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數據顯示，西澳那些費用昂貴的私立學校們，每年除了學費收入，光通過捐款、投資以及其他渠道就能賺取數千萬澳元的額外收入。
這個消息來源於澳大利亞慈善與非營利委員會（ACNC）新公布的2023年數據——該州有20所學校的應納稅收入中位數超過了每年20萬澳元，共獲得了驚人的4650萬澳元額外收入。
其中，捐款貢獻了1460萬澳元，投資帶來了840萬澳元收益，還有2260萬澳元來自其他收入（如租賃房產、設施出租或資產出售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4650萬澳元中，僅6所學校就佔了大頭，收入高達3100萬澳元。
其中，Christ Church Grammar School以810萬澳元高居榜首，具體包括290萬澳元捐款和530萬澳元的投資收入。
根據教育部向參議院評估委員會（Senate Estimates）提供的數據，該校家庭收入中位數達到驚人的376,000澳元，位居全州之首，其收入最高的前25%家庭年收入更是超過了690,000澳元。
整合這些數據的Save Our Schools組織召集人Trevor Cobbold對此表達擔憂。
他認為這些額外的收入來源（非學費收入）存在問題，聯邦政府在確定這些學校應獲得的納稅人資助額度時，並未將這些收入納入考量範圍，導致這些收入雄厚的私立學校，獲得了更高的政府資助數額。
Cobbold指出，這20所學校在2023年同時獲得了近2.18億澳元的政府資助。
「這意味著，與那些沒有如此優渥額外收入來源的公立學校和其他私立學校相比，它們獲得了超額資助，這是一種必須終止的不公平現象。」
「富裕學校處於特權地位，能夠收取數百萬澳元的捐款來建造更奢華的設施，然後他們又可以將這些設施出租獲利，所有這一切都源於某種扭曲的邏輯，即這些學校被視為慈善機構。」
「但實際上，這是巨大的公共資金浪費，只會加劇精英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之間本就巨大的資源優勢，減少了本可用於教育弱勢背景兒童的學校的資金，而這些資金在那裡能產生更大的積極影響。」
然而，西澳大利亞獨立學校協會執行董事Chris Massey則強烈反駁了這種觀點。
他認為Cobbold的論點「很荒謬」。
Massey強調，私立學校通過這些額外收入來源獲得的資金至關重要，它們被用於校內基礎設施的翻新與升級，因為根據現行的政府資助模式，私立學校沒有專門用於這部分的政府撥款（而公立學校則有政府分配的工程資金）。
Massey還表示，聯邦和州政府在確定學校資助時已經考慮了家長收入因素，因此那些家長收入較高的學校獲得的政府資助本來就比其他學校要少。
「這些額外的（非學費）收入是這些高學費學校能夠跟上設施升級步伐的唯一途徑，不像公立學校可以從政府那裡獲得建設資金。」
Massey解釋道，「外界有一種刻板印象，認為高收費私立學校正在用公共資金進行基本建設。這根本不是事實，而且在當前的資助模式下也是不允許的。」
面對這一分歧，Trevor Cobbold呼籲聯邦政府委託國家學校資源委員會進行調查，研究是否應將非學費收入納入對學校的政府資助評估模型中。
隨著這筆巨額額外收入的曝光及其對教育公平影響的討論持續發酵，這場關於如何更公平地分配教育資源的爭議仍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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