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人們一個簽證申請機會，但這個簽證可能永遠不會到來，似乎既殘忍又多餘。」
這是受聯邦內政部長克萊爾·奧尼爾（Clare O』Neil）委託成立的專家小組對澳大利亞運作失常的父母移民系統表達出的觀點。這些父母們想要移民到澳大利亞與他們的子女團聚，但是卻面臨著極大的拖延，即使他們有能力支付近乎每人5萬澳元的簽證費用。
我今天為斯坎倫基金會研究所（Scanlon Foundation）發布的報告發現，父母永居簽證的申請已經積壓到接近140,000份，並且在過去的10年裡增加了2倍。付費父母移民簽證至少需要等待12年，而較便宜的非付費簽證至少需要等待30年。
我們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不論政府怎樣改變，它都面臨著令人不快的政策選擇以及不希望看到的選舉結果。
父母簽證的難題
父母簽證的渠道包括了86,000份的「付費型」簽證，以及51,000份的「非付費型」簽證。
這是第一和第二等級的移民選項，價格也是相應的。
付費簽證中，每人47,955澳元的費用是合理的，因為這些第一等級的父母「參与支付」他們隨著年齡增長將獲得的公共服務的成本。但是澳大利亞生產力委員會（Productivity Commission）認為，這部分籌集的收入只是父母們帶來的「財政成本的一小部分」，特別是使用到健康服務。
這項收費更應該被理解成為了「更快」處理程序所要支付的溢價。最開始，這是有效的。當霍華德政府在2003年第一次引入付費型簽證的時候，富裕家庭通常能夠在兩年以內快速地將他們的父母在澳大利亞安置好。但是從一開始項目的數量就是有限的，而需求迅速超過了供應。
付費型簽證是霍華德政府於2003年引入的。(ABC News: Shaun Kingma)
在2022到2023年間，阿爾巴尼斯政府幾乎將名額增加了一倍，從3600個名額增加到了7000個。
然而，即使有了更高的上限，內政部還是建議一份新的申請「可能需要至少12年的時間來處理」（他們特別劃出了重點）。但是移民專家小組認為這被低估了——3月份的報告將等待時間定為15年。
較便宜的非付費型簽證有著更低的上限——在上一財年只有1500個名額，所以簽證等待時間甚至要更長。內政部建議一份新的申請「可能需要至少29年的時間來處理」。專家小組再一次認為這過於樂觀了，估計處理時間要超過40年。
如此漫長的等待時間是很荒謬的。
在父母們申請簽證的時候，他們通常至少60歲了。大約60%的父母移民者是女性，她們通常希望在她們還能夠身體健康的時候就在澳大利亞定居，因此她們能夠享受和年幼的孫輩們在一起的時光，並且也能夠給他們在澳大利亞發展事業的子女們提供支持。
或者是，父母們近期經歷了喪偶、與世隔絕或需要被照顧。
在任何一種情況下，即使是最短的12年的等待時間也足以打敗簽證的初衷。
我們能夠改變現狀嗎？
該專家小組建議政府轉向投票制度，就像紐西蘭現在正在做的，也是加拿大在2015年做過的。
在加拿大，在每年有限的時間里，各家各戶可以提出意向書來資助一名父母或祖父母移居加拿大。移民局隨後會從「帽子里」抽取足夠的名字來填補每年的錄取名額。一旦申請被接受，簽證的處理時間大約是2.5年，並且費用也是適中的。
在2022年。加拿大從155,000份意向書中提供了大約23,000個名額，這意味著被抽中的機率大約是7分之一。
加拿大採取抽籤的方式來決定父母移民簽證。(Reuters: Chris Wattie)抽籤比排隊更可取嗎？投票制度比澳大利亞實行的兩級法較為公平，後者給有錢人提供了快車道，給其他人慢車道（儘管「快」車道現在也被堵塞了）。
專家小組認為，投票可以減少大量積壓的申請，因為從抽籤中選擇的申請者人數與可用的簽證名額數是一致的。這掩蓋了一個事實：有數以萬計的家庭參与了抽籤，但是沒有中獎。
這些家庭將在下一年或未來的幾年裡再度嘗試，但是隨著新的候選人的名字加入到「帽子里」，這些家庭成功的機會將越來越渺茫。
這些家庭可能不會陷於排隊里，但是他們會被困於希望自己能夠幸運的混亂人堆里。和那些正在等待可能永遠不會到來的簽證的家庭相比，他們與「既殘忍又多餘」的處境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他們也將陷入希望、焦慮、不確定性的生活里，無法為自己的未來進行規劃。
在移民戰略綱要中，阿爾巴尼斯政府重點關注技術移民，並且承諾家庭項目的改革「將被分開考慮」。
目前的系統正在經歷失敗，但是對於政府來說，沒有簡單的答案。
政府可能完全廢除永久父母移民，這會使海外出生的澳大利亞人感到不安，他們很多人都是一些關鍵邊遠選區的選民。
或者政府可以嘗試通過將每年的永久父母移民的上限增加大約2萬個名額，以此來處理積壓的申請。在棘手的住房危機以及澳大利亞衛生和老年人護理系統前所未有的壓力之下，這將為聯盟黨提供一個激動人心的「大澳大利亞」的競選「棒槌」，以便在下一次的選舉中擊敗它。
投票制度看起來像是避免兩種極端方式的巧妙方式，但是它沒能通過清晰度測試，贏得簽證抽籤的微小概率將會讓家庭寄希望于夢想，而不是適應他們的實際情況並且完全定居在澳大利亞。
Peter Mares是蒙納士大學媒體電影和新聞學院兼職高級研究員。本文最早發布在《對話》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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