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樁發生在珀斯富人區Floreat的槍擊案震驚了整個澳大利亞。
63歲的男性兇手Mark Bombara，在尋找前妻過程中，在Berkeley Crescent的一處民宅殺死了一名59歲的女性（前妻好友）與一名18歲的女孩后自殺【相關閱讀:安樂死根本安樂不了，別宣傳了】。
此案瞬間將家庭暴力、女性安全以及兇手的過往歷史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調查顯示，兇手持有多達13支合法註冊的槍支，且有家暴史。
隨後，西澳政府迅速推出了被稱為全澳最嚴格的槍支管理新規。但近期，西澳的槍支政策又引發了一些爭議，甚至有人對此提出反對意見······
01
龐大的槍支存量與新規成效
根據新規，西澳大多數個人最多可持有5支槍支，而主要生產者（如農場主）可獲得最多10支槍支的許可。此前，西澳共有超過30萬支合法槍支，分佈在近8萬名註冊持槍者手中。
新規的推行，無意中揭示了珀斯地區槍支擁有的真實規模。截至目前，已有67,000支槍支從西澳社區收回，主要集中在珀斯都市區。
各警區的數據清晰地展現了此前槍支的分佈情況：Midland警區（覆蓋Ellenbrook、Mundaring和Forrestfield等地區）擁有大都會區最多的註冊槍支，高達30,556支。
Mandurah 有26,150支；Joondalup 有24,739支；Armadale 有21,357支。
而在包括CBD、Western Suburbs和Mosman Park在內的Perth核心區域，也登記有5,752支槍支。
總而言之，西澳登記在冊的槍支超過326,813支。這個驚人的數字，還不包括此前通過6430萬澳元政府回購計劃上交的12,000支槍支。
【槍支數量詳表】
Armadale：21,357
Cannington：10,361
Fremantle：17,575
Joondalup：24,739
Mandurah：26,150
Midland：30,556
Mirrabooka：14,914
Perth：5,752
大都會區槍支總數：151,404
偏遠地區總槍支數：175,409
總計：326,813支
02
悲劇后的呼聲：支持者與反對者的交鋒
在這場由悲劇催生的改革中，一個關鍵人物堅定地站了出來——兇手Mark Bombara的女兒Ariel Bombara。
她公開支持庫克政府的槍支改革，並駁斥了那些因新規推行不便而發出的反對聲音。
「你無法逃離子彈。」 Ariel Bombara 沉痛地說。
「你或許還能與持刀者搏鬥，但面對槍支，生機渺茫。持有槍支的特權，絕不應凌駕于公眾免於被威脅、恐嚇、脅迫和殘忍謀殺的基本權利之上。為了所有生活在恐懼中的婦女和兒童，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支持這些改革。」
悲劇發生后， Bombara的女兒Ariel Bombara在聲明中表示，自己與母親曾3次試圖向警方尋求幫助，再三告知警察，自己的父親擁有大量槍支，請求管控，但屢屢失敗，無奈之下逃離了珀斯。
由工黨和綠黨主導的議會調查委員會也認定，儘管新規在實施過程中問題重重，但立法本身「幾乎不存在問題」。
調查發現，槍支新規在推進過程中確實出現了一些問題：新的槍支網路申請門戶未能應對高流量訪問，警方求助熱線時常無人接聽且提供矛盾的指導。
然而，受害者權益倡導者們，包括Ariel Bombara在內，認為守法槍主所經歷的這些「不便」，是讓社區更安全、特別是保護女性安全所必須付出的合理代價。
03
各方博弈與質疑
改革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引發了不少質疑的聲音。
國家黨領袖Shane Love強烈指責政府「無恥地」利用Floreat的悲劇，在未經充分審查的情況下，倉促通過了全國最嚴苛的槍支法。
「發生在Floreat的是一場悲劇。但在當時的現有法律框架下，這本可以避免。」他聲稱。
西澳農民協會主席Steve McGuire則將大部分來自持證者的反彈歸咎於前警察部長Paul Papalia。
同時，他也警告說，改革的實施還遠未完善，並質疑是否有「確鑿證據」表明這些法律會讓西澳變得更安全。「警方原本就有權在事前沒收涉案人員的槍支。」McGuire先生指出。
但新任警察部長Reece Whitby認為調查報告證明了立法的「合理與正當」。
他指責反對派散布錯誤信息，並要求議員們達成共識，加入我們推進槍支改革。
04
共識中的分歧與未來之路
自由黨議員Simon Ehrenfeld和單一民族黨議員Rod Caddies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
Simon Ehrenfeld在解釋他們的立場時，說到了問題的核心：「我們和政府最大的分歧，其實在於一個根本的理念。在我們的司法體系裡，有一個黃金法則，叫『無罪推定』——意思是在沒有確鑿證據定罪之前，每個人都應該被視為清白的。」
他接著用一個生動的比喻解釋道：「這就好比，不能因為一個人『可能』會做壞事，就先把他當作罪犯來對待和限制。」
「我們承認，在某些極端情況下，為了公共安全，法律有時不得不突破這個原則，」他話鋒一轉，點明了關鍵。
「但這麼做必須要有非常、非常過硬的理由。而我們認為，政府在這部新槍支法里，給出的理由遠遠不夠充分。它不該這麼輕易地就動搖我們法律體系的基石。」
新《槍支法》在Floreat槍擊案后不久迅速通過議會立法，但真正的反彈在其法規於今年三月正式生效后升級。
在聽證階段，安全倡導者呼籲採取更嚴厲的措施，而槍支持有者團體則批評改革手段過於強硬。
委員會最終提出了11項建議，包括加強相關教育、提供資金幫助射擊俱樂部合規，以及編製一本警方手冊，以「清晰明了」的語言向所有槍主解釋變更。
Whitby部長已在今年四月為改革帶來的「不便和麻煩」道歉。近日，他表態稱「初期問題已基本解決」。
「我不會站在這裏說一切都已經萬事大吉，」他坦言，「我們將日復一日地努力確保系統越來越好，我們會渡過難關。西澳超過77,000名持槍許可者中，已有超過50,000人要麼已經完成過渡，要麼正在辦理過程中。所以，我們正在取得進展。」
Floreat發生的悲劇如同警鐘，迫使人們在持槍權利與公共安全間尋找新的平衡，倘若兇手沒有槍支，也不會發生這樣的悲劇。
儘管推進澳洲槍支改革並不容易，但是每一個生命安全的保障，都應成為衡量社會進步的首要標尺。哪怕能做到的，僅僅只是加強監管，也比什麼都不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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