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我們分享了深圳媽媽Ally的故事。14年前，Ally帶女兒到泰國清邁讀國際學校，她們的故事，向我們展示了教育的不同可能性。
今天，我們把目光投向另外一個小眾國家，新加坡。為了釐清真實的新加坡教育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採訪了兩位媽媽。
她們一位來自於蘭州，一位來自於北京；一位是初來乍到的新人，另一位已經在新加坡生活九年之久。
聽完她們的故事，相信在某個瞬間你也會被打動，關於媽媽們的勇氣，關於孩子們的蛻變。
蘭州媽媽的選擇
送即將中考的兒子到新加坡讀中學
從家鄉蘭州來到新加坡，對於婉盈母子來說，並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
那時兒子俊浩剛上初三，就讀於蘭州第一梯隊的體制內中學，學校學霸如雲。當年要申請進這所學校，學校不僅要面試學生還要面試家長，在「過三關斬六將」下，俊浩好不容易踏進這所學校的大門。
俊浩成績優秀，只要發揮正常，第一梯隊的高中近在咫尺。
而去新加坡讀中學，光聽起來就充滿挑戰，不僅要離開原本熟悉的同學、老師，而且新加坡是全英文教學，好的學校也並不是「想進就能進」。
因此，在這個時間節點「出走」，婉盈聽到了太多的「勸退聲」，但那時留給母子倆思考的時間並不多。
新加坡政府規定，想要申請新加坡政府學校年齡上限是16周歲，那時俊浩已經15歲了。
2021年的春天，當婉盈帶著兒子來到新加坡和先生團聚時（婉盈的先生在新加坡工作），事實上，是趕上了最後的末班車。
如今，一年多過去，俊浩就讀於新加坡義順區比較拔尖的政府學校（相當於國內公立學校），是一名中二學生（相當於國內八年級）。
從蘭州體制內中學轉學到一個全英文教學的國家，表面看起來，俊浩的轉軌之路太過順利了，但作為母親，婉盈親眼目睹了整個過程，她知道兒子承受了不小壓力。
所謂「石以砥焉，化鈍為利」，親歷過兩個國家，不同的教育對比后，回頭來看，婉盈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蘭州最好的初中，
我們經歷了什麼？
讓故事從頭講起。
回憶起俊浩在蘭州的初中生活，婉盈的語氣里滿是憐惜。
日程表用分鐘來推進。那時，俊浩每天6點起床開始連軸轉，放學到家通常都晚上7點了，但還要繼續學習，做作業到凌晨12點已是常態，「他的同班同學還有做作業到凌晨一兩點的。」
到了周末與假期，俊浩也幾乎都泡在輔導班裡。成績和排名，就像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提醒著他不能鬆懈。
關於鬆懈的慘痛「教訓」，俊浩是經歷過的。
俊浩剛進初中時，入學排名靠前，位於年級20多名，但是初一的時候，有一次期中考試，俊浩一下子下滑到200名以外，這讓當時的俊浩震驚不已。後來「復盤」才知道，那一年的寒假，同學們都在補課，很多知識點已經提前學了，而自己出去玩了一個月，所以「考砸」也在情理之中。
孩子也有自己的自尊心，那一年的暑假，俊浩不敢掉以輕心，經過大量補課與刷題，成績才又上去了。但在一個「高手如雲」的學校，想要保持成績，又談何容易？「少考個0.5分，都可以甩掉十幾個甚至二十幾個孩子。」
身為母親，看到兒子每天睡眠都不夠，婉盈當然也心疼，但處於「劇場效應」中，當身邊的家長都站起來了，有的甚至站在板凳上，自己也不得不站起來。
所謂危險的14歲，身為男孩的媽媽，當看到俊浩偷懶或者玩遊戲時，因為過於焦慮與著急，不免與兒子發生衝突，「當時我很急，男孩開竅又比較晚，那時跟他相處，真的好累好辛苦。」
但漸漸地，婉盈觀察到兒子變得越來越內向沉默，這是最讓婉盈心疼與擔心的。
俊浩讀小學的時候，性格活潑開朗，還是學校的大隊長，能說會道。剛進初中時，他還像一個「小傻蛋」一樣，有著孩童的無憂無慮與天真，但慢慢地，猶如經歷過生活的重鎚一般，性格一下大變，整個人都「很木訥，目光也是獃滯的」。
婉盈回憶說，「剛到新加坡時，孩子爸見到他就說，這孩子是咋了，怎麼不說話，坐在那也不吭聲。」
欣慰的是，在新加坡生活一年多，昔日開朗的兒子似乎又「復活」了。
不僅如此，婉盈感受到昔日動不動就劍拔弩張的親子關係，也變得和諧了，就像回到了孩子小的時候。
在國內時，學校老師和兒子班上同學的家長都很焦慮，在那種氛圍下，婉盈很難不受影響。每一次考試，他們的情緒會像坐過山車一樣，隨著排名與成績，上下起伏，「大人小孩都很心累。」
但來到新加坡以後，不用「推娃「，俊浩會主動「自雞」，反倒是婉盈，成為那個「鬆綁」的人，「我會鼓勵他多休息，多去和同學出去玩或者聚會，以前在蘭州時，我們出門看一場電影都很奢侈。」
還原真實的新加坡教育
新加坡教育真的「卷」嗎？
在我們的華語媒體里，新加坡教育通常與「分流」挂鉤，這讓家長們倍感焦慮與壓力，真實情況真的如此嗎？
婉盈與另外一位在新加坡生活9年的北京媽媽Ellen，因為都親歷過新加坡教育，對這個話題有著話語權。
Ellen是三娃媽。12年前，一家人通過投資移民來到新加坡，如今三個孩子都在同一所國際學校SAS(新加坡美國學校)讀書。這所學校是12年一貫制，在新加坡頗具名氣，屬於第一梯隊國際學校。
和國內一樣，就讀於國際化學校，孩子不用面臨分流問題，因此孩子們的童年過得無憂無慮。
如今，Ellen的大女兒已經讀高中了，學校三點就放學了。放學后，孩子們通常會被送去上興趣班。「老大在上滑冰和小提琴，老二上游泳課，老三還在讀三年級，放學就直接回家休息了。」
最讓Ellen意外的是，老大進入了新加坡花滑國家隊，但Ellen明白，這主要是因為新加坡人少，如果放在國內，以女兒的水平與能力，萬萬進不了國家隊。
這是新加坡國際學校的情況，那麼新加坡其它體系的學校呢？
在新加坡，有三種學校可以選擇：私立學校、政府學校、國際學校。
事實上，在俊浩進入如今的政府學校前，他在另外一所私立學校有過近一年的學習經歷。
私立學校門檻是相對最低的，很多海外家庭，會首選私立學校作為「跳板」。婉盈坦言，「私立學校生源其實不太好，學校會有不少中國孩子，大家聚在一起說中文。」
婉盈觀察到，當時俊浩班上有不少孩子，韓國裔的，日本裔的，都會在私下準備新加坡AEIS考試，一旦通過，就可以轉到政府學校。
進入政府學校，意味著升學率更高，也意味著，孩子到了一定年齡就可以拿到新加坡身份。這項政策是吸引不少海外家庭選擇政府學校的關鍵原因，但是它的「入學考試通過率只有20%左右」。
至於國際學校，想要進入IB體系的學校，低齡的孩子會比較容易，但對於高年級學生，尤其是九年級以後的學生，想要考進，非常難，「不僅英語要求更高，課程也很艱難。」
毫無疑問，選擇私立學校來實現「曲線救國」，是當時俊浩的最優解。
在初三那一年，俊浩承受的壓力並不小。那時，他在蘭州，既要一邊準備國內的中考，也要一邊準備私立學校的入學考試。俊浩的數學成績向來出色，但用英文來學習數學，還是不小的挑戰。
好在，從私立學校到政府學校，俊浩都應付過來了，新世界的大門也就此打開。
在國內時，俊浩的腦袋成天埋首于刷題，人就像一個器械一樣運轉，周而復始。如今的學校，下午三點甚至更早就不用上課了。
學校一周安排了兩天的課外活動，課外活動項目琳琅滿目，射擊、中國樂器，西洋樂器、計算機、摺紙、畫畫等等，大家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愛好自由選擇，對此「孩子們都很重視，因為會計入中考成績。」
在俊浩讀小學的時候，他也曾上過不少興趣班，跆拳道、美術、鋼琴、圍棋，但到了初中，因為學習時間緊張，興趣班一個個被取消了，這讓婉盈一度覺得愧疚，「沒有給孩子培養一個好的體育愛好和習慣。」
來到新加坡后，到了周末，俊浩開始有時間，把曾經丟掉的興趣班重新撿起來。婉盈希望，體育運動可以讓孩子的性格變得活潑一點，但她發現兒子已經明顯不喜歡那些激烈的競技類運動，他選擇的是相對安靜的泰拳和高爾夫。
學校的課程也時常讓母子倆感到驚喜。
學校有一節課是「Food and Customer Education」，這堂課教孩子們做蛋糕和甜點，俊浩非常喜歡，放學后，他會興高采烈帶一塊自己親手做的蛋糕回家，和媽媽分享。
「以前孩子的世界只有分數與成績」，婉盈說，「現在他會意識到，哦，世界原來是如此多元與多樣。」
另外一節課是英美文學，最開始，這堂課讓俊浩覺得太難了，老師讓他們讀莎士比亞的著作，但是俊浩有點讀不懂。在國內時，俊浩根本沒有時間大量閱讀原著，婉盈給他買得最多的是優秀作文集，婉盈安慰兒子，「讀不懂是因為讀得太少了。」
現在，孩子擁有時間閱讀經典和名著，而不是為了應付考試去「走馬觀花」式的讀章節，背誦知識點。婉盈感嘆，「在這裏，他可以慢慢成長，這挺好的。」
新加坡低齡留學是萬能「良藥」嗎？
「來新加坡的中國家庭確實越來越多了。」
這是在新加坡生活十多年的Ellen的感受，「不僅是中國人多了，這兩年，因為疫情和政策因素，很多國內的大企業，陸陸續續都搬遷到新加坡了。」
回憶多年前，在老大剛讀小學時，班上只有一兩個中國面孔的小孩，但現在到老三讀三年級了，班上有三分之一中國面孔的小孩，「當然這些孩子拿中國護照的，其實並不多。」
而拿著中國護照的孩子，背後通常有著極為類似的「出走」故事。
前不久，Ellen遇到一個從北京來的媽媽，她的孩子原本在中關村三小讀書，這是北京特別難進的一所頂尖牛校。一群孩子在一起玩耍，Ellen注意到，那個男孩很安靜也特別有禮貌。
幾個媽媽們在一起聊天，談到孩子從牛校「出走」的原因時，那位媽媽回答，「國內太卷了，孩子眼裡已經沒有光了。」
關於新加坡政府學校和國際學校，究竟誰優誰劣，其實並不好說。因為政府學校是A—level體系，它像國際學校一樣，可以申請全球大學。
「前者學術氛圍更為濃厚，後者因為更為寬鬆，適合性格更為活潑的孩子」，婉盈分析說。
另外，從學費上來講，國際學校通常比政府學校高兩倍。俊浩就讀的政府學校，學費按月繳納，每個月1600多新幣。但Ellen見到過不少家境不錯的海外家庭會主動選擇政府學校，「因為國際學校，將來是沒法給孩子提供身份的，但新加坡國際學校的整體收費肯定比北上廣低。」
一旦選擇政府學校，分流確實會貫穿整個教育體系。
其中，新加坡政府中學是四年制的。這意味著，還有不到兩年，俊浩即將面臨中考分流。那時，眼前的道路有兩條，一條是進入初級學院（相當於國內高中，為兩年制，畢業會參加A—level 考試），一條是理工類的工程學校。
對於新加坡本土孩子而言，很多孩子會出於興趣主動選擇理工類學校，不同於國內備受詬病的職高，新加坡理工類學校全球認可度高，不少海外大學偏愛新加坡理工類的孩子。「如果這些孩子將來申請海外大學，可以直接跳級讀大二。」
婉盈還注意到，有不少孩子會先去當兵，或者工作兩年，然後再去考新加坡國立大學或者南洋理工大學。總而言之，分流並不是一刀切，或者一考定終身，而是孩子們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道路。
俊浩16歲了，在國內，同齡的孩子有些都快要備戰高考了。為了適應新加坡的進度，俊浩「留級」重讀初二。
節奏雖然慢了下來，但看到兒子心態上的成熟以及為了目標，變得更堅定與自律了，婉盈打心裏欣慰。
「你究竟想成為怎樣的人，你今後究竟想走怎樣的路」，這是新加坡教育體系裡，時刻會提醒孩子們的一環，也是最戳中婉盈的地方。
「在國內，大家都很急，都恨不得提前學，最好能夠跳級，結果是很多學生大學畢業，仍舊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婉盈說，「我也不需要他早兩年畢業，去賺錢養家。」
關於俊浩的未來，婉盈沒有想太多。但考初級學院的共識把一家人拎成一股繩，「我們主要是想讓他拿到新加坡身份。」
新加坡當然也有「卷」的地方，比如，想要進入最頂尖的政府學校競爭會非常激烈，「但是和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國內比較，如果付出同等的努力，在這裏，收穫的成果是完全不同的。」
硬幣也有反面。
不得不承認的是，新加坡留學，並不是所有家庭的「萬能良藥」，尤其當大人沒有做好充足準備時。
在過去一年裡，有不少從中國來的陪讀媽媽，找婉盈聊天時，說著說著便情緒崩潰，聲淚俱下。
新加坡的陪讀簽證，只允許一個大人前來陪讀。一邊是疫情，導致夫妻倆分隔兩地，長久不能見面，媽媽在異國獨自一人處理所有事務；一邊是，能來新加坡的媽媽，往往都有一定追求，孩子通常在國內本身就讀於不錯的學校，但在新加坡卻未必能考進好學校，或者好不容易考進一個學校，但一查，發現學校排名在100以外，這些都讓媽媽們焦慮。
婉盈對此的建議是，大人們一定不要盲目，一定要想清楚，來新加坡究竟是為了什麼，比如只是暫時來陪讀，還是將來長期留下來。「焦慮是會相互影響的，當大人焦慮時，小孩是會感受到的，如果孩子又實在考不上，大人小孩都會很折磨。」
還有些媽媽，以為來到新加坡就可以快樂教育，於是鬆懈下來，但他們的孩子想進入政府學校，其實是有難度的。婉盈所知道的一個媽媽，帶著孩子在新加坡備考政府學校，「硬是幾年都沒考上，這完全沒有必要」，婉盈對此的另一個建議是，一定要針對孩子自身的情況做好規劃。
「比如，你要清楚自己小孩的性格，政府學校學習氛圍濃厚，愛學習的孩子會更適合，如果你的孩子陽光積極，可能國際學校更適合一點，」婉盈說。
回憶一年前，當婉盈向兒子同學的媽媽們透露自己要把俊浩送到新加坡讀初中時，那些媽媽們未免心驚與不解。
作為「實踐者」，婉盈太想把自己如今在新加坡的資訊和所見所聞帶給自己家鄉的家長了。在自己的城市，好學校鮮少，大家都「擠破頭」想進那一兩所好學校，但事實上，當中不少孩子本身很優秀，他們的父母也有實力把孩子送出來，但囿於消息相對閉塞，家長們不敢輕易邁出這一步。
婉盈想要用自己的經歷證明，踏出這一步並不難，而教育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完全擁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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