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澳財
中國市場監管總局，認定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濫用公司在市場的支配地位推行「二選一」，根據反壟斷法相關條款，對阿里巴巴開出182.28億元人民幣。
雖然這條消息對於阿里巴巴而言是「靴子落地」，今天（4月12日）午盤公司港股股價一度上漲8%；但是，對於其他巨頭，可謂是「敲山震虎」。美國《紐約時報》評論，這是中國政府在向互聯網大企業發出信號：我們一直在看著你們。
事實上，中國政府此次重拳出擊並非個例。
在2020年最後幾個月，美國司法部、聯邦貿易委員會先後對一眾互聯網巨頭——谷歌（Google）、臉書（Facebook）、蘋果（Apple）等開展了反壟斷訴訟；而歐盟對亞馬遜（Amazon）也在展開新一輪壟斷調查。
而這一系列政府對大企業的反壟斷監管背後，是新冠疫情的出現，造成全球壟斷資本主義更為嚴重。
澳洲模式——「四大」把控市場
在澳大利亞，儘管過去一直有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的傳統。但是，近幾年，無論是超市、銀行，還是媒體、交通運輸，壟斷資本主義逐漸抬頭。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家亞當·特里格斯（Adam Triggs）此前就曾批評，澳大利亞市場現在充斥著非競爭性。
他和同事安德魯 雷（Andrew Leigh）對481個行業的集中度調查后發現，目前，不少行業都是由少數公司所主導。
在收集行業數據的過程中，他們發現，澳大利亞半數以上的市場高度集中，一個行業被四個最大企業把持的情況極為常見。尤其是，銀行、超市、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和健康保險等行業，市場集中度更是高達80％。
像是超市行業，Woolworths、Coles、IGA和Aldi甚至佔據了市場90%左右的份額。
所以，世界經濟論壇認為澳大利亞的反壟斷政策效率並不高。
而新冠疫情可能會讓情況變得更糟。獲得政府大量支持的企業往往是更大的企業。但相比小企業，規模越大的公司越能獲得更大緩衝，例如，它們可以從債務市場或靠發行股票融資。
Triggs博士的研究表明，隨著財富從窮人向富人轉移，壟斷程度過高最終會導致收入分配不均的進一步加劇。受此影響，長期來看，經濟中的總需求降低。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文件也印證了這一點。文件指出，企業的市場影響力越大，導致金融不穩定的風險增加，家庭債務進一步上升。
行業壟斷方式各有不同
不過，不同行業的壟斷存在不同的特性，而澳大利亞的壟斷情況與中美也有較大差別。
澳大利亞的超市方面，由於嚴重缺乏全球化競爭，兩大當地公司對於零售品牌有極大的控制力，可以說Coles和Woolworths幾乎是超市行業的價格制定者，決定著要出售的各種商品的價格。他們能夠通過諸如要求品牌提供更低的價格或更高的零售折扣等方式，來提高自身的利潤水平。
而在銀行方面，由於進入壁壘非常高，競爭對手無法很難進入該市場領域，四大行可以很有效地阻止競爭滲透和突破對手的行業發展立足點。
為此，他們呼籲進行立法改革，以鼓勵加大市場競爭。
反思私有化
昆士蘭大學的經濟學家約翰·奎金（John Quiggin）認為，對於市場支配地位的問題，加大競爭並不是唯一的答案。
他指出，許多大型基礎設施曾經為政府所有，在出售給私營機構后才成為唯利是圖的壟斷。在此之前，此類資產主要為公共利益服務。
在「小政府」時代和急於私有化的時代，對「競爭」的理解出現了扭曲。
他說：「回顧1980年代，我們就會發現國家競爭政策所體現的一種觀點，即真正的問題不是企業的壟斷和剝削，而是政府實際上在做反競爭的事情。」
「國家競爭政策確實放寬了對併購等事物的控制，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共部門與公司進行'不公平'競爭。」
Quiggin教授指出，需要改變思維模式。例如，對電力、航空和電信等行業而言，此前普遍認為，競爭可自然而然地為消費者帶來更好的結果和更便宜的價格。然而，實際上，競爭並未真正帶來預期的結果。
例如，澳大利亞市場規模太小，並不足以支持大量的航空公司，很難為太多的競爭者提供空間，這也造成了澳航（Qantas）幾乎佔據本地航班60%的份額。
因此，可以看到，儘管在某些方面可以通過促進競爭，來作為反壟斷的執行方案。但是，這顯然並非唯一的方式。
現在看起來，對於反壟斷，各國政府更願意付諸監管。然而，這將會是一個漫長且拉鋸的過程。
實際上，許多具有壟斷地位的大公司，尤其是科技企業在中國、美國、乃至全球範圍內，都具有極大的社會影響力，而這些公司也毫不掩飾自己財大氣粗的事實。
亞馬遜的首席執行官傑夫·貝佐（Jeff Bezo）已經成為史上首位個人財富超過2000億美元的人，創造了新的記錄。
很多人甚至懷疑，美國監管機構是否真的有管控科技巨頭權力的信念。因為這些都是龐大的美國企業，對美國經濟非常重要。任何削弱他們盈利前景的舉動都會被視為類似於殺死「會下金蛋的鵝」。
因此，在反壟斷問題上，各國政府可能需要進行全球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