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前的董宇輝面色凝重，他再次向鏡頭前的品牌方發出警告：
「不要給公司員工寄送任何形式的卡片、現金或禮物，一旦發現，永不合作。」
這並非他第一次在直播間立下「規矩」，早在「與輝同行」成立之初，他就給商務團隊畫下了紅線，甚至在入職合同里寫明了違約責任。
董宇輝的喊話是震懾，也是警示。
如此高調的反腐，在直播電商行業引起了廣泛關注，這一事件反映了行業發展多年來存在的問題。當一個頭部主播需要反覆在公開場合強調「不收禮」時，恰恰說明這個行業的「送禮文化」已到了不得不治的地步。
這不是董宇輝一個人的「戰爭」。幾年前，美腕招商專員收受百萬好處費，辛選員工被立案調查，這些被曝光的案例不過是冰山一角。
在聚光燈照不到的角落，直播間那些隱秘的關乎金錢與規則的博弈早已悄然展開。
頭部主播直播間資源有限，品牌方爭相搶奪合作機會與黃金曝光位。掌握關鍵資源崗位的人，便有了權力尋租的空間，貪腐也隨之滋生。那些動輒銷售額過億的直播間，光鮮的數據背後，可能隱匿了藏在流量背後的「內鬼」與交易。
董宇輝的高調反腐，反映了行業發展多年來存在的問題
9塊9的洗衣液，滋生「巨貪」
作為資深供應鏈管理者，高鵬已在直播行業從業多年，深諳其中的門道，見多了「人情往來」。
兩年前，他曾經幫助一家生產洗衣液的工廠對接主播。為了在某個大主播的直播間露臉，工廠把價格壓到了極致的9塊9。這場直播效果驚人，短短几分鐘就賣出了幾十萬單。對於工廠來說，這本該是一次成功的品牌曝光。
然而，背後的賬本卻令人咋舌。除了明面上的坑位費和傭金，工廠還需要為每一單支付額外的「好處費」。
高鵬了解到，好處費大概為每單三毛錢。三毛錢聽起來微不足道，但乘以數十萬單的銷量，就是一個不小的數字。這筆錢最終以紅包或現金的形式，流進了選品負責人的口袋。
「在這個行業里，錢權交易往往披著一層『人情往來』的外衣。」
在高鵬看來，這在行業內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品牌方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必須打通「人情」這一關。
「對很多品牌方來說，想要擠進頭部主播的直播間，光有好的產品和價格是遠遠不夠的。直播間的坑位有限，每天想上架的商品卻成千上萬，誰能上直播間、誰能排到黃金時間段，由選品和招商人員決定。」高鵬說的「人情」關，核心指向的就是招商人員。
9塊9的洗衣液便宜到了極致，也能滋生出「巨貪」。
在直播帶貨迅猛發展的這些年，越是知名的直播間，越伴隨著更大的貪腐風險，並且普遍發生於掌握極大權力的招商人員。在公開的司法判決中，已有相關案例。
2023年，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則刑事判決書：一名原美腕招商專員，在任職招商專員期間利用其職務便利，為某公司與美腕之間的業務往來提供商品選送、直播排期等幫助，並多次收受某公司好處費共計109萬元。最終法院判決其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並處罰金人民幣25萬元。
該案件涉事企業美腕（上海）網路科技有限公司是美ONE主體運營公司，孵化並運營了李佳琦直播間。「這種頭部直播間，下面的商務有巨大的利益空間，可以決定哪個品牌能夠上，哪個品牌上不了。」資深從業者譚萌在接受採訪時提到，「想上的就要給錢。」
圖/真人秀《所有女生的主播》
前些年，明星入局直播帶貨成為潮流，同樣滋生了巨大的腐敗空間。高鵬提到，這些明星團隊往往不懂選品，需要和供應鏈團隊合作。然而明星團隊中的招商負責人，開出的坑位費往往是天價。
他曾經幫一家企業找到一位因參加綜藝而大紅大紫的女明星帶貨，除了20％的傭金之外，坑位費高達35萬元。
「明星團隊的招商開口要什麼價格就是什麼價格，因為這種資源很緊俏。明星直播帶貨的消息一傳出來，大家都在找渠道上品，招商不缺人送錢，但這些錢最終落在誰的口袋裡不好說。此外，坑位費可能不走合同，不公開、不透明。」
除了直接的金錢輸送，還有一種更隱蔽的玩法叫「刷單造假」，這不僅是品牌方的需求，也是主播團隊的需要。
高鵬透露，在一些明星或大網紅的首秀直播中，為了製造「單場破億」的營銷噱頭，數據注水幾乎成了標配，比如一場號稱賣了1000萬的直播，可能只有500萬是真實成交，剩下的都是品牌方自己安排刷單。
「這種造假需要主播團隊的默許甚至配合，作為交換，品牌方獲得了進入大主播直播間的入場券，主播拿到了漂亮的戰報，而中間經辦的人員，則在這一來一往的虛假繁榮中，撈取了自己的那一杯羹。」
高鵬談道，這種腐敗往往更難以溯源，大家都很默契，最終雙方得到的是行業地位和名氣，短時間內難以用金錢衡量。
年輕的腐敗者
掌握著這些巨大權力的，往往是一群非常年輕的從業者。
作為80后，黨蘭是最早一批進入直播行業的人。行業發展十余年，從一開始淘寶直播的興起，到抖音、快手做強直播帶貨，她觀察到，隨著直播電商的盤子做大，從業者也越來越年輕，「這些年輕人成功后的一個特點，就是容易膨脹」。
在杭州，黨蘭經常看到一些年輕的招商人員開著保時捷、賓利上下班，甚至一年就在杭州全款買房。他們的消費顯然無法用正常的工資來滿足，這些錢大多來自商家的「上貢」。
黨蘭回憶，她曾在一次飯局上見過某大品牌的招商總監，是一個1998年出生的小夥子，其傲慢的姿態讓她印象深刻。在酒桌上，這位年輕的總監對在座的各位行業前輩愛搭不理，言語間充滿了優越感，彷彿他手裡握著的不是選品的權力，而是給予財富的機會。
「這些年輕人可能剛畢業沒幾年，手裡卻掌握著決定一個品牌生死存亡的資源，這種權力和他們自身的閱歷、職業素養嚴重不匹配。」
黨蘭認為，這個行業發展太快，行業規範不夠完善，這些年輕從業者會很「心急」，生怕吃不到紅利，就會有急功近利的行為。
她分析，在這個被按下快進鍵的行業里，很多直播機構從成立到爆火可能只需要幾個月，管理制度的建設遠遠跟不上業務擴張的速度。老闆在直播間里聲嘶力竭地喊麥，根本無暇顧及後台的流程管控，這就給「內鬼」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間。
黨蘭認為，權力的失控，很大程度上源於直播帶貨特殊的商業模式。頭部主播或明星往往只負責出鏡，他們對產品的了解極其有限，成千上萬個SKU的篩選工作，完全依賴於背後的選品團隊。這意味著，一個普通的選品專員，實際上充當了「守門人」的角色，他們的一句話、一個勾選，就能決定一個品牌能否獲得千萬級的流量曝光。
高鵬掌握的供應鏈中，有很多是急於打開市場的「白牌」商品，選品「守門人」就成了這些商家的「財神爺」。為了能讓自己的產品出現在大主播的直播間，他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這種巨大的權力尋租空間，讓很多年輕人迷失了方向。
「這些年輕從業者經常有一種心態，他們知道這個行業變化太快，今天的頭部主播明天可能就會『塌房』，今天的火爆生意明天可能就會『涼涼』。」
黨蘭認為，一種「撈一筆就走」的投機心理在行業內蔓延，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在最短的時間內通過收受回扣、紅包等方式實現財富的快速積累。
黨蘭提到，在利益的裹挾下，很多直播間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個個獨立的「小王國」，招商人員就是這個「小王國」里的主導者——他們制定規則、分配資源，甚至能夠左右老闆的決策。
有些商家為了討好這些「財神爺」，不僅送錢送物，甚至還會提供各種灰色服務，只為求得一個上架的機會，這種風氣一旦形成，就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
圖/攝圖網
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這種腐敗鏈條還延伸到了「二道販子」身上。
譚萌在行業里見過太多這樣的案例，一些擁有達人資源的中間人，利用信息不對稱，在品牌方和主播之間兩頭吃。原本一萬元的坑位費，經過中間人的手，可能就變成了兩萬元，多出來的這一萬元，自然就落入了中間人和「內鬼」的腰包。
有的招商人員甚至會故意刁難直接找上門的品牌方，暗示他們必須通過指定的第三方代理公司才能上架，而這家代理公司的背後，往往就站著招商人員的親戚朋友。
這種「指定代理」的玩法，讓腐敗變得更加隱蔽，即便公司查賬，也很難發現其中的貓膩。
高鵬認為，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面前，商品的質量往往被拋到了腦後。
有些商家為了支付高昂的「好處費」，只能在產品成本上動腦筋，導致發給消費者的商品與直播間展示的樣品嚴重不符。
有的招商人員為了掩蓋這種「貨不對板」的行為，甚至會故意在樣品管理上做手腳，把商家寄來的優質樣品藏起來，或者在審核環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於是，消費者滿懷期待地買回了直播間里被吹得天花亂墜的「神器」，收到的卻是劣質產品。
最令他擔憂的是，那些老老實實做產品、不願行賄的商家，往往會被拒之門外，而那些敢於砸錢、敢於搞暗箱操作的商家，反而能混得風生水起。久而久之，直播間里充斥著各種貨不對板、質量低劣的商品，最終受到傷害的是消費者，整個行業的聲譽也會受到影響。
圍剿與破局
面對直播行業嚴峻的腐敗形勢，董宇輝的高調反腐，或許是一個信號，這個行業需要「強監管」。
上海楊浦區檢察院的檢察官曾公開科普：選品、招商、流量分配這些崗位，手中的權力都可能構成刑法上的職務便利犯罪。
高鵬了解到，有頭部主播要求招商人員全部使用公司指定的通信工具，以此來進行招商的透明化和公開化。
一些頭部機構開始嘗試建立內部的「廉政公署」，設立舉報郵箱，要求員工簽署廉潔協議，甚至在辦公區域安裝監控。這些公開的舉報通道具有一定作用，但是「只要這個崗位有權力，就會持續有尋租的空間」。
盈科全國經濟犯罪防範與辯護法律服務中心執行主任李沖亞表示，直播行業因其新業態特性，反腐工作面臨獨特挑戰。
「直播間內的腐敗交易多在線上完成，賄賂方式從直接轉賬演變為虛擬貨幣或商品交易、提供『諮詢服務費』、性賄賂等，資金鏈條通過多個空殼公司和境外平台清洗，難以追蹤。」
李沖亞認為，在直播業態中，運營人員掌握的流量分配權、內容審核權、活動提報權等是否屬於刑法意義上的「職務便利」，通過賄賂獲得的「流量扶持」是否構成「不正當利益」，需要結合平台規則和具體職責進行專業論證。
同時，直播間存在難以界定的腐敗模糊地帶。北京市中盾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魏景峰提到，直播間腐敗行為很多都是通過口頭約定或者私下轉賬完成，沒有留下任何書面證據，一旦東窗事發，雙方往往會「攻守同盟」，矢口否認。
「比如商家送給招商人員的一張購物卡、一個名牌包，在法律上很難界定是『正常的商務饋贈』還是『商業賄賂』。」
他建議，企業在制定內部規章制度時，必須更加細化和嚴謹，明確界定哪些行為屬於違規，哪些行為屬於犯罪，並保留好相關的電子證據。
比如，明確規定禮品的金額上限，超過多少即視為違規；規定所有的商務溝通必須通過公司官方渠道進行，禁止使用私人微信談業務。
「只有將籠統的反腐口號轉化為一條條具體的、可執行的制度條款，才能在關鍵時刻成為斬斷腐敗黑手的利劍。」
上海財經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崔麗麗也認為，直播間反腐的本源還要回到企業中。直播企業要在選品等關鍵環節多設置一些群決策機制，比如多方推薦、投票選擇、關鍵崗位輪崗等管理機制。
「更核心的還是提高從業者的入職門檻。」
她認為，直播帶貨是新興行業，很多企業覺得沒有必要要求員工有從業資格證等硬性條件，只要員工能賣貨就行，但是員工在道德或者法律層面出現問題，對企業來講影響深遠。
「整體上看，目前直播行業的職業道德教育是有不足的。」
圖/攝圖網
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趙軍提出了一個構想，他認為行業需要建立一個「反腐聯盟」，實行黑名單共享機制。如果一個招商人員在A公司因為貪腐被開除，他的信息應該被同步到整個行業，讓他因為信用破產而無法在B公司繼續從業。
同樣的規則也適用於那些行賄的商家，一旦被查實有行賄行為，就應該被全網直播間聯合拉黑。「只有提高違規違法的成本，才能真正起到震懾作用。」趙軍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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