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籠遊街都來了，網紅擺拍為何難治
作者 | 速棠
編輯 | 張來
在2026年的互聯網，「浸豬籠」居然「復活」了？
6月25日，一則獵奇視頻在網上廣為流傳。湖南汨羅街頭，兩名女子和一條黑狗被關進不鏽鋼籠子里，掛著「偷人的」紙牌，被人敲鑼開道、推籠遊街，引來圍觀拍攝。
視頻的拍攝者，人稱「汨羅偉子哥」，是當地小有名氣的網紅。6月26日，汨羅警方通報：男子何某為博取流量牟利，糾集多人在公共場所多次擺拍低俗場景，已被刑拘，其餘參与的8人也被行政拘留。
水落石出，觀者不免情緒複雜：所幸，封建糟粕沒有真的「死而復生」。但有人利用這一博人眼球的情節，精準炮製短視頻劇本，只為了所謂「流量」，更讓人憎惡。
6月26日，汨羅警方發布的通報
人們因「擺拍」而感到被愚弄，不比真實惡性事件造成的影響少。博人眼球的劇情擺拍中，有一類「賣慘博同情」的互聯網表演被運用得最廣。網友們常常用這樣一句話，表達無數次同類事件下，自己被愚弄的心情：如果你的故事都是假的，那我希望它是真的。
這是因為，人們實在無法忍受自己的情緒、注意力，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戲弄」。
偏偏，這類擺拍鬧劇層出不窮。今年5月，視障博主「抱抱盲兔」發布視頻，稱自己在盲道遭電動車撞擊，對方態度惡劣，引起公眾義憤。結果，北京警方通報，此事為自導自演的擺拍，目的是「吸粉牟利」。網友一邊慶幸並沒有視障人士真的遭遇傷害，一邊又對這種行為有無法言說的煩悶。
此次汨羅「鐵籠遊街」事件1人被刑拘、8人被行拘，展現了警方嚴厲的治理態度。儘管「遊街」是預先構思的表演，但作為一種公開羞辱的「處刑」，在形式上，它已經完成了對女性的人格貶低，乃至對社會道德的衝擊。和通報相比，獵奇、低俗的視頻本身已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這引發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對「擺拍」的矯正，只能在「擺拍」發生以後進行嗎？為什麼網紅擺拍鬧劇，始終停不下來？
劇本與情緒
「鐵籠遊街」的組織者，無疑深諳社會情緒。「浸豬籠」的出格刑罰，加上「懲罰偷情者」的編造情節，牽涉性與暴力，最容易激起大眾的好奇與義憤。
此類博人眼球的擺拍，常利用歷史素材拼接，或劇本化擺拍視頻，通過移花接木製造恐慌和憤怒。如今，這一拍攝多個惡劣情節的「偉子哥」賬號已無法在短視頻平台搜索到。以「偉子哥」為代表的炒作型博主，是敏銳的情緒捕手，知道大眾哪些情緒容易被激發，進而轉化為關注。
這幾乎是所有自媒體「擺拍」的底層規律。從劇作角度分析自媒體博主們的「劇本」，會發現他們的視頻里，每個角色是唱紅臉還是唱黑臉、如何調動情緒，安排得極其明白。
比如，「抱抱盲兔」被撞事件，給大眾展現的劇本類型便是「恃強凌弱」，激起人們對弱者的同情、憐憫，和對蠻橫者的憤怒。
視障博主「抱抱盲兔」發布視頻，稱自己在盲道遭電動車撞擊/圖源：合肥警方
相似的苦情劇本里，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都是被選中的角色重災區。
6月26日，美團官方打假一個名叫「貴州小洪6868」的短視頻創作者。流傳較廣的視頻里，「小洪」穿著標誌性的美團騎手服，背著嬰兒奔波，上演「帶娃送外賣」的悲情戲碼。但事實上，「小洪」註冊成為騎手三個月來，累計上線5天、送餐19單，卻更新了15條視頻，開通了櫥窗帶貨功能，還定期直播。
美團賬號發布的打假截圖
「騎手賣慘」劇本的策劃者，利用了這一職業的「刻板印象」。騎手職業的動蕩、不確定性，作為一種社會性隱喻而存在。一個艱難討生活的年輕單身父親，似乎一旦穿上那件騎手服，諸多辛酸立刻「盡在不言中」，視覺衝擊力陡增。
也因此，美團在聲明裡「鄭重提醒」，一些企圖操縱流量的「做號黨」和背後MCN機構：不要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當引流道具，不要利用未成年人策劃或編造苦情劇本，也不要誘導「騎手」帶患病子女擺拍賣慘視頻，起號牟利。
「鐵籠遊街」則代表另一種劇本類型。先以跌破底線的低俗、獵奇誘發關注，然後衝擊固有的道德秩序感，「怎麼還能這樣」？大眾的義憤和對「被害者」的共情，淪為了工具。這是一種對人心的操縱。
「鐵籠遊街」視頻截圖
1962年，美國學者丹尼爾·布爾斯廷在電視昌盛的時代，提出「偽事件」理論。「偽事件」是「經過設計而刻意製造出來的新聞」，並非現實里自然發生的，其目的就是為了被報道、傳播，而非事件本身有內在的意義。
「偽事件」的存在，是媒介時代的諷刺。它意味著，「人工劇本」比真實更能得到傳播，也讓傳播生產鏈條上的人獲益。媒介與現實出現顛倒，甚至操縱現實。
擺拍短視頻的生產機制，讓「偽事件」更加大行其道。流量不按照社會貢獻來獎勵人，卻只看點擊率、轉發率等數據。誰有關注度，誰就能變現。許多社會新聞的親歷者，也進行了直播帶貨的「轉型」，更何況本就挖空心思炮製話題的人？
在「擺拍」視頻里，「人」被異化為商品。「鐵籠遊街」是假的，但參与劇本的兩名女子「遊街」，是真的。即便能從中獲益，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又能剩下幾分？
傳播的悖論
層出不窮的「擺拍」里，我們似乎在經歷一種循環：被「震碎三觀」的畫面擊中，關注、轉發、聲援，結果，事件突然反轉，原來是「擺拍」。始作俑者得到法律的處理，鬧劇平息。
但是，事情就此結束了嗎？
至少對汨羅的「鐵籠遊街」來說，「擺拍」的官方定性，遠不足以消弭其負面影響。這件事的惡劣，並不因為「現實沒有發生」而抵消。它恰恰說明，有人為了流量，主動去「復刻」一種已經被現代法治淘汰的、羞辱性懲罰的景觀。
鬧市街頭，敲鑼、遊街，把兩名年輕女子和黑狗關在鐵籠里，刻意標明「偷人的」，這些元素，都在堆砌供人觀看的視覺符號。事件里，暴露與圍觀的形式，本身就是構成羞辱性懲罰的核心。在社會性層面，表演既已開場，對於兩個人的剝削已經完成。是否真的存在「懲罰偷情者」的事實，反而退居次位。
這些視覺符號的堆砌固然粗劣、刻意，但恰好符合了短視頻時代的語法——表面的「景觀」凌駕於事實之上，通過碎片化的傳播，得到了更深遠的影響力。
一個鮮明的例子是，即便已知「鐵籠遊街」事件屬於「擺拍」，但通過網友的層層討論轉發，兩個女子關在鐵籠里被公開羞辱的形象，反而被擴散、深化。
對汨羅的「鐵籠遊街」來說，「擺拍」的官方定性，遠不足以消弭其負面影響/AI創意圖（依一 製圖）
「鐵籠遊街」的起因是無中生有的，但當這種表演行為實施后，無數圍觀、拍攝、轉發一擁而上。輿論的反應作為一種事實性存在，是真實的。
這種錯位，也可以解釋「擺拍」的治理為什麼如此困難。在演算法推薦的機制里，具有衝突性的畫面，天然具有更高的推薦權重。這些劇本，容易激起人們的情緒，得到傳播。「傳播」的行為本身，就在無意製造一種無序。
這導致，「擺拍」視頻的傳播要比通報跑得更快。對於「擺拍」事件的核查，總是發生在事情鬧大以後，而這其中的時間差，給了「擺拍」者寄生利益的空間。
有關部門的打擊案例表明，「擺拍」早已不是網紅個體的失范行為。2025年7月，中央網信辦「清朗」行動將擺拍作為持續性的治理重點。2026年1月以來（截至5月），已經指導平台清理虛假擺拍等違規短視頻52萬余個，嚴懲違規賬號6.8萬余個。
這個數字，說明了「擺拍」違規的規模之龐大。MCN的產業化運作，已經讓「擺拍」內容生產形成了一套被驗證有效、持續複製的商業模式。「擺拍」治理在力度上日趨嚴厲，但在現行的傳播分發機制下，和始作俑者的策劃生產相比，存在著難解的時間差。
圖源：Unsplash
提出「偽事件」的布爾斯廷曾警告，「偽事件」的泛濫是一種現代文化的退化。它導致人們逐漸滿足於消費「形象」，而非關心「真相」。
生活在電視時代的布爾斯廷或許沒有料到，60年後的信息傳播環境，會讓辨別真偽變得越來越困難。今年5月，北京警方通報了一起典型的造假案例：男子楊某利用AI工具，生成「北京郊區超萬噸垃圾堆放」的信息，形成謠言傳播。AI的加入，讓一切變得更錯綜複雜。
當辨別信息真偽的成本增加，再次刷到新聞事件時，人們的第一反應可能是防禦：是「擺拍」「起號」的吧？
互聯網寶貴的信任，禁不起一次次的「擺拍」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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