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續命」難掩衰退真相!澳洲經濟神話正在崩塌?
前言
2024年前三季度,澳大利亞GDP同比僅增長0.8%,遠低於同期美國3.1%和歐盟1%。
如果剔除移民推動的人口增長,澳洲實際上已陷入技術性衰退。
數據顯示,人均GDP已連續七個季度為負。
也就是說,除去來自海外的新移民貢獻,國內經濟缺乏足夠活力,完全靠『新人口續命』。
人口一年凈增數十萬,無疑刺激了消費與房地產等需求,但也讓「高依賴移民」的模式面臨兩難:
一方面,減少難民與技術移民會拖累總量增長;
另一方面,人口激增加劇了住房、醫療、教育等公共基礎設施的供給壓力,令城市管理者捉襟見肘。
新冠疫情后,澳洲通脹率在2022年12月一度飆升至7.8%,而同期實際工資普遍低於疫情前水平4.8%。
雖然澳洲聯儲(RBA)為應對疫情一度將基準利率降至接近零,但自2022年起迅速加息,一度將現金利率推至4.35%,直接導致成千上萬家庭的抵押貸款月供增加。
按揭占家庭總支出的比重迅速上升,加之食品、能源和日用品價格居高不下,讓上班族有工作卻依然捉襟見肘的現象愈發普遍。
與此同時,消費支出是佔GDP半壁江山的重要引擎。澳研智庫經濟學家馬特·格魯德諾夫(Matt Grudnoff)指出,在高利率環境下,家庭還貸負擔加重,消費動力受挫。
目前這種「看似經濟未衰退,但普通人卻身陷困境」的局面,正日益凸顯。
結構性矛盾
過去二十年,澳洲房價幾乎一路飆升:悉尼、墨爾本房價翻番,甚至數倍增長,讓不少家庭借房產增值信心舉債消費。
然而,這種財富效應創造的『未實現財富』積累建立在家庭債務比率持續攀升之上。
截至2024年,澳洲家庭平均債務與可支配收入之比接近200%,遠高於OEDC平均線。
在高利率周期中,房貸利率小幅上調就可能引發大規模違約風險,進而「雪崩式」衝擊購買力與消費意願。
更嚴重的是,房地產市場帶來的財富效應已逐漸消退。隨之而來的,是租金與房價雙雙高企:國家住房金融與投資公司(NHFIC)預測,到2027年,全澳將面臨106,300套住房短缺。
緊張的住房供需,使租房成本水漲船高,中低收入家庭與年輕人不得不在買與租的抉擇中被動停留:既拼不起首付,也負擔不起租金。
數據表明,許多年輕人因為租金或房貸壓力,不得不削減非必要開支,甚至推遲結婚、生育計劃。
換言之,當房地產渠道不再帶來預期的財富增長,反而成為擠壓家庭預算的高成本陷阱,經濟增長的質量與可持續性將受到嚴重製約。
疫情前,海外留學生與技術移民的湧入,一度掩蓋了勞動力短缺的隱憂。
然而,隨著各行各業競爭加劇、人口老齡化加速,勞動力供給依舊緊張。
多年來,建築、護理、教育等行業因缺工問題而苦惱。疫情后雖然放寬國際學生和技術移民簽證,但也讓公共服務與城市基礎設施承受巨大壓力。
格魯德諾夫認為,除非人力資源短缺得以緩解,否則無論是住房建設還是公共服務供給都將有心無力。
最大的挑戰在於生產力增速放緩。數據顯示,疫情前的「潛在GDP增速」就已低於20世紀中期水平。
投融資結構完全偏重於房地產與資源型項目,而非創新與製造業升級。
獨立經濟學家尼基·赫特利(Nikki Hewittley)指出,疫情之後,全球多個國家加大綠色能源等未來產業投資,而澳洲卻把錢花在本來就會建的房子上,缺乏遠見與戰略布局。
這種重求量、輕求質的投資邏輯,使得澳洲經濟無法在全球價值鏈中攀升到更高層次。
要想重振增長,惟有在教育、技術研發與產業鏈深度融合方面下大功夫。
繼續靠移民續命?
移民歷來被視為澳洲經濟的壓艙石。
2024–25財年,雖然凈移民人數下降至大約340,000人(比2023年減少約200,000),但仍高於政府目標80,000人。
在政治輿論場上,移民成為熱門話題:民眾擔憂住房、醫療、教育等資源被瓜分,而經濟學家則強調,「移民不是造成經濟疲軟的根本原因,而是支撐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格拉坦研究所副主任特倫特·威爾特郡(Trent Wiltshire)指出,若非移民推動人口紅利,總量經濟早已陷入負增長,關鍵在於如何提高生產力與生活質量。
然而,移民潮帶來的公共服務壓力確實不可忽視:交通擁堵、醫院排隊、學位緊張等問題日漸嚴重。
政府面臨抉擇:是繼續擴張公共投資、加快城市更新,還是通過限制移民來緩解短期壓力?答案往往因政治考量而搖擺不定。
更關鍵的是,年輕人既要承擔比上一代更高的生活成本,又面對不確定的就業前景。
動輒超百萬澳元的房貸或高達四五萬澳元的年租金,讓年輕一代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儲蓄、投資或創業,消費也變得極其謹慎。
經濟繁榮只能被少數人分享到,而更多人只感受到「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兩極分化趨勢。
「如果不能在教育培訓、就業機會與負擔減免方面給予支持,澳洲的人均生活水平難以提升,也將削弱家庭的消費信心,形成「消費疲軟—經濟增長低迷—消費更疲軟」的惡性循環。換言之,社會需要重啟。
中國需求降溫
在對華出口這條經濟動脈上,中國經濟增速從過去的雙位數回落至中高速(4%~6%)徘徊,製造業逐漸向東南亞、南亞等地轉移,對大宗商品的邊際需求正在放緩。
其次,美中摩擦不斷升級,美國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的遏制讓中國轉向自主研發,對礦產的需求或在結構上發生深刻變化。
加之歐洲與東南亞市場也在尋求資源多元化採購,澳洲對華一家獨大的出口結構正在被動搖。
更重要的是,地緣政治的博弈讓中國與澳洲的關係曾出現脫鉤風險。
自2018年以來,澳洲對華採取了一系列安全與經貿警惕政策,比如禁止部分中企參与5G建設、對投資審查趨嚴等,都加劇了兩國互信危機。
作為報復性舉措,中國對澳洲葡萄酒、牛肉、天然氣等實施了不同程度的加征關稅與配額限制。
雖然到2024年,這些限制大部分有所緩解,但已造成出口訂單的時斷時續,給礦業投資者和地方政府帶來不確定性。
結語
縱觀過去33年,澳洲延續了經濟增長的傳奇,得益於移民紅利、房地產繁榮與中國需求三大因素的合力推動。
然而,當這些要素的黃金期逐漸消退,人口依賴日益顯現公共壓力,房價與生活成本長期高企擠壓消費,生產力與創新短板出現在全球競爭的顯微鏡下,「無衰退」的護身符失去光芒也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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