。他告訴我，在我進去之後他就走到了民運的第一線，如今已是一個全國有名的網路異議作家，而且在幾年前得過一次「青年人權」獎。他真誠地說：「賢斌，你應該感到高興，因為你出來的時候我沒讓你對我感到失望，我沒辜負你當初對我的託付」。我聽后感到很滿意。記得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我一直走在四川民運的第一線，為了運動的長遠發展，我一直有意地將歐陽、胡明君和陳衛放到第二線。他們3人的個人素質和能力都比我強，都是可以獨當一面的將才，我一直將他們看成振興四川民運的希望。我進去之後，歐陽和胡明君都迅速地站了出來，但胡明君很快就因與王森一起組黨而進去了，歐陽則十分艱難地支撐了許多年。歐陽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學，我們的友情已經延續了20多年，他以前做事有點缺乏信心，但在我進去之後卻迅速地成長了起來。看見他變化如此之大，我心裏能不為他感到高興嗎？
在回家的路上，我再一次體會到了家鄉的巨大變化，如果沒有他們為我領路，我一個人還真的找不到家。幾經轉折之後，我們一行人來到了鹽市街，以前明先給我講過我們的家就在鹽市街的「百盛家園」。這時我突然看見一群人朝我湧來，仔細一看才認出他們是我的父親、大哥、大嫂和我的侄兒侄女，但跑在最前面的卻是陳衛、陳兵兩兄弟和從成都趕來的張明。他們舉著一張橫幅，上面印著「賢斌，歡迎你歸來！」幾個大字，一看就知道是曾經做過廣告業務的陳衛的傑作。老實說，我根本就沒有想到出獄時會遇到這樣的場景，在出獄之前我告訴明先最好保持低調，但當明先把我的意見告訴朋友們時，歐陽他們卻堅決不答應，他和陳衛商量一定要搞個隆重的歡迎儀式。從這裏我再一次體會到了我們之間牢不可破的深厚情誼。父親的手裡也拿著一塊紅布，非要掛在我的脖子上，意思是要衝掉以前的晦氣並希望我以後能平安順利，我本不相信這一套，但考慮到年邁老父的心情，我還是順從了他。走進「百盛家園」后，我們又在樓下一起合了許多影，當天歐陽就將這些合影全都發到了網上，讓許多相隔多年的老朋友在千里之外都看見了我出獄時的樣子。當時我缺了一顆門牙，是我在監獄里打籃球是撞缺的，我一直沒有在裏面進行修補，因為我想保持真實的形像走出監獄。當天晚上徐文立在電話上就提到了我的牙齒，我費了好一番口舌才解釋清楚。這讓我一下子就感受到了網路的威力，我預感到這是上帝製造出來用來結束專制統治的工具。後來西安的楊海也告訴我說：「中國的專制統治將最後栽在互聯網上面。」
合完影后，陳衛就領著親友們一起到一家餐館去了，他們為我準備了一場盛大的接風宴會，明先則把我領到了家裡。以前我們家住在學校里，都是租的學校的舊房，面積不大，傢具也非常簡陋。由於我一心從事民運，因此從來沒有為家裡購置什麼像樣的物件，祇是在1997年胡平託人給我送了幾千元錢，我才從中拿出兩千元交給明先，明先用這筆錢買了一部電冰箱。與明先結婚10多年了，我祇給她買過一雙皮鞋，家裡的一切開支都是靠明先在學校的工資。女兒出生后，除了有時候陪她玩，我也沒給她買任何東西。那時我掙的稿費和國內外朋友的資助，我幾乎都用在了民運方面。我對明先、女兒和這個家的虧欠實在太多，在監獄裏面我每每想到此事就會動情流淚。但明先是一個淡泊之人，她從來沒有在這方面埋怨過我，她祇是默默地承受著一切不幸和辛酸。2003年明先來信告訴我說她買了房子，並將新房子的照片寄給了我，我看見房間的布置還是明先的風格：樸素而雅緻。後來我才知道，這是我們家最困難的時候，明先買房子用了4萬多塊錢，幾乎都是找朋友借的，重慶的鄧煥武老先生也借給明先5千元。但到我出來之前不久，明先就說她已經把欠帳還清了，當然這主要得益於我與明先在2005年左右先後獲得「魏京生人權鬥士獎」和「受難者家屬獎」總共近4千美圓的獎金。
這時已經到中午了，陳衛一直催我們出去吃飯，但由於女兒上學還沒回來，我就一直在家裡等著。12點10分左右，女兒終於回來了，但她進門之後卻一直不敢看我，祇是生澀地喊了一聲「爸爸」。我有10個月沒有見到女兒了，以前她每年都要和她媽媽一起來看我兩次，沒想到她一下子就長高了許多，比她媽媽還高一點。我進去的時候女兒才兩歲，走的那天晚上她一直哭個不停，9年多來她的哭聲一直在撕扯著我的心。我進去的時候本來打算不減刑，但後來想到為了女兒的成長我還是選擇了減刑之路。在一個柔弱的孩子面前，我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堅硬冷酷的心。當然我的減刑還有個前提條件，那就是不能認罪，如果他們要強迫我認罪，我寧願讓家人陪我多受些痛苦。監獄方面也比較靈活，說祇要能遵規守紀、完成勞動任務就可以給我減刑。這樣我一共減了3次刑，總共減了3年零八個月。雖然這是川東監獄減得最差的，但比起川中監獄的佘萬寶減刑半年、胡明君和王森一天沒減，我感到自己還是幸運多了。3年8個月，我可以做多少事情啊，3年8個月陪伴女兒，這對女兒是多麼重要啊。女兒現在11歲了，正在讀小學六年級，在學校的表現和成績都非常好，與我以前差不多。我知道這都是明先的功勞。在監獄里的時候，我經常與女兒通信，開始是給她畫漫畫、講故事，後來就給她講人生的道理，出獄前一年我還給她系統地講過《論語》。但孩子畢竟不在我身邊長大，回來了很久她還對我有些疏遠。
中午的飯局是陳衛、陳兵兩兄弟安排的，除了迎接我的那些人之外，還有遂寧的不少朋友，擠滿了3張桌子。但吃了幾分鐘之後我就吃不下去了，因為我吃著吃著就想起了我的母親，一想起我的母親眼淚就在我的眼眶裡直打轉。於是我把大哥拉到旁邊，哽咽著說：「我要去看媽媽。」說完就拉著明先直奔母親的墓地。到了墓地后，我看見母親那熟悉而慈祥的遺容，想到母親含辛茹苦地把我養大，而我卻沒有好好孝敬她老人家，我就忍不住大聲抽搐起來，明先則靜靜地安撫我。母親曾經說，有個算命先生告訴她，她去世的時候有個兒子不會在她身邊送終，沒想到這個兒子就是我。1999年我入獄后，母親每年都要到監獄來看我，每次她都沒說多少話，祇是望著我默默地流淚，我就勸她好好保重身體，說我出來之後還要好好孝敬她老人家。2004年母親沒有來看我，我就給她打了個電話，在電話那頭母親說她很好，叫我不要挂念。其實她當時已經病了，祇是不想讓我在裏面擔心才故意這麼說。2005年4月30日，監區領導突然給我一份電報，上面寫著「母危速歸」，我立即意識到母親可能要去了，於是我就要求回家探視母親。遇到這種情況，如果是一般服刑人員通常都會得到批准，但由於我是川東監獄的「重要犯人」，監獄領導拒絕了我的要求，祇允許我打次電話回家。但是當我第二天打通電話后，大哥卻告訴我說母親頭天晚上已經去世了。大哥還說，母親臨終前一直在輕聲地喊著我的名字。之後的幾個晚上我一直在被窩裡以淚洗面，沒能親自為母親送終是我心中永遠的痛。
從墓地回來后已是下午2點多，大家都在「卓茗居」喝茶，而我卻承受著手機電話的密集轟炸。由於明先把我出獄的消息提前告訴了許多朋友，整個下午我都在接受國內外朋友的祝賀和問候，先後打來電話的有：北京的康玉春、高洪明、趙昕，王立超，西安的楊海、李智英、鄧永亮，山東的楊寬興，浙江的程凡，貴州的陳西、曾寧，重慶的鄧煥武、王明、雷雲海，成都的邢宏偉、盧剛、文強，綿陽的李必豐，雲南的歐陽小戎，瑞典的張越，美國的徐文力等人。由於我的腦子當時已經被電話轟昏了，還有些朋友的名字我沒有記住。後來幾天打來電話的還有北京的江棋生，湖南的譚力、劉建安，美國的胡平、吳嗣宇，澳大利亞的孫力勇等人。這些朋友大多是我以前的老朋友，看見他們這麼多年了還關心著我，我真的非常感動。下午6點多，我又接到了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小丁的電話，她要求對我進行採訪。由於我現在還有兩年「剝奪政治權利」的附加刑，因此在滿刑前，我曾專門看過《刑事訴訟法》和《公安機關工作條例》的相關內容，按它們的規定，我在「剝權期」不得接受採訪。但是這兩個法律的這些規定與憲法相抵觸，屬於侵犯公民權利的惡法，對於這些惡法，公民當然可以不服從。因此我欣然接受了小丁的採訪，回答了小丁的所有問題。最後我向小丁表示，不管中國的民主之路多麼坎坷和漫長，我都會堅持不懈的奮鬥下去，並呼籲國際正義力量繼續關注中國異議人士的命運，呼籲國內外朋友從精神上物質上多關心獄中的朋友，這幾句話表達了我出獄時的基本想法。
晚上又有許多朋友為我接風洗塵，直到深夜我才獲得輕鬆和自由。新的一天開始了，但我明白這並不意味著我會有新的生活，中國的民主之途仍然布滿荊棘，我還得重新拿起以前用過的武器去繼續戰鬥，如果這些武器生鏽了，我還得找塊石頭來磨一磨。對我們這種死硬的民運分子來說，坐牢就是休息，自由就得戰鬥。
二、會友
我這個人很喜歡結交朋友，而且對朋友總是以誠相待，從不做對不起朋友的事情。記得在1991年我第一次出事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時，提審總想從我嘴裏了解我朋友的情況，並暗示祇要交代了他們的情況，我就可以回校完成學業。當時我不到23歲，正是大學快畢業的時候，能夠完成學業順利畢業當然是我的夢想，但我認為實現夢想不能以犧牲朋友為代價，因此我毫不由猶豫地拒絕了提審的「好意」，我沒有向他吐露不利於朋友們的任何情況，最後我當然沒能大學畢業，但我卻從來沒有為之後悔。我雖然沒有拿到大學畢業證，但贏得了朋友們的牢固友誼。近20年來，我一直在惡劣的條件下與專制強權進行不懈的鬥爭，朋友們自然會受到牽連和拖累，但他們從來沒有後悔過，我們的友情在嚴峻的政治考驗面前變得更加純潔和深厚。1989年初我與幾個志趣相投的高中同學結拜成了兄弟。八九民運發生后，我們都迅速地卷了進去，特別是歐陽懿和馬烈還參与了我在遂寧張貼傳單的事情，六四事件發生后我還與馬烈一起回過北京，差點在人民大會堂後面被戒嚴部隊開槍打死。1991年我第一次入獄后，我的這幫兄弟都受到了牽連，好幾個都被關過一段時間，歐陽懿被關押了3個月，其他幾個兄弟的畢業分配都受到了嚴重影響。1995年我因參与《吸取血的教訓，推動民主與法制進程》公開信簽名而受到追捕時，又有幾個兄弟受到關押迫害。但這些兄弟一直都沒有怨恨我，我第二次入獄之後，他們每年都要去看望我的家人，母親去世后，他們還與陳衛一起在靈堂里守了兩個通宵。這次出來之後，他們又接連為我舉辦接風洗塵的宴會，讓我好多天都沒有得到休息。
好不容易安靜下來，一些民運朋友又找上門來。出來沒幾天，就遇到了一個新朋友，他叫補紅星，是遂寧市河東新區的一名政府幹部。他說在網上知道了我的情況，從2005年開始就一直在找我，直到我這次出來他才從網上找到我家的電話和住址。對於這種新朋友，我向來很歡迎，因此後來幾天我們又見了幾次面，聊得也比較投機。我知道在民運內部，有些朋友的警惕性非常高，對於來路不明的新朋友總是要加以懷疑，經常在沒有根據的情況下就說別人是「特務」、「線人」。對於這種做法我是堅決反對的，認為這將極大地傷害別人的尊嚴，也不利於民運力量的發展。記得在1998年，一個叫李作的朋友曾來找過我幾次，他給我的印像就有點神秘兮兮，如果換個人一定會判定他是「特務」，但我卻一直放心地與他交往。1999年7月當局審判我時，他曾到遂寧為我進行聲援，我到川東監獄后又收到過他寄來的賀年片，不久外面的公安機關就到監獄找我了解他的情況，我猜他一定出事了，出來之後才知道他被判了15年，同時也知道了他的真名叫雄鷹。但在抓他之前四川的有些人卻說他是「特務」。其實李作之所以會表現得神秘兮兮，更多是出於自我保護的考慮。今年春節前夕，我聯繫到了李作的妻子雷鳳鳴，知道李作很快就要出來，到時我一定要去看望他。
類似的情況還有對黃曉敏的懷疑。也是在1998年，黃曉敏通過徐文立找到了我，當我把他帶進四川的民運圈內時，有人立即就說他是「特務」。後來黃曉敏的妻子謝軍曾給我詳細講過他們家的情況，說黃曉敏成天都在聽「美國之音」，對家庭很不關心。在我的印像中，那個時候的黃曉敏確實經常隨身帶著一個收音機，四川公開組黨后，他曾把「美國之音」的相關報道整理成文字，在四川民運圈內廣為散發。我進去之後，黃曉敏曾把我妻子、女兒接到成都去玩。謝軍是一個樸素、善良的普通女人，正是因為受不了黃曉敏對民運的太投入，她最後才與他離了婚。我在監獄里的時候，黃曉敏也曾給我寄過幾次明信片，我想「特務」不會對民運人士這麼關心吧。我這次出來之後，他又從成都專程來看過我兩次，而現在他也鳥槍換大炮，隨身帶著的已是手提電腦。但是現在還有人說他是「特務」，理由正是他經常帶著手提電腦。不久前我從別的朋友那裡了解到，黃曉敏現在的生活非常窘迫。如果他是「特務」，情況會是這樣的嗎？一個人做「特務」，不可能是為了理想，而主要是基於利益的考慮，如果他長期做「特務」卻得不到應有的經濟收益，換成任何人都是不會願意的。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情況，有些民運人士性格比較軟弱，面對國保的打擊和壓力，他可能會答應國保的要求，但我想他一定會經常處於痛苦之中，因為從人性這個角度來看，任何人都是不願意出賣朋友的。我從事民主運動近20年來祇遇到一個真正的「特務」，他就是貴陽的彭方中，據說他目前已經當上了某個縣的公安局長。前不久我從網上看見一篇文章，說在民運圈子裡「特務」的數量已經超過了民運人士的數量，我認為這是誇大其詞，實在是自己嚇唬自己。其實，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的民主運動就主要表現為公開的公民運動，我們做的許多事情都是可以見陽光的，我們一不搞密謀，二不搞暴力，有什麼值得害怕的呢？即使當局真派有「特務」打進我們民運圈子，我們也可以影響他的思想，促進他走向進步。所以出獄之後許多像補紅星一樣的新朋友找到我，我都很樂意與他們交往。
除了補紅星之外，在我剛出來的這段時間我還見了許多慕名而來的新朋友。這些新朋友普遍熱情很高，但經驗不足，他們雖然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但對民主運動的基本理念卻缺乏深刻的理解和認識。他們普遍對「公開、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則比較輕視，而對密謀和暴力這些傳統政治鬥爭模式則比較感興趣，這尤其讓我感到憂慮。他們不知道當代中國的民主運動並不看重政權的更替，而更看重社會的重新建構。在未來的民主社會，共產黨不一定要下台，但它在台上一定要經過大多數選民的同意。他們不知道民主不僅是目的而且也是手段，為了實現民主的理想就祇能採取民主的手段。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傳統的政治鬥爭模式是小人的鬥爭方式，因為它更重視功利成敗，強調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而當代中國的民主運動則更像君子之爭，它更重視道義原則，它不會為了崇高的目的而採取卑鄙的手段。政治學原理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違背了民主的原則，那麼我們最後即使取得了政權，我們也會離民主的目標越來越遠。以暴易暴祇能使中國陷入歷史怪圈並加深這個民族的災難。我們不應當在推翻一個專制政權之後又建立一個新的專制政權。更何況在當今中國社會，密謀和暴力這條道路根本就走不通。共產黨靠密謀和暴力手段起家，對付密謀和暴力共產黨會很有辦法，而且它還掌控著國家的暴力資源。如果我們採用密謀和暴力的手段，無疑是以己之短攻敵之長，根本就沒有獲勝的機會。因此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我們應當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並設法在共產黨不擅長的領域作戰，我們應當以己之長攻敵之短，讓共產黨所掌控的暴力資源無用武之地。在今天的中國，民運力量能做的事情應當主要是進行公開抗爭，這不僅能夠影響和團結民眾，壯大民運的力量，而且能夠較好地保護自己，並贏得世界正義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對共產黨來說，公開抗爭是比較陌生的領域，它應付起來會相當吃力。共產黨今天也在講自由、民主和人權，當然他們這樣做主要是為了欺騙國內人民和世界正義力量，如果他們對我們的公開抗爭進行鎮壓，他們的虛偽本質就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無遺，我們反而能夠擴大和確立我們的道義優勢。中國的民運力量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都無法與共產黨相抗衡，但共產黨在道義方面也不是我們的對手。我們祇要始終堅持「公開、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則，我們就可以取得對共產黨的戰略優勢和主導地位，我們就可以以最小的代價贏得最後的勝利。當然這是一個相當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克服急躁的情緒，打消投機的心理，我們不能寄希望于「畢其功於一役」，而應當堅忍不拔地穩打穩紮。我們一定要記住，當代中國的民主運動決不是一場你死我活和不擇手段的傳統政治鬥爭，而是一場爭取人權和公民權利的公民運動。所以在這場運動中，我們應當像真正的人和真正的公民那樣去生活和戰鬥，我們不需要謊言、不需要陰謀、不需要暴力，我們祇需要服從自己的良心和行使公民的職責和權利。
與此同時，許多老朋友也來到遂寧來看望我，其中最讓我感動的是重慶的鄧煥武老先生的到來。1月26日（大年初三）是老鄧71歲的生日，我本來準備與陳衛一起去看望他，但由於準備接受一個日本記者的採訪而沒有去成。1月28日下午他卻拖著一把老骨頭過來了。為了不引起國保的注意，他先到了歐陽家，然後再讓歐陽叫我過去喝酒。開始我還真以為是喝酒，可是一進歐陽家就看見鄧煥武老先生坐在沙發上。我們什麼話也沒有說，祇是緊緊地擁抱在了一起。過了一會兒，老先生才望著我說：「你沒有變，看到你現在這個樣子我終於可以放心了。」說著就用手去揩自己的眼淚，我的眼眶也有些濕潤。看見他還是像以前那樣鬥志飽滿，我真的感到很高興。我是在1995年認識鄧煥武的，當時從王丹那裡知道他也參加了《吸取血的教訓，推動民主與法制進程》的公開信簽名，於是就要了他在重慶的地址。回到四川后我找了兩次才找到他。記得有一次我還差點被他家樓下的門衛扭送到派出所去，幸虧他的鄰居把門衛拉住，我才脫身走掉。鄧煥武是50年代的老右派，坐過近20年的監獄，出獄后又參加了民主墻運動，直到現在仍活躍在中國民運的第一線。我將他的事迹講給許多人聽，沒有人不受到感動。找到鄧煥武之後，他立即給我引見了重慶的幾個朋友，他們是王明、雷雲海、何兵、梁俊西、白和平，他們幾乎都是民主墻時期的老戰士。通過他們我又找到了貴州的楊在行等人，並知道了貴州廖雙元、陳西等人1995年組黨的事情。從此西南民運圈的狀況有了根本的改變，在整個90年代的中後期，西南民運一直都相當活躍，我與鄧煥武分別扮演了四川和重慶民運圈的領軍人物，我們之間的友情正是在那個時候建立起來的。我與老鄧一直聊了幾個小時，考慮到他年紀太大且旅途勞頓，我於10點鐘就告辭了。
第二天，我與老鄧又在一個茶樓上聊了一整天，主要是老鄧在講，我在聽。老鄧是一個心思縝密的人，他知道我進去這麼久，對外面的情況不是很了解，於是他就準備了一個提綱，然後按著上面的內容向我娓娓道來。他從98年組黨聊到《零八憲章》，從民運狀況聊到了體制內的情況，從國內聊到了國外。老實說，我出來快3個月了，這次與老鄧見面使我獲益最大，他告訴我的這些信息，我要用好幾天才能消化。在聊天過程中，老鄧特別提到了「拒郭事件」和「劉青事件」的情況，我聽了之後心情感到特別沉重。我這個人雖然天資不高，能力不強，但是很有大局觀念，看見民運裏面出現紛爭和內耗的情況，就感到特別痛心。在專制力量面前，民運的力量本來就很弱小，如果還不斷出現紛爭和內耗，民運什麼時候才能讓人產生希望？這兩起事件發生的具體情況我現在還不是很清楚，不好進行評說，但我認為，中國民運不應分什麼「精英民運」、「草根民運」，也不應分什麼體制內的人、體制外的人，祇要認同自由民主這個大目標，我們就應是朋友和同志。我們可以各做各的事，但不能夠互相攻擊，這應是我們的一個基本原則。如果某個朋友的言行有錯誤，我們可以當面向他提出，但不要搞得沸沸揚揚，讓全世界都看我們的笑話。我們不能為了爭奪所謂的資源而互相拆台，我們更不能毫無根據地對別人進行人身攻擊。老鄧還給我講了郭飛雄、高智晟、胡佳的情況，說他們是中國民運新一代傑出領袖，我聽了感到非常高興。我一直希望民運力量不斷壯大，我很不願意看到10年之後還是那些老面孔在搞民運。老鄧在遂寧整整呆了兩天，臨走的時候我約他下了兩盤像棋，以前我與他是棋逢對手，這次依然下成一比一。
現在網上流行一句話，叫做「相見不如思念」，但我認為民運朋友還是應當儘可能多見面。出來之後我常聽朋友說，現在網路技術這麼發達，搞民運用不著再像以前那樣東奔西跑了。開始我還覺得他們說得有道理，但後來我卻覺得事情不是這麼簡單。網路的普及確實有利於民運的發展，它不僅可以迅速地傳播真理和真相，擴大民運對民眾的影響，而且可以提高我們的辦事效率，使我們之間的溝通交流更為方便。但是民運的一些基礎性工作仍然離不開人員的走動和面對面的交流。出來之後我也經常在網上與朋友聊天，但我始終感覺這樣的聊天其實祇是政治清談，當然我並不是說這種政治清談沒有意義，事實上如果我們利用網路開設講座或論壇，我們可以對一些新朋友進行很好的啟蒙，可以幫助他們澄清許多糊塗觀念。但是網上交流有一個明顯的缺陷，那就是由於缺乏深入的交流，人與人之間不容易取得信任。朋友之間如果沒有信任，就肯定沒有默契，沒有默契，有些事情做起來就肯定不會順暢。因此我主張朋友之間還是應當多見面交流，因為這比網上交流更真實、更直觀、更全面。記得在90年代中後期，我經常在全國各地之間跑動，後來又在成都搞了個沙龍，通過這兩種方式，我接識了許多朋友，經過見面交流，我們不僅互相取得了信任，而且彼此之間還培養了深厚的感情。正是基於這種信任和深厚的感情，我們才在那個時候做了許多實實在在的事情。所以，我現在還是希望國內的朋友不要滿足於祇在網上結交朋友，而應當在有條件的情況下盡量多與朋友進行面對面的交流，這種基礎性的工作對民運力量的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出來之後，我迅速與以前的老朋友取得了聯繫，我們經常在電話上或網上一起回憶過去的戰鬥歲月和交流對時局的看法。但我還是想在適當的時候去看一下他們，特別想看一下成都的蕭雪慧、汪建輝，西安的楊海、李智英，山東的楊寬興，湖南的劉建安、李華明，浙江的祝正明、程凡，北京的許良英、丁子霖、江棋生、胡石根、康玉春、陳清林、高洪明、查建國和趙昕，他們有的是我的良師，有的是我的戰友，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對我的深厚情意。在這裏我還必須提到我的一個好兄弟，他叫吳忠富，是人大法律系89級的學生。1991年我第一次被抓捕后，是他第一個將我的情況告訴了我的許多朋友。1999年我第二次被抓捕后，他曾申請做我的辯護律師。出來之後一直沒有他的消息，我很想和他一起到一個小酒館喝上幾杯。
三、抗爭
這次出獄之後，許多老朋友都勸我要保持低調，多休息，多照顧家人，這顯示出了他們對我的真誠關心，在此我要向他們表示真誠的感謝。然而作為一個與中國民運共命運的人，在中國的民主大業仍未成功的時候，我能夠忍心獨善其身、抽身而退嗎？儘管我現在由於受到限製做不了有些事情，但總有一些事情我可以做，而且有些事情我還必須做。共產黨說他們有底線，我們民運人士何嘗沒有自己的底線，我可以暫時不去觸碰他們的底線，但必須誓死捍衛我們自己的底線。記得我出來之後不久，育才路派出所的幾名警察曾到我家裡來找我談話，勸我不要再去搞民運，要多照顧家人，多盡點兒子、丈夫和父親的責任。我對他們說：「我肯定要盡到作為兒子、丈夫和父親的責任，但同時我也要盡到作為一個公民的責任。」他們說：「你這樣做會害了你的家人，你不感到愧疚嗎？」我說：「我沒有害我的家人，是你們在害他們，我這樣的人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不會坐牢和受到打壓，祇有在中國等極少數國家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所以應該愧疚的是你們。」他們見我如此頑固，就恐嚇我說：「你現在在『剝權期』，你做了我們就要處罰你。」我說：「那是你們的事情，但我明確告訴你們，有些事情我肯定要做。」是的，有些事情我們必須去做，哪怕為此受到迫害和關押。如果我們不做的話，我們就會失去公民的尊嚴，而專制強權就會突破我們的底線並把我們推下懸崖。
記得認識補紅星不久，有一天他突然告訴我說鄧永固出事了，並從網上給我發過來一些資料，全是鄧永固在網上發表的上訪材料。當時我並不認識鄧永固這個人，看了這些材料我才知道，鄧永固是遂寧市蓬溪縣的一個林業員，他因不滿蓬溪縣的一些鄉鎮幹部在退耕還林過程中大肆侵害農民利益而不斷上訪，結果不僅上告無門，而且還受到當地政府的不斷打壓。過了幾天，補紅星又告訴我，據當地農民反映，鄧永固被抓后曾經遭受毒打。對此我感到非常氣憤，立即決定要對鄧永固的事情予以關注。雖然我不認識鄧永固，但是通過補紅星的介紹我已經把他當成了我的朋友，對於朋友的事情，我向來是不會袖手旁觀的。1996年我曾見過一次劉曉波，不久他因「雙十宣言」被判勞教，於是我與重慶的王明搞了個《公民言論自由宣言》為曉波呼籲，結果王明也因此被勞教。1999年，秦永敏曾委託我，如果他被抓希望我能接過他所主辦的《人權觀察》，我雖然自知能力有限，但在秦永敏被抓后，我還是毫不猶豫地繼續辦起了《人權觀察》。現在我雖然還在「剝權期」，但關心和援助朋友乃是我們必須堅守的一個底線，因此我就把鄧永固的情況告訴了陳衛。陳衛立即起草了一份《就鄧永固事件致遂寧市委、市政府公開信》，然後在上面簽了我們的名字，在徵得鄧永亮同意后又簽了他的名字。由於我的網路技術還比較差，就由陳衛發了出去。
公開信發出后，我一直在家裡靜靜地等著國保他們來找我，但他們卻遲遲不肯露面。事實上，在我出來之後，國保他們一直都沒有主動理會我，我原以為出來后他們會嚴密監視我，但我連他們的人影都看不到。直到有一天，由於有個美國記者準備到遂寧對我和陳衛進行採訪，國保他們才不得不找我打招呼。他們把我約到育才路派出所的一個會議室里，一見面我才發現這兩名國保我都認識，其中一名叫鄭強，是我出獄那天來接我的兩名國保之一，另一名叫鄭大雙，以前就經常與我打交道，據說他現在是遂寧國保的副支隊長。一番寒暄之後，鄭大雙就向我正式宣布了「剝權期」的8條規定，特別要求我在「剝權期」不得接受採訪、不得發表言論、不得未經允許擅自離開遂寧，但他們卻一直沒有提到鄧永固的事情。我明確向他們指出，作為公民有些事情我必須要做，並說像鄧永固這種事情我就必須管。他們裝得也挺像，好像他們根本就不知道鄧永固這件事情，但我想當時他們可能還沒有調查清楚吧。在約談我之後，他們又到遂寧中學找了我妻子，要她勸告我不要接受採訪。與此同時，遂寧國保的其他人也對陳衛進行了約談，同樣是警告他不得接受採訪。但這名記者最後並沒有來到遂寧，也許他在成都就被他們控制住了。
又過了幾天，遂寧國保又約我到育才路派出所，這次是由兩名年紀較大的人出面，根據他們的自我介紹，一個叫龍修福，一個叫劉崇超。他們都不是市國保支隊的，而是區國保支隊的，但這並沒有實質意義，因為兩級國保長期是混在一起做事。這兩名國保以前都沒有直接與我打過交道，但劉崇超的名字我早就知道。1989年我在遂寧貼傳單的事情他就參与了調查，並且他當時直接主導了對歐陽懿的迫害。快20年了，我沒想到他還在區國保支隊工作。這兩名老國保的經驗顯然更加豐富，一副和藹可親笑眯眯的樣子，使我很難對他們義正詞嚴。在繞了一個大圈子之後，他們終於問我最近發表了什麼東西，看見他們含含糊糊的曖昧樣子，我也就乾脆支支唔唔地裝著什麼都不知道，其實我知道他們想問的是公開信的事情。由於這次約談不是正式的傳喚，他們看見我不願主動說出事情，最後就祇好以長者的身份勸告我出來之後應當多關心家人，不要再像以前那樣「折騰」。這樣的話我已經聽過無數次了，十多年來，他們在「挽救」我時總是勸我要考慮自己的前途，要為父母、妻子、女兒著想，從來沒有勸我要追求真理和履行公民責任。這說明他們自己也不相信他們的那一套理論，他們知道自己在道義上不是我們的對手。儘管他們在公開場合還在繼續高談什麼主義，但事實上他們已經墮落為了一個沒有理想沒有精神沒有道義原則的利益集團，我為當初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的中共「革命先烈」們感到羞愧。
12月10日是世界人權日，也是《世界人權宣言》發表60周年的紀念日。在此之前幾天，我接到了一個朋友打來的電話，他說他們起草了一份文件，題目是《零八憲章》，問我願不願意簽名，並說我剛出來，如果條件不允許就不要勉強。我說我要先看一下文件，然後再決定是否簽名。於是這個朋友就把《零八憲章》（徵求意見稿）給我發了過來。我看后，覺得這個文件言辭比較溫和理性，基本上代表了我的一貫主張，於是我馬上就告訴他同意簽名。後來在12月9日我從網上看到了《零八憲章》發布的消息，並且在303個首批簽名人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本來那個朋友告訴我《憲章》原計劃在10日公布，但由於《憲章》起草者之一劉曉波於8日晚上被抓，於是就提前發布了。《零八憲章》的發布打破了目前國內沉悶的政治僵局，中國民運第一次向世人系統地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綱領，它向世人揭示了中共當局拖延改革的本來面目，使國內人民看到了未來民主中國的曙光。《零八憲章》發布后，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極大地喚醒了中國人的良知和熱情，雖然中共當局對它進行百般破壞和阻撓，但到目前為止，已有8千多人在上面莊嚴地簽上了自己的真實姓名。中國民運在經過多年的抗爭和積蓄之後，終於第一次強有力地顯示出了自己的力量，《零八憲章》的發布宣告了一個健康理性的政治反對派的形成，它告訴人們，中國完全可以不按照當前的狀況繼續拖混下去，中國完全可以選擇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零八憲章》發布后，引起了中共當局的極度恐慌，在抓捕劉曉波之後，各地國保人員相繼約談、傳喚了許多簽名人，企圖嚇阻《零八憲章》運動的繼續發展。在這段時期，我一直靜靜地呆在家裡，等待著遂寧國保找上門來。但直到12月29日上午，他們才通知我當天下午3點到育才路派出所報到。下午我準時到了派出所，祇見在所長辦公室里坐著5個國保人員，市、區和派出所的國保人員都有，陣勢還相當大。他們這次沒有繞圈子，開門見山就問我是否在網上發表了《就鄧永固事件致遂寧市委、市政府公開信》，並直接將這封公開信的複印件擺在了我面前。我覺得這個事情沒有什麼好隱瞞的，就如實地回答了這個問題，祇是沒有說出補紅星的名字。但他們顯然已經把事情調查得非常清楚，說我不講他們也知道。接下來他們就問我是否還簽署了《零八憲章》，並詳細詢問了我簽署的經過。我覺得這個事情也沒有什麼好隱瞞的，因此又如實回答，但我拒絕說出找我簽名的那個朋友的名字。遂寧國保與我打了許多年的交道了，知道我決定不說的事情就永遠不會說出來，因此他們就沒有扭住這個事情不放。然後一個叫李波的年輕國保說，《零八憲章》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內容，涉嫌非法結社，要我宣布退出《零八憲章》的簽名。我理直氣壯地進行了反駁，並明確宣布我不會退出《零八憲章》的簽名。最後他們又假惺惺地問了我的生活和家庭情況，再次勸告我出來之後應以家庭為重。整個詢問大概持續了一個小時。我本來作好了被關押的準備，但他們卻並沒有這麼做。回來之後我與遂寧國保打過幾次交道了，我感覺他們現在比以前有了一點進步，至少他們在對待我們這種人時不像以前那樣粗暴了。不知道這是不是全國的普遍情況。
第二天即12月30日，遂寧國保又強行傳喚了陳衛，他也是《零八憲章》的首批簽名人之一。與我一樣，陳衛在遂寧國保面前也沒有退讓。事實上，在這次較量過程中，所有被傳喚或被約談的《零八憲章》的簽名人都表現得非常棒，沒有一個人在當局的壓力面前表現出了軟弱和退讓，而且在沒有事先約好的情況下，大家的口徑居然驚人的一致，顯示出了空前的團結和默契。這表明中國民運的群體素質比以前已有了極大的提高。記得在八九民運之前，陳軍曾經組織過一次很有影響的簽名活動，但在事後就有人說自己的簽名受到了別人的蒙蔽和利用。在1995年的「呼喚國內政治寬容」的簽名活動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這肯定會被中共當局利用，從而給簽名活動的形像造成傷害。但是在這次《零八憲章》運動中，簽名人的規模如此之大，簽名人的社會階層如此複雜，卻沒有一個人在事後表示後悔，這真的非常難能可貴。我以前參加和組織過無數次公開簽名，沒有一次搞得有這麼好。我不知道具體是哪些人在操作這個事情，我要向他們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時我也要對每一個簽名者表示敬意，他們敢於在一個並不寬鬆的社會裡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看法，顯示出了應有的勇氣和公民精神，這正是未來民主中國得以建立的基石。一般來說，專制統治得以維繫主要依賴於兩個基礎：一是謊言，二是恐懼。經過80年代的啟蒙運動和八九民運的衝擊后，中共當局的謊言已經被徹底戳穿了，它之所以還能撐到今天，主要就是靠赤裸裸的暴力。這種赤裸裸的暴力確實對一般民眾產生了有效的恐嚇，這是中國社會危機如此嚴重但社會變革卻一直沒有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打破這個政治僵局，我們每一個公民就必須首先打破自己對專制統治恐懼心理，必須敢於對專制統治公開說「不」。《零八憲章》運動做到了這一點，這是《零八憲章》實名簽署的最重大的意義。在民主運動中，欺騙和詭計祇會成為笑柄，勇氣和負責的態度才是對付專制統治最具殺傷力的武器。
《零八憲章》這件事過去后，很快就面臨著春節的到來。這是我出獄后的第一個春節，我本想好好與家人聚聚，然而這個春節我卻過得並不平靜。2009年1月23日，一個日本記者突然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從香港「人權民運信息中心」知道了我的情況，準備到四川來對我進行採訪。雖然遂寧國保已經明確告訴我在「剝權期」不得接受採訪，但我認為他們的這個規定沒有道理，因此我決定不理睬他們的這個規定。我在90年代從事民運時，常常聽到有些朋友說要搞合法鬥爭，開始我認為還挺有道理，後來我才認識到這會極大地限制民運的發展。在19世紀80年代，社會民主黨人曾經也提出過以合法鬥爭取代馬克思的暴力革命，但是他們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是西方自由民主社會，採取合法鬥爭、議會道路的「修正主義」路線確實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但是在當今中國社會，共產黨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它所制定的所有法律都是用來維護其統治地位的，幾乎都是用來限制而不是保障公民權利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採取合法鬥爭無疑就是把自己局限為一種體制內的鬥爭，很難能有較大作為。比如說，我們如果遵守他們的《遊行示威法》，那麼我們根本就無法開展任何遊行示威活動，如果我們遵守他們的關於結社方面的規定，那麼我們根本就無法進行真正的結社活動。因此在我看來，所謂的合法鬥爭其實是一個陷阱，它將阻礙中國社會的真正進步。30年前，小崗村的幾個農民如果採取合法鬥爭，他們根本就不可能在分田協議上按下血印，中國的農村改革就不知會被推遲多少年。所以在今天推動中國的自由民主進程中，我們必須要敢於對那些惡法進行公開的挑戰，我們必須像一個真正的公民那樣去追求自己的自由民主權利。政治鬥爭肯定有衝突，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不可能是一場和諧的運動。因此當接到日本記者的電話后，我立即就接受了他的採訪要求。
然而我的電話卻是受到監控的，遂寧國保馬上就知道了這個消息。第二天下午遂寧國保就約我「喝茶」，奉勸我不要接受日本記者的採訪，我當場予以拒絕。然後我又告訴他們，我相信他們都是有人性的普通警察，做什麼事情一定要遵循自己的良心，不要祇為了往上爬而做傷天害理的事情。他們對此似乎也表示同意。我還告訴他們，中國民運是健康理性的反對派力量，如果在中國實現民主化以後有人要迫害他們，我一定要站出來捍衛他們的人權。他們聽后很不自然地哈哈大笑，我猜他們一定在內心深處受到了震動。後來貴州的陳西來看我時也說到，在他們舉辦貴州人權研討會期間，經常有國保人員旁聽，他們也藉機向國保人員進行啟蒙教育。所以我們這些在國內從事民運的人一定不要害怕與國保打交道，我們不要祇把他們當成敵人，我們應該把他們當成對手，有時候我們甚至可以把他們當成普通的聽眾，我們要利用一切機會對他們進行宣傳教育，要讓他們覺得我們的追求是負責任和高尚的，即使我們不能改變他們的思想，我們也要贏得他們的尊敬。記得在監獄里的時候，監獄曾經先後派了3個服刑人員來監視我的日常言行，但是後來他們3個都成了我的朋友，都主動向我說明了他們的身份，他們在寫彙報材料時都對我筆下留情，這可能也是我在監獄了「表現較好」並獲得3次減刑的重要原因。其實我在監獄裏面經常向其他服刑人員宣講我們的事情和主張，但很少被反映上去，如果我為人處世很差的話，我的「改造」肯定就不會這麼順利，我也不可能提前3年8個月出來。所以在與國保打交道時，我們可以把他們當成有人性的普通人，我們要以自己的人格來影響和感染他們，這是我10多年來積累的一個重要經驗。
1月27日晚上那個日本記者又打來電話，說他已經乘飛機從香港到了成都，並且在國內買了一個手機。這時我才知道他是日本《讀賣新聞》的記者，名字叫竹內，從他說普通話的水平來看，他算得上是一個中國通。稍後他又從手機上發簡訊告訴我，他第二天上午到遂寧。我告訴竹內，國保已經知道此事，可能他們對此會進行破壞。竹內說，他還是要來遂寧對我進行採訪。第二天上午9點鐘我從家裡出來，準備在外面找個地方接受採訪，因為我擔心竹內進不了我家。但是我剛走出「百盛家園」，一輛汽車就停在我的面前，車上下來兩個國保人員，其中一個是遂寧國保的副支隊長鄭大雙，他說約我去「喝茶」，我知道我已經被他們控制起來了。他們把我帶到一個茶樓上，一直等著日本記者的到來。9點半時竹內又發簡訊說，他已經出發，正在到遂寧的車上。鄭大雙他們沒有干涉我回電話，我就告訴竹內，我已經被國保控制起來，見不了他。但他還是回話說他要過來，哪怕祇見我一面。11點鐘左右竹內到了遂寧，我叫他到我們「喝茶」的樓下。鄭大雙他們立即緊張起來，馬上就在電話上進行布置安排。竹內到了茶樓之後又表示要見我，我說恐怕見不了，他說他有禮品要送給我。我就徵詢鄭大雙的意見，他說他們負責把禮品轉交給我。後來我透過窗戶看見了竹內，他個子不高，穿著一件紅衣服，遂寧國保的幾個人正在與竹內談話，不久就陪著竹內走了。過了半個小時，鄭大雙說，竹內是國際友人，他們已安排外事局的人陪他觀賞遂寧的風景名勝去了。但這時他們還是不讓我回家，我祇好與他們一起在茶樓上吃了午飯。直到下午3點，竹內才告訴我說他已離開遂寧，並說他很同情支持我，表示以後還會來見我。聽后我深受感動，竹內此行雖然沒有完成採訪任務，但他畢竟親身體驗了一下中國的不自由狀況，他的這一趟也可以說沒有白來。下午4點，遂寧國保終於解除了對我的控制，並且把竹內的禮品轉交給了我，那是一盒「碧螺春」茶葉。我不知道以後還能不能再見到竹內，但我將永遠記住他那堅忍不拔的職業精神以及對中國民運的同情態度。
竹內走後，我的生活又暫時恢復了平靜，但我知道，在危機、轉機、勝機並存的中國，前面還有許多戰鬥在等著我，中國民運與專制強權的較量還遠遠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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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北京之春 2009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