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澳洲四大號外
今天（2020.7.20），該報刊登了一位居於香港的澳大利亞律師Nicholas Tam的署名文章《To lure Hong Kongers, let's import their system》。
該文從一個現實的角度打破先前一些政客及評論員不切實際的幻想。
以下要點摘錄供分享。
01
1841年，香港 – 大英帝國
1841年，當戈登·布雷默（Gordon Bremer)准將在香港的要塞點升起英國米字旗的時候，很少有人想到，帕默斯頓（Palmerston)勛爵將微薄的戰爭獎賞，這個視為「貧瘠的島嶼，上面幾乎沒有房子」的彈丸之地，有一天會吸引全世界的想象，成為世界性的經濟中心。
缺乏自然資源，卻有美麗的海港，英國的機構與廣東人的勤勞才智相結合，香港得天獨厚發展成為全球航空、仲裁爭端解決、金融和運輸的樞紐，上演著一個又一個富有挑戰的繁榮故事。
02
香港的企業活力，澳大利亞不可複製
參議員安德魯·布拉格（Andrew Bragg）正確地注意到，香港的成功應激發對提高澳大利亞的全球競爭力而感興趣的決策者。
然而，適度的減稅和對監管機構的調整（他提出的建議）不足以令澳大利亞複製香港的企業活力。
香港，除了將個人所得稅的稅率上限定為15％，將公司稅的稅率上限定為16.5％，對資本利得和股息不徵稅外，香港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其法律框架的簡化。
例如，在香港徵收的每一種稅收都被納入其861頁的《稅收條例》中。
相比之下，僅澳大利亞所得稅就是一個難以理解的問題，它散布在1936年版《所得稅評估法》、1997年版《所得稅評估法》和1953年版《稅收管理法》中，共22卷，共8740頁。
當然，這8740也還未包括那無數個法規解釋性說明和指導說明。澳大利亞繁瑣的立法起草程序、過度徵稅和過度監管的文化的官僚作風像殺手般毀掉工作機會，為理解這些法例的律師和會計師大軍經常疲憊不堪，並令到那些尋求創造財富的社會精英另尋出路。
目前，古老的勞動法框架似乎與壓制性的稅收制度相競爭，造成了最大的經濟和法律的痛點。即使是最明智的大公司、由政府擁有的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也違反勞動法。在大多數情況下，究竟僱主和僱員有沒有意識到違反了法律？
那麼，為什麼習慣於案例法合同下兼具了靈活性以及議價能力的企業家會選擇將生意轉移來澳大利亞，而澳大利亞卻像拜占庭式處理事宜，例如在Woolworths的案例中花了十年時間去發現問題。
03
最高的最低工資標準，澳大利亞
在澳大利亞，具有世界上最高的最低工資和假日加班費率制度，這種文化使Brunswick的咖啡師在星期日工作比帶著假髮和長袍的法院大律師要高，正如Woolworths的高薪顧問Ashurst律師事務所表明的那樣，Ashurst員工也被非法低薪了！
澳大利亞當前的經濟框架與香港備受尊敬的前財政部長約翰·考珀思韋特爵士（Sir John Cowperthwaite）倡導的積極不干預主義理念無異。Cowperthwaite於1961年被任命，以拒絕收集經濟統計數據而著名地阻止香港進入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的漩渦。
這項明智的舉動阻礙了宏偉的五年計劃的制定以及經濟中官僚主義干預的慣常手段，這促使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出了著名的觀點，即「看到資本主義付諸行動，去香港」。
有人真的希望澳大利亞因性別平等報告、現代奴隸制聲明、以及曾經要求公司證明其模糊的「社會執照」合理運作的證券交易所而引起的官僚主義負擔而吸引國際流動資本嗎？
堪培拉可能更容易使用領土權力將達爾文或北領地沿岸的一塊綠地指定為試點城市，以便從頭開始建立有利於繁榮的法律和稅收體系，這在地理上也更接近亞洲。
04
試點城市，達爾文
為了簡化和加快尋求監管一致性的要求，Bragg認為這有利於吸引金融機構前往澳大利亞，可以「批發進口」香港法律框架，並聲明試點城市適用於2020年6月29日的香港法律，直至另行修改為止，其方式與澳大利亞的印度洋領地在1950年代轉讓新加坡時適用新加坡的法律一樣。
由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Romer）於2009年首次提出的理論，在香港企業家高文浩（Ivan Ko）最近開始談判在愛爾蘭建造一個城市之後，試點城市再次成為頭條新聞。
澳大利亞的試點城市將迅速消除使我們的經濟窒息的政策弊端，並實現發展北澳大利亞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