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澳洲財經見聞
前 言
目前，澳大利亞的經濟十分疲軟，為什麼？
很多人會自然而然地關聯到目前的疫情，似乎疫情成為了一切的始作俑者。
然而，也有不少人並不這樣認為，既包括專業的經濟學家，也有不少政策制定者……。
一方面，澳大利亞前財長坦率地指出，澳大利亞經濟疲態早在疫情之前就發生。
另一方面，澳大利亞現財長並不願在此事上著墨太多，所有的政策都圍繞疫情衝擊進行。
那麼，澳大利亞經濟問題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我們現在JobSeeker和JobKepper政策真的能力挽狂瀾，保住就業，提振經濟，然後再次創造經濟神話……?
還是治標不治本的緩兵之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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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是什麼？
並且，澳大利亞糟糕的經濟狀況在新冠疫情來襲之前就早已存在。
這一點也得到了澳大利亞前聯邦財長馬丁·帕金森（Martin Parkinson）的親口證實。
他說：「在新冠危機發生之前，我們的生產力增長非常緩慢、收入增長非常疲軟、經濟增長非常乏力。」
「如果看看過去十年來我們的生產力表現，然後和現在做比較的話，目前，澳大利亞經濟的運行速度大約僅為長期平均水平的1/4。
為了強調，Parkinson 重複了一遍。
他說：「這都是新冠疫情之前就發生的事情。」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Parkinson對澳大利亞的經濟狀況進行了廣泛討論，並提醒人們應該對目前的經濟形勢保持警惕。
至於為什麼這麼說？原因很簡單。
你只有弄清楚了問題的實質，才有可能談對策。
然而，現在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澳大利亞聯邦財長並未承認，目前經濟的疲軟態勢不是疫情導致的。
同時，聯邦政府所採取的應對政策都是基於疫情的衝擊。簡單點講，政府想要讓民眾相信，經濟疲軟是疫情所導致。
暫且不論導致經濟疲軟態勢的具體原因，有一點，相信很多人都會達成一致，即澳大利亞經濟的疲軟態勢無法在短時間內逆轉，持續時間可能長達數年。
對於這樣一個經濟，想要重建，或者重新獲得快速增長的勢頭，毫無疑問是困難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會有很多嚴重的後果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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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失業的後果
根據Parkinson的分析，疫情封鎖解除之後，最大的擔憂將來自長期失業。但是，如果要解決長期失業的問題，我們需要獲得強勁的經濟增長。
這是唯一治根的解決良方。
他說：「我們上一次達到10％的失業率是在1991年的經濟衰退。之後，我們花了十年的時間才把失業率恢復至大約5％的水平。」
「並且，在那段時期，即上個世紀90年代的經濟衰退發生之後，我們實際上獲得了非常強勁的經濟增長。」
「然而，在疫情襲擊澳大利亞之前，澳大利亞經濟增速大約為2%，並且這樣的經濟增長率持續了幾年的時間。」
去年，澳大利亞經濟錄得二十年來最低的年增長率。
周五（8月7日），澳儲行發布最新的官方失業率預測稱，失業率很可能在12月達到10％，直到2022年12月才有可能回落至7％。
事實上，在發布經濟和財政展望更新報告時，澳聯邦財長Josh Frydenberg也提到了這一點。
他說：「自防疫限制解除、以及政府援助增加以來，實際失業率已經從4月份的15%達到11.3%。儘管就業市場將得到進一步改善，但是距離失業率下降仍有一段時間。」
報告顯示，去年的財政預算赤字為858億澳元，本財年的財政赤字預計至少達到1845億澳元。
除失業率外，澳大利亞的負債水平預計也將創下歷史新高。
報告指出，本財年的債務總額將達到8519億澳元，佔GDP的45％，債務凈額將達到6771億澳元，佔GDP的35.7％。
Parkinson表示，強勁的經濟增長對降低失業率至關重要。
但是，經濟增長，並且是強勁經濟增長又將從何而來？
增長來自何處？
Parkinson說：「基本上，這三者共同決定了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3P模式中的老大，即人口（population）。
在過去的20年中，澳大利亞增長的很大一部分來自人口增長所驅動的紅利。
自2000年代初，霍華德政府開始大幅增加移民人數，後來的政府也繼續沿用這種做法。
自2000年以來，澳大利亞人口激增了30％（從1900萬增至大約2500萬）。
然而，伴隨澳大利亞國際邊界的關閉，這種增長之流也隨之乾涸。更為嚴峻的是，這種情況可能會持續幾年的時間。
Parkinson警告稱：「人口增長將非常緩慢。由於所有臨時移民的離開，今年人口增長將為負。」
接下來是參与率（Participation），這個指標也遭遇了不小的衝擊。
自今年1月以來，澳大利亞政府公布的官方數據顯示，勞動力規模減少了37.4萬人。
參与率從66.1％降至64％。被歸類為「非就業人士」的人數增加了53.35萬人。
如果這些數字出現惡化，相信也不會有人感覺到奇怪。
Parkinson表示，未來幾年的女性參与率將繼續增加，但總體上可產生的積極影響相對較小。
他說：「因此，綜合考慮一下人口和參与率這兩個因素（即勞動力利用率），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都知道，它們對未來十年的經濟增長貢獻十分有限。
「因此，最終剩下的實際上就只有生產力的故事。」
「但是，如果您看一下過去十年中我們的生產力表現，它一直徘徊在長期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左右。」
「現在，如果我們想要恢復至新冠疫情之前一樣的生活水平……我們將不得不將生產力增長率提高近一倍。」
然而，生產力增長率提高近一倍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從該角度而言，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分析。
同時，如果考慮一下3P框架中嵌入的假設條件，我們會明白一點，即我們幾乎對參与率無能為力。
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經濟衰退之後，失業率花了十年的時間從10％下降至5％。對於其中所經歷的痛苦過程，Parkinson深有體會。
他擔心，這次會發生同樣的事情，甚至更糟，其中伴隨著相關的社會破壞性影響。
但是，這樣也就拋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政治決策者對於參与率幾乎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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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保證（Job Guarantee）
在其看來，聯邦政府應該引入一項由聯邦政府資助的計劃，該計劃為願意並有能力工作的每個人提供一份工作。
繼失業補貼（JobSeeker）、留職補貼（JobKeeper），米切爾提出了「就業保證（Job Guarantee）」的概念。
就像這項計劃的名稱的含義，就業保證是指通過提供真正的充分就業機會、有意消除失業造成的社會和經濟浪費來提升參与率。
Cape York研究所的創始人，原住民律師諾埃爾·皮爾森（Noel Pearson）已成為這一概念的忠實支持者。
當然，有人贊同也就會有人反對。
新南威爾士大學兼職高級講師彼得·戴維森（Peter Davidson）告誡稱，保羅·基廷（Paul Keating）曾於1994年實施了一項「就業契約（Job Compact）」的計劃。
該計劃相當於一項小規模的就業保證計劃，適用於長期失業人士，反而實施的結果並不理想，即失業和經濟增長這一至關重要的政策問題並沒有解決。
結語
就在澳大利亞經濟面臨內憂外患之際，澳大利亞統計局公布的進出口數據無疑給現任政府思考的一些空間。
今年6月，澳大利亞對華出口再創新高，達到146億澳元。這也是澳大利亞連續30個月對華實現貿易順差，達到82億澳元。
其中，鐵礦石出口是一個最大的功臣。
儘管一直以來，澳大利亞經濟在努力轉型，即從嚴重依賴礦業資源轉向服務等輕資產行業。
但是，澳大利亞經濟內部的結構性問題依然在這場疫情中暴露無疑。
最終，政策制定人士還是需要進行調整、調整、再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