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一九九零年突然被中止人大副委員長職務離京「休養」的內幕（高新）
筆者在本專欄的上兩篇文章《習仲勛當年最堅決否定的正是習近平如今最積極確立的》和《習近平已經徹底否定了習仲勛的「黨在法下」》中 已經介紹過，在習仲勛主持法制工作期間一直在他身邊工作的高鍇先生和《炎黃春秋》雜誌的原執行主編黃鐘先生都對現行憲法，也就是八二憲法中「沒有明確規定國家由共產黨領導」大加讚賞。按照高鍇先生的說法：「為什麼不在憲法正文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當然不是文字的疏漏，而是老一輩共產黨領導人和立法者深思熟慮的結果。」
這裏的「老一輩共產黨領導人和立法者」顯然是特指，即不是鄧小平，也不是陳雲，而是彭真和習仲勛。
按照高鍇先生在紀念習仲勛誕辰一百周年時發表的紀念文章中的回憶內容，當時的習仲勛在立法方面的貢獻甚至大過彭真。
高鍇先生回憶說：1980年9月，習仲勛從廣東調中央任職，先是由全國人大補選他為副委員長，隨後在黨的會議上增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選舉他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擔任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時，他還兼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這反映了黨對法制工作的重視，也反映了仲勛同志對法制工作的特殊關懷。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誕生於1979年2月，是為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而建立的有權威性的立法機構，由80位各界知名人士組成。第一任法制委員會主任是剛從囚禁地回到北京的彭真，第二任主任由習仲勛兼任。他們的任期各約兩年三個月，到1983年9月法制委員會就結束了歷史使命。正是在這兩位熱心法制的老革命家的堅強領導下，我國開始從「無法無天」、「無法可依」走向了「有法可依」、「以法治國」的道路。
高鍇先生還回憶說：在一次會議休息時，習仲勛和彭真閑談。習說：「要有一個制度，有一種力量，能抵制住『文革』這樣的壓力才好。」彭真說：「我們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種違法的行為。『文革』是極嚴重的錯誤，今後決不許重演。」習說：「問題是，如果今後又出現毛主席這樣的強人怎麼辦？他堅持要搞，怎麼辦？我看難哪，難哪！」彭說：「所以，我們今後一定要堅持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的規定，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原則。」筆者是該次會議的秘書人員，偶然聽到了他們這次的閑談，深感兩位老領導真是無時無刻不在思考法制問題。
這位高鍇先生是原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研究室主任，習仲勛在人大常委會任職期間，他如影相隨。他在習仲勛誕辰一百周年紀念的紀念文章中「不經意」透露出來的一個重要細節，暴露出了中共黨內高層權力鬥爭的複雜和險惡。
高鍇先生說：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仲勛同志不再擔任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1988年4月，他仍當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1990年10月30日，是他最後一次出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七屆人大第十六次會議）。
這天上午，開常委會全體會議，錢其琛發言，對國務院提交人大審議的兩個涉外法案作說明，言語簡潔，只用了不到20分鐘。他剛說完，並非主持會議的習仲勛站起來說：用這麼短的時間，說得那麼清楚，值得表揚，建議大家鼓掌。
隨後他又提出：歷來常委會議討論議案不夠認真，希望這次會議開始改變會風，認真討論，建議延長一天會議時間。
主持會務的同志告訴他：已經為外地來的委員買好火車票、飛機票，會期不便更改了。仲勛說：「我是希望改進人大常委會的工作。」
下午，分四個組討論，習仲勛像往常一樣參加第四組。休息時，他仍和往常一樣在室內轉來轉去和大家聊天，反覆講：人大要代表人民，替人民說話。休息后復會，已經過四點半鍾，按習慣，再有人發個言就散會了。但習仲勛同志站起身說：今天我要跟大家談談歷史，請多留一個小時。他講了很多當年在西北地區鬧革命的歷史，各根據地之間關係很複雜，有的互相猜疑，不少好同志白白送了性命。他說得很動情，總的意思是：不要把不同意見者看成「反對派」，更不要打成「反動派」，要保護不同意見，要重視和研究不同意見。
第二天繼續開會，大會副秘書長來到第四組通知：習副委員長因病，中央批准他去南方休養，不再參加這次會議了。
讀到此處，細心的讀者都會看出點蹊蹺來了，明明頭天一整天都在開會，而且精神狀態非常好，身為副委員長，而且無疑是分組討論時的與會者中最年長的，發言時還要站起來身來，甚至還要打破貫例，要求與會者多聽他談一個小時，怎麼第二天就「因病」休養，而且還一定要離開北京，跑到南方去休養呢？此其一。
其二，既然頭一天還是那樣對人大常委會的工作滿懷深情，會議中間休息時都轉來轉去和大家聊天，第二天要休養去也總應該到人大常委會告個別吧？
高鍇先生對幕後之真相顯然是想透露又不敢透露，所以只在自己文章中最後留下一句讓讀者自己去琢磨的話：「仲勛同志從這天起再也沒有來人大常委會，儘管他的任期應該到1993年3月。」
前面引述的高鍇先生的回憶內容還有故意留給讀者自己琢磨的一處小細節是，習仲勛「並非主持會議」者，但卻站起來身為建議大家表揚錢其琛的發言並鼓掌。接下以又表示歷歷委會討論方案都不夠認真，建議延長一天會期專門討論改變會風。
毫無疑問，習仲勛的如上作法已經有「犯上」之嫌。這個「上」就是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在共產黨的組織體系裡，會議場合上是絕對不能冒犯「一把手」的。
更需要強調的是，習仲勛頭一天就在會議上建議延長會議一天，專門討論「會風」問題，說說明他本人也不知道第二天就「因病」被「中央批准」離京休養，而且是再也沒有機會和權力回到人大常委會了。
高鍇先生半吞半吐地回顧出來的如上內容，令筆者回想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前即在採訪周谷城先生過程中聽說過的習仲勛與萬里之間的所謂「瑜亮情節」。
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期，中共黨內已有共識，那就是習仲勛是彭真的人大委員長接班人。而這個共識早是在葉劍英在世時即已經達成的。因為有這個共識，這才讓在「一線」工作， 一度代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習仲勛同時兼任全國人大的副委員長。一九八五年習仲勛退出書記處，只任政治局委員之後，黨內的分工仍然是負責法制工作。
曾經在胡耀邦身邊工作過的林牧先生曾有文章透露：胡耀邦下台之前，胡喬木和鄧力群等黨內左派在向鄧小平彙集胡耀邦黑材料時，曾特別引述習仲勛在書記處討論學潮和自由化問題時的講話，指責習仲勛有時甚至比胡耀邦還右，認為胡耀邦正是因為在書記處里有習仲勛這樣的黨內右派分子的支持，才敢於不把小平和陳雲同志放在眼裡，等等。
這是不是決定因素，但確實是因為鄧小平和陳雲對他都不感冒，導致了隨時著葉劍英的去世和胡耀邦的下台，習仲勛在黨內高層已經力孤勢單。
外界評論一說到胡耀邦當時在黨內的同盟者，從來都是把習仲勛和萬里並列。但事實上此二人也許是思想觀點有些許共同之處，便遇到利益之爭的時候，就不會再是「盟友」了。詳細的內容留待下篇文章繼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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