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的賽里木湖，風很大，天很藍。陽光下，王清羽攥著紅色裙擺，被丈夫緊緊牽著，一路往婚姻登記中心跑。再晚一些，他們的領證計劃就要泡湯了。
王清羽和丈夫都是貴陽人。他們從貴陽出發，輾轉六七個小時的飛機才來到新疆，只為在賽里木湖領一本結婚證。
許多人跟她有類似的想法。她記得，那天不是節假日，但現場領證的人很多。其中，很多新人並非新疆本地人，而是特意前來。他們拿到了120號，是當天的最後一個號，「門口還有四五對（新人）在等，但已經沒號了」。
23歲的余珩同樣感受到類似的「火爆」。那是10月底，她如願來到賽里木湖景區登記結婚。她說，那天不算是「黃道吉日」，但早上8點左右，就已經有20對新人在排隊了。「可以說，賽湖領證非常火爆。」她聽聞，前一天的號更是全被取完了。
景區里的小火熱之外，宏觀數據更加證明了今年的「結婚熱」。11月4日，民政部官網公布數據顯示，2025年前三季度結婚登記515.2萬對。較2024年同期的474.7萬對增長40.5萬對，增幅達8.5%。
民政部官網公布數據顯示，2025年前三季度結婚登記515.2萬對
在經歷了多年的連續下降后，結婚登記人數在2025年出現了反彈。
事實上，這股「暖流」並非偶然。「它是幾重因素疊加起來的結果。」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社會研究中心長聘副教授於嘉告訴南風窗。
止跌回升的曲線背後，個人對幸福的奔赴，正與國家鼓勵婚育的政策、優化服務的趨勢同頻共振。
從「催婚」到「助婚」
凌晨4點，因為擔心排不上號，余珩和丈夫決定摸黑出發，前往賽里木湖婚姻登記處。一個半小時后，他們抵達景區，周圍空無一人。遊客中心沒開門，他們只能躲在廁所里避風取暖。
8點多，天漸亮，卻趕上大霧，景區霧蒙蒙的。兩人都有點泄氣，「覺得白來了，看不上美景還挺可惜的」。沒想到中午辦完證進景區時，霧氣慢慢散了，賽湖的美完全展現在眼前。
這條「領證路」走得不算輕鬆。余珩和丈夫都是河北保定人。兩人從家鄉出發，坐了30多個小時的卧鋪火車到烏魯木齊，再轉8小時火車才到博樂市。比起在家鄉領證，算是費時費力。
但余珩覺得很值。「在山川湖海見證下、遊客祝福中、法律綁定下，我們正式結為夫妻。」在她看來，這種跨越千山萬水的儀式感，賦予了這張證書更特別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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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一切，得益於國家政策的「鬆綁」。
2025年5月，修訂后的婚姻登記條例正式實施。根據新規，結婚不再受限於戶籍，甚至旅遊途中即可「就地結婚」。
這一背景下，不少城市、景區打造了特色婚姻登記場所。在海邊、雪山、觀音寺里，越來越多年輕人，正在用一種全新的方式奔赴婚姻。各地結婚登記中心排起的長隊，正是此次結婚人數反彈的一個縮影。
「這是典型的政策效應。」於嘉分析道，新條例正式實施后，解決了很多因為登記不便而積壓的結婚需求。在她看來，這是「制度紅利的集中釋放」。
在此之前，年輕人領證必須回到戶籍所在地。對於大量在一二線城市工作、戶籍在老家的適婚人群來說，領證意味著請假、搶票和長途奔波。這一制度性的「摩擦」成本，在過去實際上勸退或推遲了部分人的結婚計劃。
但現在，規則變了。新條例取消了這一限制，實現了婚姻登記的「全國通辦」。於嘉補充，各地民政部門的執行效率，以及成熟的電子政務系統，更支撐了政策的快速落地，為「跨區域服務」提供了可能。
新條例實現了婚姻登記的「全國通辦」/圖源：新華社
武漢的張玖，便是在這一政策的「助力」下結了婚。
出發去新疆前，張玖沒想過要結婚。兩人只是請了年假旅行，從青海湖開到新疆，一路玩過去。
「結婚」是這次旅途中的臨時起意。萌生了結婚想法后，他們先去了賽里木湖。但到場時，已經下午2點多，前面排了100多號人。看著滿屋子穿著正式、排隊等待的人，他們沒繼續等。
玩了兩天後，他們來到「八卦城」特克斯。那天，他們去到婚姻登記處，填表、交證件、蓋章。大廳里就他們一對，很快，紅本子拿到手。
人口學者、育媧人口研究智庫執行長黃文政告訴南風窗，宣傳氛圍和政府態度上的改變，會對年輕人的婚育決策起正面作用。放在人口結構變化的大背景下理解，這次「反彈」也有其客觀規律。
黃文政長期關注我國人口問題。他表示，「從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中國出生人口大幅下降。但到了90年代末至2000年初，出生人口數量開始趨於穩定，甚至出現了小幅的反彈。」
目前，這批年輕人正好進入了25歲左右的適婚年齡。「也就是說，婚齡人口的基數本身就有一個小反彈。」他分析，這自然地推高了適婚人口的總量，構成了此次數據回升的基本盤。
此外，特殊的時間窗口也形成了一股拉力。2025年擁有兩個「立春」，是難得的「雙春年」，寓意雙喜臨門。於嘉分析，不少新人將婚期從「無春」的2024年推遲到今年，或者，為了趕上好彩頭而提前。
婚姻，由「我」做主
此次登記人數的反彈，除了外部因素，也體現了年輕一代在選擇婚姻時更強的主動性。
這屆年輕人走進婚姻的姿態，已經與上一輩截然不同。年輕人不再將婚姻視為必須完成的「人生節點」，而是將其視為一種基於個人意願的「選擇」和「體驗」。
「現在的年輕人對婚姻的期待值變高了。」於嘉表示，他們更看重婚姻中自我實現的價值，比如情感共鳴、個人成長和獨立人格的保持。
最顯著的變化，體現在婚禮儀式的變動。
傳統的中國婚禮，往往是一場由父母主導、親戚圍觀的大型社交場合。繁瑣的接親、堵門、車隊、改口等環節，讓很多年輕人感到疲憊和尷尬。這種模式正在被打破。
工作之餘，余珩同時兼職做婚禮主持人。她觀察到，「重訂婚、輕結婚」成了新趨勢。「以前訂婚就是簡單布置，現在網上一搜，訂婚背景樣式多得很，甚至有點奢華，反而結婚流程越來越簡單。」她自己的婚禮更是極簡。
她砍掉了所有不想保留的環節。儀式上，沒有新人入場，沒有切蛋糕，只交換了戒指，讓雙方家長和媒人講了幾句話，就直接開飯。
部分人的結婚流程開始變得簡單/圖源：圖蟲·創意
在余珩看來，結婚並不是一件需要如臨大敵、痛哭流涕的事情，而是為了「更好、更方便地談戀愛」。她認為，婚姻是雙方走出自己的家庭，「組建一個新家庭」，而非傳統的「娶進來、嫁出去」。
這本質上是社會更加開放、個體思考更加成熟的表現。於嘉表示，「現在的年輕人對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反思和自主規劃，不再盲目遵循『到年齡就結婚』的傳統觀念。」
當然，這種理性也帶來了「遲疑」。年輕人清楚地認識到，不結婚有風險，如晚年孤獨；但結婚也有風險，如婚姻破裂、個人自由受限。當風險評估不確定時，他們會選擇觀望。
而在傳統觀念及現實生活中，「婚姻依舊與生育緊密捆綁」。於嘉指出，很多年輕人不結婚，實際上是在用不結婚去抵抗催育。
因為沒有生育意願，所以不想結婚。即便結了婚，也不意味著馬上生育。生育意願具有穩定性。於嘉解釋，這些「是人們在長期的成長、生活和認知過程中形成的，不會因為結婚（這一單一決策）就立刻發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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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歲的王美玲目前就沒有生育的打算。她和丈夫在一起3年，並於今年11月初領證。為了領證，她不惜飛越4000多公里到新疆。但提到生育，她變得猶豫。
在她看來，生育意味著高成本和高風險，包括育兒成本、產後修復，以及職業發展的不穩定性。
若考慮生娃，她得換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但這並不容易。「結婚後，我要是再去找工作，公司對我的考量可能會不一樣。」她說。
這並非杞人憂天。和她一樣從事銷售的朋友，為了備孕，希望換一份不用出差的工作，卻屢次在面試中因「生育計劃」被拒。最後，朋友找到的工作薪資比以前更低。
「相較於婚姻，生育需要付出很多的時間、精力成本，尤其很多女性還可能因為生育退出勞動力市場，失去經濟收入。」於嘉表示，這種職場上的結構性阻礙，是阻擋生育意願回升的一道坎。
硬幣的另一面
對於更多新人而言，浪漫的賽里木湖終究是遠方。回到各自的城市，婚姻仍是一個需要反覆計算成本、評估風險的重大決定。
王清羽之所以順利完婚，背後離不開家庭的強力托舉。此前，王清羽恐婚，焦慮房貸、車貸。但這些經濟顧慮都在婚後消散。
「說白了，父母給我們鋪好了路。」王清羽說，在貴陽，父母為他們解決了婚房，讓她和丈夫能輕裝上陣。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有這樣的條件。「成家立業」的傳統規訓，在當下常被拆解為「先立業，再成家」。
「現在大家都希望賺足夠的錢，有一個好的工作，穩定下來再去結婚，才能生孩子。」黃文政說，就業市場的壓力和過長的勞動時間，擠壓了年輕人發展親密關係的空間。
壓力過大或過長的勞動時間，可能會擠壓年輕人發展親密關係的空間/圖源：unsplash
北京大學一位輔導員告訴黃文政，過去一年有40多名學生找來私下交流，沒有一人是因為情感問題，全都關注保研、實習等學業和就業問題。但過去，「有30%-40%（的學生）因為遇到戀愛問題找輔導員談心」。
「立業」的標準在內卷中不斷被拔高。與婚姻捆綁的「買房」，便是一種體現。
於嘉曾研究發現，無論提供3年還是5年的廉租房，對結婚意願的刺激作用都有限。她說，大家依然對自有住房有強烈渴求，尤其是在考慮到撫育下一代時。
穩定，被越來越多年輕人視為踏入婚姻，乃至生育的前提。
李哲的婚姻，便建立在多重穩固的基礎上。李哲和妻子是北京人，都在稅務系統工作。兩人在大學相識、相戀，並於今年10月結婚。6年的交往時間，重疊的社會背景，穩定的職業收入，以及家庭的支持保障，這些因素共同鋪就了他步入婚姻殿堂的路。
「結婚沒有所謂水到渠成描繪的那麼輕鬆，需要兩個人、兩個家庭共同努力去實現的。」他很慶幸，「父母雖不算多麼富有，但能夠提供一定的保障和支持，兩人穩定的收入，也可以消除部分對未來支出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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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越來越成為一種「資源整合」后的理性選擇。
由此一來，收入低、教育程度較低的群體，在結婚這件事上面臨更大困難。「尤其在一些性別比失衡、經濟不發達，或婚姻觀念傳統的地區，彩禮要求很高，這部分群體需要舉全家之力，花費更長時間才能積攢到足夠的婚姻資源，所以推遲的幅度更大。」於嘉說。
「初婚年齡推遲、不婚率上升，是全球性趨勢。」她認為，這一趨勢在未來10年、20年仍將持續。政策可以影響初婚年齡升高的速率、不婚率上升的最終程度，但難以完全逆轉趨勢本身。
「現有政策更多作用於容易產生效果的人群，比如本來就有結婚意願，但因為不太方便或成本原因而選擇推遲結婚的人。」於嘉分析，對於那些「不想結」「找不到合適對象」的人群，政策的有效性和觸及性相對有限。
黃文政持有類似觀點。在他看來，此次反彈是「震蕩走低」過程中的積極波動，但要維持這種勢頭，關鍵在於生育率的提升。
「育齡人口整體趨勢還是大幅下降的，除非生育率能夠明顯提升，否則不要指望這種反彈會延續下去。」他說。
構建更友好的婚育社會
面對年輕人的顧慮，國家層面並非沒有感知。事實上，一系列旨在降低婚育成本、構建友好型社會的政策正在密集出台。
比如，從2025年1月1日起實施的育兒補貼，每孩每年3600元；多地推出育兒假、延長婚假，發放的結婚補貼、婚慶消費券，等等。這些真金白銀和假期福利，釋放出國家支持婚育的強烈信號。
我們能看到更多積極的趨勢。近日，全國醫療保障工作會議上釋放的信息提到，2026年將積極適應人口發展戰略，推動生育保險和長期護理保險發展。
會上要求，將推動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納入生育保險覆蓋範圍；力爭全國基本實現政策範圍內分娩個人「無自付」；將適宜的分娩鎮痛項目按程序納入基金支付範圍；全面實現生育津貼按程序直接發放給參保人……這些舉措，旨在從制度層面為年輕人織就一張更嚴密的「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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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政策出台到個體感知，仍有一段路要走。王清羽知道政策的用心。但她覺得，這還不足以激勵她「把一生賭上」。這也代表了不少年輕人的心聲。
根據育媧人口研究智庫發布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版》，全國家庭0-17歲孩子的撫養成本平均為53.8萬元，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撫養成本平均為約68萬元。
「分娩費用在養育成本中的佔比非常小。」於嘉表示，生育的主要經濟壓力集中在教育、住房、時間成本、女性職業損失等方面。目前的補貼力度在育兒的高昂成本面前，仍顯單薄。
不可否認，政策的出現具體許多積極意義。「比如它提供了初步的支持框架，也體現了政府兜底的責任意識。」但在於嘉看來，這些政策解決的，僅是生育「入口」的部分負擔，要實現全程保障，還需要推出更多配套舉措。
如何讓年輕人不僅「想結婚」，更「敢生育」？
黃文政提出了更大胆的設想。「在當前通縮壓力下，發錢補貼家庭反而能刺激消費，讓社會資源得到更好的配置。」黃文政建議，通過發行長期國債等方式籌集資金，將更多資金投入到「人」的生產上，緩解家庭養育壓力，從長遠上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黃文政還提出了「以房促生」的設想。他建議將房產作為激勵手段，比如，對多孩家庭給予大幅購房折扣，或者減免土地出讓金，利用現有的大量空置房產作為激勵資源，讓願意生孩子的人能住上好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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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保障同樣關鍵。於嘉認為，可以借鑒北歐國家的經驗，推行強制性的、父母同等時長育兒假。「當男性和女性都要休長假帶娃時，性別就不再是篩選員工的標準了。」這不僅能減輕女性的育兒負擔，更能從改變企業的用人邏輯，消除職場上的性別歧視。
此外，於嘉的研究發現，簡化離婚手續和加重對親密伴侶暴力行為的處罰，對提升結婚意願有顯著作用，「其效果可能相當於大幅增加生育補貼」。
未來的路或許仍有挑戰，但數據的反彈亦告訴我們，面對不確定的外部環境，許多人依然渴望連接，渴望在彼此的承諾中尋找確定的溫暖。李哲便是其中一位。
他回憶在賽里木湖領證的經歷。那是個刮著大風的陰天，天空灰濛濛的，雲層厚得看不見底。但下午，些許陽光穿透雲層。他們到湖邊，看到了陰天下閃著金光的草灘。次日，等待他們的是晴天和藍色的湖水。
他們的戶外婚禮同樣遇上了陰雨天，「但至少儀式開始的時候不下雨，順利地完成了儀式」。他還想起曾和妻子去玉龍雪山，「前後兩天都大風停運，偏偏我們去的那天趕上了」。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沒有太完美，但是也沒有很糟糕。只要是兩個人在一起，總會有不錯的風景相遇。」李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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