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有病！在澳洲，越來越多人居然搶著得這種病
過猶不及
精神病的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出人意料的 「顛覆」。
過去，由於污名化和社會的忽視，人們對被貼上精神疾病標籤避之不及。
這類診斷常常被視為羞恥的象徵，患者往往遭到排斥。
也正因為如此，澳洲在精神健康領域的投入長期不足，讓人們被迫將心理疾病隱藏起來。
不過近二十年來，隨著澳洲公眾的認知度和接受度的提升，這一切開始發生改變。
甚至，開始向另一個極端演化——成為了一種 「時尚」。
如今，在澳洲公開承認自己患有精神類疾病已經被社會廣泛接受。
而在這些精神疾病中，ADHD（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無疑是近年來討論度最高的話題之一。
儘管反精神病學陣營中有人質疑ADHD的存在，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一種真實存在的障礙。
它通常始於童年，干擾個體的成長發展，帶來嚴重的功能障礙。
值得慶幸的是，ADHD是可以被有效治療的。
治療方案通常包括行為干預、對教育、社會或工作環境的結構性調整，以及處方興奮劑類藥物。
近年來，澳洲申請ADHD診斷的人數激增。
澳洲每20人中就有一人患有此病，也就是說，全澳有超過100萬人受到影響。
但問題在於，ADHD不同地區和國家之間的患病率差異極大。
這說明我們對 「正常」 行為的定義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ADHD的診斷率。
ADHD的特徵與普通人的行為有很多重疊之處，這種模糊性也正是診斷差異的來源。
某種程度上，幾乎每個人都能在ADHD診斷標準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診斷標準里包括 「時間管理差」，「經常丟三落四」，「容易分心健忘」，「討厭做作業」等等。
這些聽起來是不是很多人都能對號入座？
其實，ADHD的相關特徵可以看作是一種 「譜系」 或 「連續性特徵」，就像血壓和高血壓的關係一樣。
當某項特質達到某個程度，嚴重影響功能時，它就會被歸類為「障礙」，需要接受治療。
而在這個程度之下，它就是正常經驗的一部分。
我們目前面臨的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尤其是兒童，ADHD通常在兒童期發病）因為種種障礙，無法及時獲得診斷與治療。
這一點已經在最近的一份議會調查報告中被詳細記錄。
另一方面，一些並未達到障礙診斷門檻，
或者其實是其他精神問題導致注意力受影響的人，也在爭相尋求ADHD的標籤。
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本身非常成功的成年人，
他們雖自述注意力不集中，卻並未真正達到 「癥狀影響社交、學業或工作功能」 的診斷標準。
這種 「消費者驅動」 的現象，不僅顯著而且頗為耐人尋味。
某種程度上，它也受到了 「社交傳播」 甚至 「流行趨勢」 的影響。
然而，在一個市場化的醫療體系下，我們看到的是另一種令人擔憂的現象：所謂的 「商業因素」 正在浮出水面。
目前，精神科醫生和兒科醫生是ADHD診斷和開具藥物的 「守門人」。
而不少醫生在這一過程中不斷複雜化診斷流程，從患者身上收取高額費用。
整個體系因此被扭曲。診斷的焦點只剩下 「是不是ADHD」，而其他心理健康問題卻被排除在視野之外。
當患者花費高昂費用接受評估時，醫生往往面臨強烈的 「給個明確說法」 的壓力。
最終，這樣的商業驅動力很可能導致 「想要的答案」 變成 「拿到的診斷」。
這種扭曲不容忽視，必須引起警覺。
與此同時，澳洲青少年群體的精神健康狀況也正面臨嚴峻危機。
過去15年間，真正意義上的精神疾病在這一群體中增長了50%。
部分增長或許與ADHD有關，但具體原因仍不明確。
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焦慮、抑鬱和其他常見心理疾病的患病率已顯著上升。
這也意味著，如果沒有實際需求的人大量湧入尋求ADHD診斷，
勢必會進一步擠壓那些真正需要幫助者在這個本已支離破碎、壓力山大的心理健康體系中的生存空間。
那麼接下來我們該做什麼？
首先，心理健康從業者、公眾和政府都需要認識到：當前的診斷標準本身存在問題，我們對ADHD的定義及其診斷門檻需要重新審視。
其次，對於真正受ADHD困擾的人群，診斷與治療的路徑必須大幅簡化，
尤其要減少經濟門檻，避免出現誤診、漏診或延誤診斷的情況。
最後，關於ADHD評估過程中的商業化問題以及臨床實踐的標準，是時候引入更嚴格的監管了。
來源：9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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