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英劍（中國人民大學全民閱讀教育研究院院長）
今年2月，最新解密的傑弗里·愛潑斯坦案文件再次震驚了美國學術界。隨著文件的公開，一個長期存在卻始終未被徹底揭開的網路逐漸顯現。美國哈佛大學前校長勞倫斯·薩默斯因與愛潑斯坦來往密切，被迫辭去教職；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因與愛潑斯坦的「深厚友誼」也被曝光。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滲透」並非簡單的金錢往來，而是一種通過信任、聲望與網路關係逐漸展開的過程。也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學術界的邊界被一點點模糊，甚至被重新定義。
在這錯綜複雜的網路背後，有一位並不為公眾熟知卻長期活躍于科學與思想界核心圈層的人物——約翰·布羅克曼。他被稱為「科學出版界最有權勢的人」，更被一些評論者視為連接資本、知識與權力的重要中介。正是通過他，一些本不應輕易被跨越的界限，變得可以被協商、被繞過，甚至被合理化。
2月23日，《美國高等教育紀事》發表長文《傑弗里·愛潑斯坦的學術掮客：約翰·布羅克曼如何為愛潑斯坦打開學術大門》，詳細披露了布羅克曼如何充當愛潑斯坦進入精英學術圈的「牽線人」。文章不僅還原了關鍵事件的時間線，也揭示了更深層次的問題：當學術聲望可以被「中介化」運作時，大學與知識共同體的邊界究竟由誰來守護。
在此，我將基於該文及公開的文件、美國相關大學的官方報告、媒體調查報道等信息，梳理愛潑斯坦事件與高校關聯的始末，以及其學術滲透路徑，並進一步追問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美國學術界為何如此易於被腐蝕？或者說，當知識、資本與權力發生結構性勾連時，學術界還剩下多少自我防禦的能力？
愛潑斯坦與美國頂尖高校早有關聯
愛潑斯坦1953年生於美國紐約，早年以數學教師身份起步，後進入華爾街，20世紀80年代成為獨立資產管理人，自稱「億萬富翁」。從一名普通教師到金融精英，他的上升軌跡本身就帶有某種典型的「美國式傳奇」色彩。而正是這種表面的成功，為其後來的社會滲透提供了重要掩護。
早在21世紀初，愛潑斯坦便開始頻繁出入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MIT）、斯坦福大學等學術機構，並與多位知名科學家建立聯繫。例如，著名的物理學家勞倫斯·克勞斯就曾接受了其25萬美元的項目資金，並且在2008年愛潑斯坦首次被控性犯罪后仍與他合作，還曾表示「我從科學家的角度相信他」，認為愛潑斯坦「致力於支持科學」。相關言行隨後引發巨大爭議，因為它直接揭示了學術界在面對資金時的道德模糊地帶。
與此同時，MIT媒體實驗室負責人伊藤穰一也曾承認，在愛潑斯坦2008年被定罪之後，該實驗室仍通過「匿名捐贈」等方式繼續接受其資金。這一事實則揭示了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制度性困境。伊藤穰一後來鄭重道歉並從MIT辭職。
如果說金錢是進入學術世界的門票，那麼「與知識精英的合影」則成為愛潑斯坦最重要的「身份背書」。在這一意義上，他的真正目標或許並不只是進入大學，而是藉助大學為自己重塑一種「可以被信任」的形象。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學術界原本應當堅守的邊界被一點點侵蝕，而這種侵蝕往往發生在「看似合理」的合作與交往之中。
布羅克曼如何成為「牽線人」
如果說愛潑斯坦是資本與權力的操盤者，那麼布羅克曼則是將這種資本轉化為「知識合法性」的關鍵中介。
愛潑斯坦對學術界的滲透並非偶然，而是通過精心構建的「科學慈善家」形象實現。這一形象之所以能夠建立，正是因為有像布羅克曼這樣的「解釋者」與「引路人」。作為文學經紀人、Edge基金會創始人，他不僅掌握科學出版與思想傳播的關鍵渠道，更掌握著一個隱秘而高效的「信任分發系統」。
布羅克曼是Edge網站的創始人。這個平台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並不產出傳統意義上的學術成果，而是通過「問題」來組織思想——每年提出一個「大問題」，邀請頂尖科學家、思想家作答，並結集出版，成為全球知識精英的「第三文化」平台。正如布羅克曼自己所說：「第三文化」由那些正在取代傳統知識分子的科學家與思想者構成。這一理念本身就帶有一種重構知識權威結構的雄心。
也正因如此，他的客戶名單堪稱「思想界的權力地圖」，幾乎全部為頂尖學者，同時也是公共知識的生產者與傳播者。他們的背書本身就具有極強的象徵意義。
布羅克曼真正的「發明」，並不只是一個網站，而是一種連接資本與知識的機制。他每年在TED大會期間舉辦「億萬富翁晚宴」，將科技巨頭與科學家置於同一空間之中。這種場合看似輕鬆，卻具有重要的結構性意義。它創造了一種「非正式的權力場」，在這裏資金、思想與聲望得以交換與再分配。
愛潑斯坦正是在這樣的場域中，完成了關鍵的「身份躍遷」。自2000年起，他頻繁參加該晚宴，並迅速成為Edge基金會的重要金主；1998—2008年間捐贈50.5萬美元，之後持續資助，直至2015年最後一筆。更重要的是，布羅克曼不僅接受資金，還主動為其「配置資源」：他讓愛潑斯坦資助晚宴嘉賓的研究項目，從而在學術界內部建立起一條隱秘卻有效的影響鏈條。
至此，一個清晰的模式浮現出來。布羅克曼的「牽線」機制，實際上構成了一個三方共贏的結構：科學家獲得資助與曝光，愛潑斯坦獲得學術光環，布羅克曼則進一步鞏固其在科學出版領域的主導地位。然而，也正是在這一「共贏結構」之中，問題悄然顯現。
因為，一旦知識的流通開始依賴中介，聲望的分配開始受到資本影響，學術共同體內部的判斷標準就不再完全由其自身決定。換言之，布羅克曼並不是簡單地「介紹人脈」，而是在無形中重構了一套新的規則：誰可以進入、誰值得被聽見、誰能夠被看見。
而當這種規則不再透明、不再可追問時，學術界所面對的就不再只是個體的道德問題，而是一種結構性的脆弱—— 一種在資本、聲望與人際網路交織之中逐漸失去自我邊界的脆弱。
美國學術界怎麼了
如果說布羅克曼的「牽線」機制揭示了一種運作方式，那麼愛潑斯坦事件真正令人不安之處在於，這一切並非偶然的個案，其恰好能夠嵌入美國學術體系之中，並長期運轉。這意味著，問題不在邊緣，而在結構本身。
可以說，愛潑斯坦的滲透正是沿著如下這些結構性縫隙一步步展開的。
首先，資金饑渴與「捐贈者至上」文化。在當代美國大學體系中，私人捐贈早已從「補充資源」轉變為「核心支柱」。頂尖大學的科研、實驗室、跨學科項目，往往高度依賴外部資金支持。在這一背景下，「誰提供資金」，便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什麼可以被研究」。
其次，精英網路的文化。如果說資金提供了入口，那麼精英網路則決定了誰能夠被接納。布羅克曼的Edge晚宴等活動表面上是思想交流的場域，實則構成了一種高度封閉的社交結構。這種結構往往強調「前沿思想」「大胆觀點」，但其潛在邏輯卻是「金錢-關係-影響力」的循環再生產。
再次，選擇性忽視與道德豁免。更深層的問題在於一部分學者並非「沒有看到問題」，而是選擇「只看自己想看的部分」。這種現象被著名生物學家喬治·丘奇事後稱為「書獃子的隧道視野」。在這種視野中，智力被絕對化，道德被邊緣化。雖然丘奇後來為此說法道歉，但這樣的表述並非簡單辯解，事實上反映出了一種更為根深蒂固的觀念：只要有助於知識生產，其他問題可以暫時擱置。然而，問題恰恰在於當「知識」成為唯一尺度時，學術便為自身開闢了一條道德豁免的通道。
此外，聲譽洗白機制。在上述結構的支撐下，愛潑斯坦得以完成其最關鍵的一步，將「金錢資本」轉化為「象徵資本」。他通過資助項目、網站推薦、私人飛機接送等方式，換取學者的公開背書與隱性認可。其個人網站列出「資助獎項」與科學家證言，正是典型的「聲譽洗白」操作。而布羅克曼則在這一過程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學術合法性包裝」。換言之，學術界不僅被利用，也在某種程度上參与了這種轉化。
最後，監管缺失與制度惰性。應該說，使這一切得以持續的是監管機制的遲緩與不作為。2008年之後，哈佛大學雖已制定處理捐贈、校外資助的相關政策，但執行並不嚴格；MIT更是直至2019年醜聞全面爆發后，才啟動系統性調查。而2026年解密文件顯示，部分學者在愛潑斯坦被定罪之後，仍繼續尋求其資助或提供私人諮詢。這說明問題並非「信息不足」，而是「選擇性忽視」。正如一些評論所指出的，失敗不在於缺乏認知，而在於缺乏意志。
這些結構性因素疊加的結果是愛潑斯坦不僅將個別學者「拉下馬」，更對整個學術共同體的公信力造成了侵蝕。更深層的影響，或者說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美國學術界「怎麼了」，而是當學術越來越依賴資本、越來越嵌入權力網路之中，它是否仍然擁有說「不」的能力。
警惕「知識精英」的脆弱性
在我看來，愛潑斯坦案真正令人不安的，並不只是一個罪犯曾出入名校、結交名流，而是他竟能藉助學術的光環，為自己不斷續寫「體面」的履歷。一個本應守護真理與公共價值的世界，竟在金錢、聲望與關係面前，一次次降低門檻，這才是問題最嚴重的地方。
這說明知識並不會天然導向道德，聰明也並不必然帶來清醒。恰恰相反，越是身處精英網路，越可能對自己的判斷產生過度自信；越是習慣於被尊重的人，越容易把「例外」當成自己的特權。於是，學術界最危險的時刻，往往不是無知蔓延之時，而是自以為足夠理性、足夠高明，因而對誘惑失去警覺之時。
愛潑斯坦所利用的，正是這種脆弱性：大學對資金的依賴，學者對資源的渴望，精英圈層對彼此背書的迷信，以及知識共同體對自身道德形象的過度信任。換言之，他並不是憑一己之力攻破了學術界，而是學術界內部早已存在裂縫。
因此，真正需要重建的，不只是捐贈審查制度、交往透明機制與利益衝突規範——這些當然重要；更重要的是重建一種更為樸素、更為堅定的學術倫理：不是所有的錢都能拿，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交往，不是所有「有助於研究」的資源都值得歡迎。
大學之所以為大學，不在於它能吸納多少資本，而在於它在資本面前是否仍有拒絕的能力。若不能，那麼它所失去的就不只是聲譽，而是知識本身的尊嚴。
*以上內容系網友會火自行轉載自中國科學報，該文僅代表原作者觀點和態度。yeeyi號系信息發布平台，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不代表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果對文章或圖片/視頻版權有異議，請郵件至我們反饋，平台將會及時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