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Bunnings揭開了墨爾本人的奇恥大辱
全澳最難做生意的地方
最近兩周是澳洲大企業的財報季，
但出人意料，又情理之中的是：這波財報季，卻也成為了針對維州的 「批鬥大會」。
一家又一家大企業，開始對著維州 「騎臉輸出」，紛紛怒噴維州：全澳最難做生意的地方！
首先，就有重量級選手登場了——澳洲零售巨頭Wesfarmers集團！
Wesfarmers首席執行官Rob Scott本周表示：旗下的Officeworks、Bunnings和Kmart都深受盜竊影響，
零售商應被允許部署人臉識別技術來應對日益嚴重的犯罪問題。
Scott在周四的財報電話會議上表示：Bunnings的高價電動工具、Officeworks的電子產品，以及Kmart的各類商品，頻繁成為盜竊目標，盜賊將其轉售牟利。
他說：目前最令人擔憂的是，有高度組織化的犯罪團伙集中盯上澳洲各地的零售店，尤其是在維州，情況尤為嚴重。
Scott稱：Wesfarmers正與其他零售企業一道，向維州Allan政府施壓，希望放寬比其他州更嚴格的相關法律。
他指出：Bunnings總經理Mike Schneider一直在倡導 「負責任地使用人臉識別技術」。
相關技術在其他國家已有良好應用經驗，但在澳洲零售環境中卻仍受到限制。
人臉識別技術在澳洲並非完全被禁止，但法律對其使用設有嚴格規定，
主要是因為該技術收集的是 「敏感信息」 ——即人的生物識別數據，例如面部特徵。
Wesfarmers曾因使用該技術而陷入隱私風波。
幾年前，Choice揭露：Bunnings、Kmart以及JB Hi-Fi旗下的The Good Guys在未充分告知顧客的情況下，在數十家門店中啟用了人臉識別技術。
此舉引發公眾強烈反彈，並招致澳洲信息專員辦公室的調查。
最終，監管機構認定Bunnings未經適當同意收集顧客面部信息，違反了澳洲隱私法。
Scott強調：政府若能支持更智慧的防盜方式，將極大提升公眾和員工的安全。
而且，這也能有效降低成本。因為零售犯罪帶來的損失最終都會轉嫁給消費者，以更高的商品價格體現出來。
他補充道：維州零售犯罪對員工構成的威脅也不斷升級，許多員工不得不面對越來越多暴力衝突的場面。
另外，Wesfarmers的財報還透露了一項對於維州來說，足以堪稱 「奇恥大辱」 的數據。
Scott表示：在Wesfarmers旗下多個品牌——包括Bunnings、Kmart、Target和Officeworks——的整體業績中，維州的銷售增長普遍落後于全國其他地區。
唯一的例外是Bunnings的家庭安防產品。
他說：我們目前在維州唯一實現較強勁增長的領域，是Bunnings的家用安防產品銷量。
他直言：這真的是一個令人難過的數據…
除了眾所周知的犯罪問題，維州竟然還是全澳生產力最低的州，
澳洲管道設備巨頭Reece的首席執行官Peter Wilson日前警告稱：疫情期間留下的 「心理創傷」，至今仍在影響維州的創新活力和企業生產效率，並令本已低迷的經濟雪上加霜。
Reece本周發布了一份令投資者失望的財報，
而面對暴跌的股價，公司的管理層則是意外地將一腔苦水全倒在了維州的 「大環境」 上。
Wilson在周一的投資者會議上直言不諱地表示：維州是 「全澳最難做生意的地方」，部分原因是員工回到辦公室的意願極低。
他指出：Reece位於墨爾本Cremorne的總部曾是公司創新的核心地帶，但如今長期的居家辦公文化，正在削弱公司的盈利能力。
Wilson說：我們總部設在維州，經歷了長時間封鎖后。
現在我們發現創新與生產力之間越來越難以脫鉤。
我們很難讓員工回到辦公室，如果無法做到這一點，就很難釋放創新潛力。
在疫情期間，維州實施了全球最長的封鎖之一，導致遠程辦公和在家上學成為常態。儘管疫情早已過去，但其深遠影響仍在困擾著維州經濟。
本月稍早時候，維州州長Jacinta Allan還宣布：將在議會推動立法，賦予公共和私營部門員工每周至少兩天居家辦公的權利。
這一舉動也再次引發了商界廣泛擔憂。
許多企業領導人認為：強推居家辦公權益只會加劇維州「反商業」的形象。
NAB首席執行官Andrew Irvine年初就曾批評維州的稅收政策，稱其使得 「本地企業無力擴張、投資和僱人」。
Wilson的說法正值企業界對維州營商環境日益不滿之際。
Transurban近日也表示：墨爾本收費高速的車流量尚未恢復至疫情前水平。
而澳洲房地產理事會的數據顯示：墨爾本目前是全澳寫字樓空置率最高的城市。
澳洲統計局最新數據也證實：維州已連續近18個月坐擁全澳最高的失業率。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這是疫情「後遺症」的延續。
與此同時，為填補巨額赤字、償還用於大型基建和疫情應對項目的債務，維州政府對企業和投資者加征了不少稅費。這也被視為壓制復甦動力的又一重負。
社研機構RedBridge Group總監Kos Samaras表示：疫情的對於維州影響遠未消散，特別是在心理層面。
我們看到一些社會問題正在逐漸浮現，比如當年未能上託兒所和幼兒園的孩子，現在進入學校后出現適應障礙。
而在經濟層面，很多專業白領階層人群，也已經徹底把居家辦公視為理所當然。」
Samaras指出：墨爾本社會呈現出一種比悉尼更深層的 「碎片化」 和 「壓力感」。
儘管悉尼西部也存在類似問題，但整體情況仍好於墨爾本。
面對商界批評，Allan政府則堅稱：這項政策是為了保障工人的權利，並推動本地社區商業發展。
Allan表示：目前維州三分之一的員工已經在居家辦公，政策只是將現狀立法化。
儘管其他州紛紛表態不會效仿這一做法，但總理阿爾巴尼斯仍對維州政府的提案表示支持，未理會商界的不滿。
不知道這種矛盾最終會如何收場，維州如果成了企業和小商業主的傷心地，那最終品嘗惡果的還是老百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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