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里斯班的清晨，Amy Hu的女兒揉著睡眼問：「為什麼外婆又要走了？」這句話像一根細針，扎在每一位海外遊子的心上，Amy也不例外。
作為一位華裔澳大利亞人，Amy曾是一位單親媽媽，大女兒出生后，正是自己的母親不遠萬里從中國趕來，一手幫她撐起了育兒的那片天。「我特別感激我媽媽，她幫我帶大了女兒，真的幫了大忙。」
後來，Amy重新組建了家庭，2024年又迎來了一個小兒子。她的母親依舊像「候鳥」一樣，在中澳之間來回奔波——每次臨時簽證到期，老人就必須返回中國，等上好幾個月才能重新申請入境。
光是臨時父母簽證的申請費，Amy就掏了兩次，每次超過6000澳元。可孩子不懂簽證的複雜，只會一遍遍問：「姥姥為什麼總要走？」
為了能長久團聚，2019年，Amy的父母在中國遞交了貢獻類父母簽證（contributory parent visa）申請——這類簽證能讓父母獲得澳大利亞永居，但申請人需支付超過5萬澳元的費用。
而另一類非貢獻類簽證雖只需8665澳元，排隊時間卻長得令人望而卻步。原本，Amy的父母預計2027年能拿到簽證，但現在，一切都變得不確定了。
政策突轉，海外申請被「降級」
今年7月底，澳大利亞內政部推出新規：優先處理已在境內遞交的家庭簽證申請，而境外遞交的申請則被排到了後面。
這一變化不僅影響父母簽證，也波及伴侶、子女和 carers 等所有家庭團聚類簽證。
Amy上周在網上發起了一份請願書，呼籲聯邦政府公平對待境外簽證申請人。截至目前，請願已獲得超過1600個簽名。
她說：「我的兩個孩子都是澳大利亞公民，難道我要告訴他們，家庭不重要？或者祖父母不重要？」她感到決策者「根本不關心下一代」。
內政部發言人在回應ABC採訪時表示，7月生效的部長指令是為了「有針對性地落實2026-27財年家庭移民計劃，包括政府承諾優先處理在岸移民的申請」，同時「對凈海外移民（NOM）施加下行壓力」。
發言人強調，優先處理在岸申請人「有助於縮短已在澳大利亞生活、工作和納稅的移民的等待時間」，父母簽證的審理並未暫停，但各類簽證的預估審理時間將在本財年適時更新。
然而，在政策調整之前，內政部網站顯示，本財年遞交的父母簽證預估平均審理時間已是15至33年。如今，人們擔心這個時間還會進一步拉長。
「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也許永遠等不到」
請願書的另一位簽名者Evon Yu，同樣深受新政影響。近20年前，她以國際學生身份來到悉尼，之後一直與中國國內的父母分隔兩地。
雖然偶爾回國探望，但如今她要工作，還有一個一歲大的孩子，分身乏術。「如果他們能過來住，肯定能幫我分擔很多帶娃的壓力，」她說，父母也是她情感上的依靠。
她害怕父母來澳團聚的等待期會變得「遙遙無期」。Evon Yu坦言，如果三到五年後父母還在排隊，他們全家可能會考慮搬回中國。
和Amy Hu的父母一樣，Evon Yu的父母也是在2019年遞交了貢獻類父母簽證，初始申請費超過8000澳元，而且在簽證獲批前，每位申請人還需繳納第二筆43,600澳元的費用。
「幾十年」的積壓，區區7060個名額
Evon Yu認為，政策變化只是澳大利亞變得「不夠包容」的又一例證。「我知道背後有很多原因，但對所有境外的家庭簽證申請人來說，真的太不公平了。對我而言是父母，對別人可能是配偶、孩子。」
另一份呼籲改善伴侶簽證審理系統、減少過長等待時間的在線請願，也已獲得近1500個簽名。
根據官方數據，2026-27財年，澳大利亞永久家庭簽證總配額為52,460個，而父母簽證僅佔7060個——這是十年來（疫情時期除外）的最低水平。
2023年的《移民系統審查報告》早已指出，父母簽證存在「長達數十年」的積壓，且「多次嘗試解決均未成功」。
報告還提到，父母簽證名額受限，部分原因是納稅人成本過高：一名技術移民一生帶來的財政收益約為20萬澳元，而一名父母移民因大量使用政府資助服務且納稅有限，平均一生要耗費40萬澳元。
但Evon Yu並不認同父母會成為社會負擔。她從事金融行業，表示父母已打算將積蓄帶來澳大利亞投資，為本地經濟做貢獻。
「我的父母和很多海外申請人一樣，年紀並不算太大，在國內也有不錯的養老金，不需要靠澳大利亞的錢生活，我覺得他們對澳大利亞社會的經濟貢獻，可能超過他們產生的社會成本。」
「家庭需要明確的答覆」
移民代理Rajwant Singh指出，那些已經排隊多年的申請人如今面臨「不確定的未來」。
他認為，境外父母簽證申請仍會與境內申請一同審理，但速度會比以前更慢。「受影響的家庭需要清晰度和保證——要保證沒有人會受到不公平對待。」
移民律師James Hammond則表示，他不清楚優先處理在岸申請會如何影響本就面臨漫長等待的境外申請人。
他認為，降低境外父母簽證的優先順序對降低凈移民數字並無實效，「這些類別的簽證批准量只是滄海一粟，人們已經等了很久，從政府減少海外移民數量的目標來看，這麼做實在不太合理。」
綠黨參議員David Shoebridge直言，將移民體系的重組圍繞短期減少凈海外移民來推進，「是不負責任的，尤其是當它拆散家庭時」。
他還提到，目前非貢獻類父母簽證的平均等待時間是30年，貢獻類為15年。「去年，有超過1500個家庭在等待簽證期間失去了父母，這是令人心碎的現實。」
優先在岸的指令一紙落下，境外苦等多年的家庭瞬間被「降級」。今天說2027年能批，明天又成了「遙遙無期」。澳洲政府拿父母簽證當調節移民數字的閥門，變來變去，苦的卻是那些盼著團聚的普通人家。靠譜二字，實在談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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