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聲2025年8月21日】（希望之聲記者章純綜合報導） 「在人們的心靈深處，一定有一個人們可以與之進行靈魂溝通的、偉大的存在，無論是信仰、家族或國家。」當談及君主制的優勢時，澳前總理托尼·艾伯特（Tony Albert）如是說道，他認為君主制國家普遍比較穩定和繁榮的一個原因在於，這些政府觸及了人民心靈深處對本國政府和國家本能的歸屬感，「這就是一個成功而持久的政府所需要仰仗的。」
2025年8月19日晚，悉尼憲法君主制協會（ACM）舉行專題研討會，討論中國和伊朗的政權交替問題。澳洲第28任總理托尼·埃伯特（Tony Albert）、華府國際戰略研究會總裁考普利（Gregory Copley）及伊朗問題專家、澳梅赫埃蘭基金會聯合創始人丹尼爾·塔哈多斯（Daniel Taghaddos）作為特邀嘉賓參加了研討會，澳大利亞憲法君主制支持者全澳召集人、法律學者、澳大利亞廣播管理局前主席大衛·弗林特（David Flint）教授主持了研討會。
澳裔華府戰略專家考普利介紹說，今天的研討會是為了推動澳洲的理性、傳統與歷史事業；因為歷史證明君權天授的君主制對社會穩定有重要的意義。
他說：「在過去300年來，我們見證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前所未有的加速發展，而所有這些人類的行為都有其循環性，我們可以從這些循環中預測未來；例如從前蘇聯的垮台，我們可以預知中共的倒台也將接踵而至。」
「這種工業化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是可以看到的，因為城市人口從二十世紀初佔世界人口平均水平的5% ～ 10%，上升為目前的約65%；澳洲的城市人口占約85%～87%；美國85%。」
「而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我們見證了一種短期、交易性和物質主義的趨勢；因為隨著人們湧入城市，人類與土地的自然關係逐漸被侵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消失了；這最終導致了家族、小國家和親族社群的消亡。」
「當人們在鄉村生活時，人們知道、了解土壤，知道應何時播種、如何守護土壤和莊稼，這些知識在某種意義上是重要的，因為人們知道如何生活，如何管理生活。而城市化之後，人類進入了一個日益混凝土化的城市叢林中，人們不再了解歷史、不再知曉土地的財富，也不再清楚人們生存和獨立所需要的自然資源，無論是礦產方面抑或農業方面；人類的邏輯基礎也隨之改變（邏輯是人們在某種特定環境中生存而發展的處理問題的能力）。人們變得必須小心自己的言行，在意自己是否能夠在任何討論中都站在政治正確的一方，以及自己是否能夠質疑社會的政策、性質及習俗；這令社會兩極化。」
「二十世紀還是一個創造新型現代國家的世紀，但我們開始陷入追隨民粹主義，短期思維或缺乏思考的狀態，我們目睹了法西斯運動、納粹運動，以及蘇聯的共產主義運動；民主這個本應該引導國家追求其崇高的偉大價值和優雅體面生活方式的社會契約，變成了一個空洞的、不斷重複的口號。」
「在此過程中，人類社會也漸漸失去了其道德導向，人們不知道自己的食物來自於那裡，沒有長期目標，也不了解本國人民的歷史教訓；而中共國的教訓更告知人們，當人獲取食物的權利都遭到勒索時，一個國家就更談不上主權。」
「現在的情況是，為了融入當今的社會，人們不但被鼓勵也被強迫放棄自己的思想、優勢、領導權和貴族精神，否則人會找不到工作，甚至無法支付租金；而全球主義的推動，導致人們不再相信國家的尊嚴、主權甚至文明的存在，全球主義者認為應該跨越國家的邊界、過境，將所有的人都簡化為同一種語言、統一的意識形態。例如前蘇聯摧毀了自己境內的，擁有自己音樂、語言、文化、生活方式、藝術形式的民族，變成了一個俄羅斯帝國，中共也在重蹈覆轍。」
「與此同時當今社會上大多數政黨似乎都沒有明確的立場，缺乏長期的理論和倫理基礎，成為了民主主義和全球主義運動的泡沫。」
考普利因此認為在世界各地看到全球主義遭到各種形式和多樣化的對抗，「是必然的結果」。
「但當這些全球主義運動大規模失去動力時，往往會突然崩潰，這種事情反覆出現，例如前蘇聯的垮台和德國納粹法西斯的倒台。」他說，「而事實上，世界上最富有且最具有幸福感的國家，幾乎都是（尊重君權天授的）君主制國家。」 因此科普利得出的結論是，君權天授的君主制比共和制更為優秀。
澳洲第28任總理艾伯特對科普利的話表示贊成。艾伯特認為由於人們的心靈深處，都與某種更神聖而偉大的存在有著某種聯繫，君主制反映了人與這偉大生命之間的聯繫，他說：「君主制本身是一種超越政治的、政治之上的權威的象徵，它觸及了人類本性中的某種深層需求—對儀式、傳統與延續性的渴望。」
艾伯特繼而說道：「中東的共和國都退化為某種形式的暴政，無論是個人暴政還是最常見的伊斯蘭暴政；相比之下，中東的君主制國家卻相當成功，因為無論是摩洛哥還是約旦都在沒有石油財富的情況下，建立了相對體面而人道的社會；而海灣國家和沙烏地阿拉伯至少也還有一定程度的穩定；阿聯酋也展示了一定的文明與穩定。」
艾伯特還批評說，在西方國家2001年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和2003年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府後，都沒有考慮到恢復這些的君主制，導致這兩個國家隨後再次陷入了紛爭的亂局，他說：「因為他們（這些國家的政府）無法觸及人們心靈深處（歸屬於政府的）本能；而政府欲成功和持久必須仰仗於人民心中的這種本能。」
最後，考普利說，「歷史是獨特的，已經變得如此有組織、現代化且依賴於科技，尤其是社交媒體的出現，因此政府的崩潰和新領導者的崛起都得以迅速實現』，他指的是目前中共的軍方已經公開拒絕聽從習近平的指令；他還祝福：『希望不久的將來，中國也不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恢復為一個體面正派的政府，至少中國的部分地區能夠做到這一點；而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也能夠得到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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