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發 田北銘:中國式婚姻墳場 中共製造的一場民族災難
人都是生活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不同的制度對個人命運有極大的影響，甚至是決定性影響，對婚姻也影響極大。比如再聰明再勤勞的人，要是生活在毛時代的農村，只能當農民，這種身份又決定了婚姻的選擇，只能和農民結婚。中國人婚姻的種種現象，都和中共的制度密切相關，充滿了中國特色，也可以說是中共特色。
戶籍制度，身份的牢籠，婚姻的枷鎖。
1958年1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剝奪了數千年以來人口自由遷移的基本人權，標志著邪惡的中國城鄉二元制度正式建立。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是計劃經濟時期的一項核心制度，本質是建立了最嚴格的農奴制。中共建政前對農民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蘇聯共產黨，利用農民打下了天下，坐江山後卻徹底拋棄了農民。
毛時代婚姻選擇的限制主要是政治身份限制、地域限制。
毛時代用身份把人們分為不同的社會等級，身份決定了人們的命運。政治身份把人從政治上划為上、中、下三等，“地、富、反、壞、右”被稱為“黑五類”，屬於下等身份，下等身份的人是政治賤民，當時的政治賤民大約有三千萬人，加上他們的親屬，超過了一億人。下等身份的子女不能參軍，有的人考大學時雖然得分很高，但“不宜錄取”。歷次政治運動最先遭殃的就是他們，每次運動都被整死整殘一大批，比如葉劍英在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披露：文化大革命農村有520多萬地主、富農被迫害，有120萬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一旦發生了政治案件或刑事案件，下等身份的人總是首先被懷疑和被審查的對象，長達20多年的政治歧視對他們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壓力，家庭中始終籠罩著陰影。上、中等身份的人不願意與下等身份的家庭通婚，一旦和下等身份的人結婚，就等於加入了他們的隊伍，面對的只有極其悲慘的命運。有相當多的地富子女只好“打光棍”。
戶籍身份又按照地域將人劃成“城裡人”和“鄉下人”兩個等級差別很大的階層，這兩種身份的人基本不通婚。如果一個城裡男子找一個“農村戶口”的女子為妻，這個家庭就註定不幸，他的妻子在城裡不可能有工作機會，他們的子女也隨母親而成為“農村戶口”，不同身份通婚禍及子女。
嚴密的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們遷徙，人們都被關在地域的牢籠，自然不可能到遠處尋找結婚對象。生活資料憑票證供應，購買生活資料的票證只能在戶口所在地領取，並只能在當地使用，人們被鎖定在戶口所在地，絕大多數中國農民活動半徑不超過50公里。人們的婚姻也只能在本地解決，選擇範圍小。
毛時代不可能通過個人努力改變命運，向上的通道極窄，基本只有權勢者家庭的人能爬上去。由於戶籍身份的限制，人才不能流動，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施展的條件。比如中國雜技團30多年一直被限定只招北京戶籍，哪怕是離北京不遠的雜技之鄉河北省吳橋的尖子演員也無法靠本事到北京工作。
就城市戶口而言，中央直轄市、省轄市、地級市、縣級市的戶口也有很大差別。從上一個級別的城市可以向下一個級別的城市調動，從下一級城市調到上一級城市非常困難，絕大多數人一輩子只在一個單位工作，那時，由於夫妻分處在不同等級的戶口地區，十年、二十年調不到一起的是常事。在80年代初，僅廠礦企業，全國就有600萬對夫妻分居兩地。這些“牛郎織女”每年團聚一次，一年的家庭積累全部都交給了鐵路和公路。
毛時代還扭曲了人們對夫妻感情的認識。只講階級情分，沒有私人情分，“親不親，階級分”，背後告密和當面揭發不僅是必要的，還是光榮的，妻子出賣丈夫、丈夫出賣妻子是“大義滅親”。
現在的人可能認為那些都是毛時代的事了，實則不然，戶籍制度和城鄉二元結構一直存在。1991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於勸阻民工盲目去廣東的通知》，同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收容遣送工作改革問題的意見》，將收容遣送的對象擴大到三證（身份證、暫住證、務工證不全的流動人員）。1995年8月10日，公安部發布《公安部關於加強盲流人員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又將“三無”盲流人員解釋為“是流動人口中無合法證、無固定住所及無正當工作或經濟收入的人員，多為盲目外出、農村人多地少、經濟收益低、找工作或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的對象幾乎為全部農民工。對農村人口的進城打工、就業、定居、子女就學、家屬團聚以及住房、醫保、勞保乃至政治權利加以嚴格限制，農村人在城市受到侵害基本很難得到政府主持公正。
由於這些年對住房、醫療、教育越來越不公平地分配，更加深化了城鄉二元結構，不公平的程度遠超八九十年代。現在依舊有戶籍制度，依舊城鄉差別對待，城市農村那是天壤之別，這種城鄉差別決定了女性婚姻必然以城裡人為優先選擇。人都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想往上走，極少有人想往下走的。婚姻某種意義也是投資，或許是人生最大的一筆投資，投資對象得找經濟實力好、家庭負擔小的人，這樣才有可能得到豐厚的回報。而城市的人恰好具有與生俱來的優勢，這種優勢又是共產黨給的，是共產黨故意製造的城鄉差別。黨壟斷一切，也壟斷財富分配，將幾乎所有財富分配給了城市。設想一下，假如一個女人嫁了個農村戶籍的男人，在城市有房還好說，要是夫妻共同買房，背上二三十年承重的債務負擔，如今是六個錢包湊首付的房價，即便長輩出了首付，房貸依舊承重。而城市居民住房自有政府解決，拆遷能致富，這是全國人的共識，除了大筆拆遷費，還能分好幾套房。城市戶口有優厚的養老金，養老不用子女負擔，農村只有每月一百元左右的養老金，養老需要子女，嫁給農村戶籍的人也就背上了養老負擔。而且城市老人由於有收入來源（退休金、房屋出租），能攢下很多錢，除了平時能給子女花一些，去世后往往有豐厚的遺產，而且這些年房屋增值很快，無形中給子女留下巨額遺產。假如是農村，根本沒這些收益，幾輩子的奮鬥不見得能掙出來。再說子女教育，城市戶籍擁有城市受教育的權利，農村人要麼付出極大代價，要麼只能回農村上學。這都是極其現實的問題，理性的人不可能不考慮。還有農村的醫療問題，一場病能拖垮一個家庭，嫁給農村人只好承擔這種風險，而城裡人除了醫保還有積蓄、老人每個月有固定收入，負擔能力遠不是農村人能比。而事實也證明，娶不到老婆的，絕大多數都是農村的窮人。
中國特色的高彩禮。因為痛于高彩禮，彩禮被妖魔化為中國式賣女兒。2015年3月，一位來自甘肅省涇川縣的網友給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在網路上留言說，結婚的彩禮太高，動輒二三十萬元，農村的年輕人感到壓力巨大，省里的領導能不能管管。幾天後，中共涇川縣委辦公室在網路上給小夥子回了信，這封回信說，涇川縣各鄉鎮、各村之間彩禮有所差別，總體彩禮在13萬至20萬之間，造成農村彩禮高的原因之一就是農村婚齡男女比例失調，根據統計，涇川縣婚齡男女青年比例為1.861。
網上關於高彩禮的報道很多。30-50萬，這是黑龍江一個貧困縣給出的彩禮賬單。海倫市位於黑龍江省中部地區，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在這樣一個並不富裕的地區，近年來，農村的“天價彩禮”現象卻大有市場。“現在彩禮現錢就得25到30萬，如果再買個車、在鎮里買套房就得50萬。”海倫市福民鄉海民村村民趙慶山說，兒子大學畢業后馬上面臨婚嫁問題，但他們一家三口年凈收入也就3萬元左右，娶個媳婦至少得攢10年。“我們當年結婚時才1000多塊彩禮錢，不到30年就翻了幾百倍。”趙慶山感慨道。同黑龍江農村的情況相似，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天價彩禮”現象在各地農村普遍存在，而且根深蒂固，有愈演愈烈之勢。在江西鄱陽縣，每個鄉鎮情況雖然有所不同，但彩禮普遍都在10-15萬元，有的地方彩禮甚至可以達到20-30萬元。這對一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有6207元的農業大縣來講，無異於天價。環球時報今年2月19日發了一篇文章，據山東人民廣播電台資訊，一位村民對記者表示，在老家，經歷了“小定”、“大定”之後才能結婚。“小定”就是定親的意思，“大定”則是過彩禮錢。該村民表示，自己的堂弟在“小定”時給了女方6萬元作為定親錢，隨後女方又提出要26萬元作為彩禮。如此的獅子大開口，壓得男方家庭喘不過氣。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在河南駐馬店市某村，一對情侶戀愛6年，女方家裡卻一直不同意女兒與男方家長見面，理由是“彩禮沒備齊”。女方向男方索要40萬元彩禮，此外男方還需在市區備齊車房，房本要寫倆人名字。東北小伙劉傑則對記者表示，他和前女友已經談戀愛5年，到了談婚論嫁時，女方提出必須在市區買房，要不就支付40萬元的彩禮。“我們村裡過去都是自己建房，我也有一套3層的獨棟，但女方家裡不滿足，還要40萬元彩禮，最後只好分手。”更有甚者，近日媒體報道，一位錯峰返鄉的父親連續多年堅持春節在崗；他表示想多賺些錢，給兒子湊夠彩禮。“50多萬吶，得在我能幹動的時候攢夠了。
面對中國特色的高彩禮，中央政府不去解決根本原因，反而在2019年2月19日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對婚喪陋習、天價彩禮、孝道式微、老無所養等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試圖發個文件解決問題，這實在荒唐，高彩禮有其本身的土壤，可以說說中共一手造成的。
彩禮之說，自古就有，但將婚姻做成買賣，彩禮高到難以承受的，唯有中共治下。國外結婚，並不太看重有房沒房，有車沒車。有人說中國就是這樣，怎麼能跟國外比。難道中國一直就是這樣嗎？根本不是。遙遠的歷史不必講，就說三四十年前，起碼不是現在這樣。
來源：阿波羅網首發
筆者曾在東南亞數國生活很久，那裡華人眾多，跟中國同文同種，他們有些人也有彩禮之說，但都是象徵性的，比如緬北很多華人，彩禮一萬人民幣就夠，要是真拿不出錢，也不會強迫，很多人根本就不要彩禮。泰國、馬來西亞華人，也不太注重彩禮，絕大部分女性不會通過結婚發財。還沒有見過哪個國家像中國那樣讓人傾家蕩產，負債纍纍。中國性別比例嚴重失衡，適齡男性至少比女性多3600萬人，這固然是高彩禮的一個原因，但絕不是主要原因。性別比失衡在中國一直存在，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有性別比失衡問題，農村光棍也很多，那時為什麼沒有天價彩禮？再說了，為什麼光棍幾乎都是農村人？主要原因有二：人們擇偶標準變了，主要是以錢而定，拼的是現有的家庭財富和對未來的預期，而不是結婚對象本身的人品、素質；人們越來越沒安全感了，雖然這種不安全感並非每個人能明確感覺到，但整個社會氛圍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人們，而人們又互相影響。其實彩禮高的地方，恰恰是貧窮的農村，越窮彩禮越高，城裡和富裕地區的彩禮不見得多高。越窮的地方越難以給人安全感，自然是錢到手裡最安全。於是中國式相親成了菜市場挑菜，比來比去，只挑更好的。幾乎每個城市都有相親角，焦慮的父母們為子女們不停尋找，他們的女兒並非都是嫁不出去，只是不想將就，在他們看來，要求也不高，本地有房，工作收入超過一般水平。這些要求，可能對城裡人是不高，因為大家都有房，但幾乎徹底排除了農村人。為什麼農村人就這麼不受待見呢？難道農村人比城裡人低等？這些城裡人上數三代不是農村人？這些在美歐和日本根本不存在問題，在中國完全就是問題。主要差距還是經濟實力方面，而這又是由政府的城鄉區別對待造成的。城裡人普遍瞧不起農村人。這兩天有一則新聞：“我們學的是養天鵝的技術，我們不會去養豬。”這是西安一家幼兒園園長的話。6月17日，家長李女士告訴華商報記者，她的孩子是2018年8月入園小班，起先絕大多數孩子是按照每月1800元左右收取的保育費，伙食費330元每月是另外計算的，部分插班進入的幼兒，每月保育費是1980元。“我說我學的是養天鵝的技術，我不會養豬。我不是瞧不起城中村，比如說打工的子弟、賣菜的，我溝通不了！所以我說如果我降到1200，就會有批量的這樣的子弟進來。你孩子的身邊會面臨著什麼呢？賣菜的、賣魚的。你會發現寶寶原來不會說陝西方言，然後接下來這塊魚龍混雜”
擇偶標準的金錢化和城市人農村人的差距，還有人們深深的不安全感，完全是中共製造的，可以說中共統治模式造就了高彩禮，彩禮問題不是出幾個文件能解決的。不從根本上解決人們焦慮的原因，只是一味強調觀念轉變，不解決問題。現代社會，人們要過上更好的生活，只有去城裡，人們的不安全感幾乎都是來自對進城的擔憂，越來越高昂的進城門檻，讓人越來越感到不安。中共為城裡人建立了保障型社會，卻將農村人剔除在外，還要瘋狂掠奪他們，怎麼能讓農村人有安全感？居然還好意思批判農村彩禮高。發幾個農村一號文件能解決問題嗎？帶給人們焦慮和不安全感的，首先就是難以承受的高房價，城裡人憑這點就完全打敗了農村人，城裡人由政府供給，高額的拆遷補償和數套安置房，農村人則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才能買一套房，還可能把整個家庭拖垮。中共通過壟斷居住權對人們的掠奪，不僅與文明國家漸行漸遠，甚至可以說世界上最惡劣。世界上窮國很多，起碼還允許自建貧民窟，以極低成本獲得居住權。中國高房價完全建立在對農村人、對後進城者的殘酷掠奪，算的只有經濟賬，考慮的完全只有統治集團的利益。龐大的農民工群體明明是城市建設的主力軍，他們付出很多，回報卻很少。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遍地房產者，不是農民工。
香港和新加坡都是靠高覆蓋的住房保障，解決了社會問題，從帶動了經濟的發展。二戰後的英國，也曾大規模建設公共住宅，撒切爾夫人執政后，將大批公共住房私有化。實踐表明，一旦原來的無產者變為有產者，就會成為國家最堅定的支持者。而無法成功解決住房問題的國家，無一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李光耀是少數幾個能夠在國家穩定層面上思考住宅問題政治家。他在回憶建設公共組屋的初衷時說：“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個公民跟國家以及國家前途之間的利害關係”。建設組屋的目的，就是要“讓那些兒子必須履行國民服役義務的父母覺得新加坡有他們的份，值得他們的孩子去捍衛。如果國民服役人員的家庭沒有自己的住房的話，那麼，他們遲早會得出結論：他們所捍衛的是有錢人的財產。”李光耀沒有談到任何經濟算計，而是將住房保障直接同國家的生存聯繫在一起，新加坡組屋覆蓋率高達87%。一旦城市化完成，社會貧富分化的格局就會被鎖定。只有再次通過成本巨大的社會革命，才能打破階級壁壘。
高房價和濫發貨幣，對城市大拆大建，讓城市人不勞而獲，卻讓農村人勞而愈貧。這就是製造不公。就業和經濟安全是人們安全感的重要方面，濫發貨幣和高房價，讓人們感覺錢越來越不值錢，對勞動的價值喪失了安全感，沒有居住權不可能有安全感，也將婚姻與房子深度捆綁，另外就是拿到自己手裡足夠的錢才有些安全感。八九十年代結婚的人不會有這種壓力。
一個良好的制度，追求的是起點的公平和競爭規則的公正，卻不追求競爭結果的強制性平等。這是因為人的天賦各有不同，強制要求收入分配結果必須一律平等，矛頭必然指向有發明創造天賦的人群，打擊的必然是努力向上、積極肯乾的人群，這必然導致全民的愚昧反智，懶惰懦弱，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結果必然是普遍的貧困。中國現在不平等不公正的制度很多，其中城鄉二元體制是十分主要而惡劣的部分。貪污腐敗也是不平等，但至少在法律上貪污腐敗是非法的，城鄉二元體制卻是光天化日之下赫然存在的。在中國，人們不是輸在起跑線，而是輸在出生線。
中國有沒有可能終結這種城鄉二元結構？短期看不可能。2014年，社科院測算，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約為13萬元。社科院稱進入城鎮的個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萬元的生活成本，還需要一次性支付10萬元左右的購房成本。社科院專家可能活在火星，也可能他們自己的住房全是國家分配，購房成本10萬元明顯不夠，按照目前房價少說得六七十萬。還有農民進城的社保問題，目前給城裡人發養老金尚且不夠，再來很多分錢的，更沒錢給。
中國特色的高離婚率和有名無實的婚姻。其實離婚率高未必是壞事，假如婚姻成了痛苦，用離婚來終結不幸是最好的選擇，應該這麼做，理智的人必須這麼做才對得起自己。離婚自由是對人的基本尊重，是社會的巨大進步。但離婚對個人而言終究是一場不幸，因為往往經歷了很多痛苦的事，無用的付出和真誠的期待被擊得粉碎，摧殘身心。假如有了兒女，可能給子女造成很多不幸。民政部發布的《2017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依法辦理結婚登記1063.1萬對，辦理離婚手續的有437.4萬對，而2007年全國離婚登記209.8萬對。2017年離婚結婚比最高前三名分別為天津市、黑龍江、吉林省，離婚結婚比分別為60.50%、58.92%、56.34%，北京以50.60%居第四。離婚結婚比最低的省份分別為西藏、甘肅和青海，離婚結婚比分別為10.53%、16.92%、17.06%。離婚率高低與城市化進程密切相關，城市化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財富結構、思想觀念，改變著每個家庭，也衝擊了婚姻。
中國特色高離婚率的一大原因就是人們的道德越來越差。良好的道德能維持婚姻，互相謙讓，凡事先為別人著想而不是只為自己考慮，心無惡念而誠以待人。當一個社會的道德水準越來越惡劣，人們越來越自私，遇到人渣的概率極大增加，婚後爭吵、鬧矛盾的概率也大大增加，只為自己考慮、甚至損害傷害對方，婚姻也就更不穩固。很多人甚至將婚姻騙取錢物視為理所當然。道德敗壞的元兇首推中共，中共培育惡人，敗壞道德。一個社會如果道德壞了，影響的是方方面面，婚姻也必深受其害。中共是如何摧毀傳統道德的呢？建政以後，中共對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進行了最徹底的破壞，全國各地存書，和中共意見不一致的要麼封存，要麼銷毀。即便僅存的一些，全部按照中共觀點進行了重新解釋。一場又一場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鬥爭，很多人被消滅，倖存者都自覺地或被迫地放棄了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高知大儒、學者專家都給黨唱起了讚歌。全國一切宣傳機器、一切文化教育，都用黨的觀點思路影響每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一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沒有人敢發表不同的意見，甚至沒有人敢獨立思考。為了壟斷思想，國外的真實情況，國內的負面信息，不讓老百姓知道，一切媒體都有審查制度，有損政府形象的內容一律不許發表，還以各種罪名對不同意見者和不滿者逮捕、判刑。宗教能提升文明和道德水準，教導人向善，但中共打擊宗教，迫害信徒，甚至要剷除宗教。道德喪失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法治無存，規矩不再。“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空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反之，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範，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髒國家。”管仲曾說過：“有道之君，行治修制，先民服也”。如此幾十年之後，生活在黨文化下的人們已經不會思考，思想、行為全都跟黨走，而這個黨本是惡黨，各級大小官僚帶頭教人變壞。不守規矩、坑蒙拐騙偷的人得到了遠比守規矩的人多的利益，榜樣的力量無窮大，整個社會誘人向惡。破壞環境、賄賂權貴、欠錢不還、投機取巧、唯利是圖、不擇手段，這就是這些年的價值觀。中共本身的各種行為起了極壞的帶頭作用。共產黨的所謂道德，全是讓老百姓遵守而統治者本身不遵守，道德說教只是統治者的工具，把道德當成枷鎖，只能鎖民眾，不能鎖統治者。中共的言行完全相反，宣揚的是道德，實行的是罪惡。在官僚、權力和利益面前，道德毫無約束作用。平時宣傳的是愛國，但權貴、高官、普通官僚，一個個都把子女往外送，財產往國外轉。掏空中國的恰是那些喊著愛國的人。有人拍著主旋律的電影電視劇，政治很正確，實際在國外有豪宅有巨款，早將根據地建在了國外，隨時準備跳離中國這艘船。這就造成了一種結果，“最強調集體主義的國家，國民卻最缺少集體觀念，自私自利，極少為他人和環境著想；最強調秩序的國家，國民卻最沒有秩序，搶先恐后，心浮氣躁”。當今社會就是這樣：缺乏公德，偷奸耍滑，見錢眼開，唯利是圖，冷血無情，欺軟怕硬。
來源：阿波羅網首發
另一種名存實亡的婚姻，主要發生在農村留守婦女身上，極大規模的留守婦女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完全具有中共特色。留守婦女的離婚意願並不強烈，與非留守婦女並無顯著差異。這背後有著留守婦女更深的隱憂和困境。留守婦女生活重心變為提供家庭照料，實際上就已經逐漸失去了獨立生計的能力，婚姻出現危機或破裂時，常常意味著失去了生計，因為家庭收入常常主要依靠丈夫，而中國的法律不把留守婦女的家庭照料視為創造經濟收入，離婚時不可能因為留守婦女的付出就判決分得相應的財產。此外，從夫的生育制度以及父係為主的土地制度，已經將留守婦女的生存牢牢地和丈夫綁在了一起。失去丈夫，意味著失去居住的權利、土地耕種的權利，甚至是看望子女的權利。居無定所、衣食無著、骨肉分離的留守婦女往往被迫再嫁，甚至嫁給條件更差的男子。而她們大多數已經結紮，無法再生育，即便再婚，結局可能也不會好。死守婚姻的留守婦女其實是處在一種別無選擇的境地，畢竟留在夫家有口飯吃，娘家人的家門未必能再踏進。中國有多少留守婦女？全國婦聯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樣本數據推算，留守婦女達4700萬，此後幾乎所有相關資料均引用此數據。傳統的中國農村沿襲著男耕女織的生產模式，為何在這幾十年間產生數量如此龐大的留守婦女呢？在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及制度造成的現實門檻面前，農民根本無力承受舉家流居城市帶來的生存壓力，關於中國城市生活成本之高，從《全球生活成本調查2018報告》可見一斑。調查報告顯示，世界生活成本最高的133個城市裡，中國共有10座城市入圍。於是，丈夫出門打工、妻子留守農村便成為無奈的選擇。原本由夫妻雙方承擔的農副業生產、家務、撫養教育孩子、贍養服侍老人的重擔，完全落在留守婦女肩上。據調查統計，大部分農村留守婦女每人需要獨立耕種3.67畝農田。男人的外出使留守婦女的勞動強度和生理負擔加重、心理健康受損、發展機會減少、安全感降低、對男性的依賴程度加重、家庭穩定性降低等諸多問題，但絕大多數婦女仍在苦苦支撐。因為，老人、孩子在這裏，耕地、房子在這裏。中國本應由政府承擔的農村養老問題，很大一部分負擔甩給了留守婦女，中共大肆宣揚孝道的本質，實際就是推卸政府責任。農村地廣人稀，社會治安不斷惡化，違法犯罪逐漸增加，留守婦女成為一些不法犯罪分子的主要侵犯對象。留守婦女在失去丈夫保護的情況下，更容易遭受人身與財產安全上的侵害，甚至受到性騷擾和性侵犯。由於農村留守婦女體單力薄，文化程度低，維權意識薄弱，當家庭財產與人身遭受侵害時，她們大多數選擇獨自默默忍受。
中國將來離婚率繼續上升的一大隱患正潛伏在農村，那就是農村留守兒童。2010年《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顯示，留守兒童數量達6102.55萬，占農村兒童37.7%，勞務輸出大省四川、河南、安徽、廣東、湖南5省農村留守兒童佔全國總量的43.64%，城鄉流動兒童3581萬，農業戶口的佔80.35%。流動兒童最多的省份是廣東，佔全國12.13%，規模達434萬，遠遠高於其他省份。數量較多的還有浙江、江蘇，都超過200萬人，四川、山東、河南、福建流動兒童也都超過150萬人。這些留守兒童，不僅是犯罪的後備軍，也是離婚的後備軍。他們終將長大，淡漠的親情和不良的教育，失去管教，心智的不成熟，更容易使他們缺乏擔當與責任，不把婚姻當回事。
中國特色的婚姻出路，拐賣外國婦女。前段時間，美國指控中國屬人口販賣最嚴重國家，中國隨後做出回應：抓獲拐賣人口抓獲嫌疑人1332名，前5個月解救外籍婦女1130名。
高彩禮催生的生意，騙婚。2014年的春天，一位越南來的女士，給邯鄲的幾個村莊帶了一批越南姑娘，分別嫁到了28戶人家。這些人家付出的代價是支付給女方兩三萬元，這比起娶個當地媳婦便宜多了。可沒想到，好日子沒有持續多久，當年年底這批新娘就集體出逃了。還有一類就是真實結婚，但一段時間后找借口回娘家，然後不再返回。辦案 警察表示，打擊此類騙婚難度不小。一方面，騙婚人員多是以“做媒”的身份進行詐騙，有些還通過網路、電話等途徑找到不知情者牽線，並在警方介入后堅稱自己沒有從中獲益，相關證據不易鎖定；另一方面，參与騙婚的女子並不是在收取禮金后直接失蹤，而是會與被騙人員生活一段時間，造出“性格不合”“婚姻破裂”等現象，難以定性。
中國特色離婚自由，卻沒有財產分離的自由。2016年微博上有一篇名為《婚姻有風險，領證需謹慎》的文章曾引起廣泛關注，“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變成了結婚有風險，領證更要謹慎。裏面寫了一個例子，李女士是一位媒體人，供職于某央媒。早在離婚起訴時，李女士就已鎖定前夫婚內出軌和家庭暴力等證據，卻不得不面對本金高達280萬的夫妻連帶之債。今年又有一個案例，46歲的大學副教授丁玲華，租住在月租400的城中村，工資被執行。法院認定，丈夫在婚姻期間私自舉貸的6筆共計652萬債務需要她共同承擔。造成這一切的就是有一條惡法，《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於是很多人藉著這一條規定故意詐騙錢財，他們挑選家境優越又比較單純的女性下手，與人串通，偽造債務，讓女方承擔巨額債務。這類案件一般會判女方需要擔責，因為女方要想不負擔債務，需要證明自己不知情，但這種自證清白根本很難做到。中國法律特彆強調夫妻互助義務，因此規定一方債務就為雙方共同債務，但人心世道大壞，良法催生惡行。本來也很簡單，只需在法律中規定借款需由夫妻雙方共同簽字方可認定為共同債務。並且要將此規定廣而告之，讓每個人知道有這麼一條法律。實踐中很少有債務雙方在合同上明確約定為一方借款，此外在訴訟中，許多法院繞開“24條”中的“例外條款”，未讓債務關係人舉證，因債務關係人配偶的身份，舉證債務未用於家事用途也很困難，而且她們很難申請到法院調查令。法院即便明知無辜，也會判擔責，理由冠冕堂皇：保護債權人利益。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司法廳副廳長傅莉娟曾在湖南省婦聯工作過，很早就接觸到“24條”的維權者。傅莉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以湖南為例，2013年、2014年、2015年三年間，湖南省地區涉及夫妻共同債務的借款糾紛案件，從1407個上升到3751個，增長2.67倍。”
花錢在婚介平台找婚姻，存在極高的風險。為了通過廣撒網來尋找合適的配偶，很多人將希望放在婚介平台。其實婚介平台成了騙子們的樂園。科技創業者蘇享茂自殺【相關閱讀:安樂死根本安樂不了，別宣傳了】了，因被前妻索要1000萬元和房產賠償，並以舉報其創業項目相威脅，他不堪其擾，從住所頂樓天台縱身一跳，當場死亡。據蘇享茂自殺前的陳述，他與前妻結識于婚戀網站世紀佳緣，倆人都是VIP，認識不到三月，便領證結婚。期間，為博紅顏歡心，他為前妻花費了數百萬元。領證前一天他才得知，前妻曾有短暫婚史，然而網站上前妻的資料顯示為未婚。隨著在線婚戀平台的越來越發達，駐紮在各類交友網站、聊天網站的酒托、飯托們找到了新戰場，一夜之間集體遷徙，流竄到婚戀網站，繼續作案。他們的套路，出奇一致，集傳統騙術與婚戀騙局為一體，簡單高效，流水線作業。婚介平台促成的婚姻，很可能不是和一個人的婚姻，是和一大群騙子的婚姻，布滿套路和陷阱。這種現象的本質是法治的喪失和人心的敗壞，婚介平台成了詐騙平台，婚介方有很大的責任，居然不勒令其整改，甚至將其關閉，違法成本太低。像這種牽線搭橋的媒介，完全可以由非盈利的民間組織來做，效果或許更好，但政府不允許NGO存在。
法律對女性保護不夠，比如法律對家暴處罰太輕，毫無威懾力。統治者本身的認知低下，對家暴往往以家庭矛盾處理，什麼床頭吵架床尾和，對施暴者毫無懲罰或處罰太輕，實為變相鼓勵家暴。統治者講的都是空洞的道德和說教，對冷漠殘忍的施暴者不可能有任何教化作用，反而助漲其氣焰，施暴者能認識的只有嚴厲法律的威力。家暴本應視為重罪，犯有家暴者，法院應該立即判決離婚，這是對婦女的保護。因為進行家暴的人，不可能只進行一次家暴，人性使然，必然得寸進尺，變本加厲。對家暴絕不可輕視，家暴對女性身心摧殘至為嚴重，必要時，除了依律判刑，還必須剝奪施暴者的財產分配權和子女撫養權。中國這方面做的嚴重不足。
中國今後面臨嚴重的婚姻危機，這種婚姻危機來自家庭破產危機。失業、理財和投資騙局，將為無數家庭種下破產危機。當一個家庭經濟破產，面臨的不僅是生活的困頓，巨大的生存壓力、債務壓力、子女教育壓力將帶給人極大的心理壓力，瑣事增多，容易暴躁衝動，維持婚姻的難度大增。以去年爆雷的P2P為例，截至2018年7月底，中國P2P網貸行業累計平台數量達到6385家，其中問題平台累計為2286家，7月新增問題平台165家，創近一年以來新高，而且還在不斷增加，涉案金額上萬億，受害者眾多（超過1億），有些平台有官方背書。還有各種幣圈騙局。4月24日，湖南衡陽警方發布一則公告稱：成功破獲一起以虛擬數字貨幣為幌子的網路詐騙案，涉案金額達3億余元。根據《華夏時報》記者不完整統計，2018年，中國虛擬貨幣傳銷案件高達166起，是2017年的近兩倍。還有股市，2018年滬深3567隻股票中，3266隻下跌，佔比92%，有15隻股票跌幅超過80%，甚至100%，比如吉林長生。上證綜指全年下跌24.59%，創2008年金融危機后最大跌幅，2018年初，滬深兩市總市值合計高達63萬億元，截止12月28日收盤，滬深兩市總市值為48.6萬億元，滬深兩市2018年全年總市值蒸發了14.4萬億元。這完全一場慘烈的滅富運動，消滅的主要還是普通人的財富。與此相伴的是主動股票型基金全部虧損，平均收益率為-25.5%。而公募基金2018年權益類基金（股票基金及偏股混合基金）全年虧損超過5000億元。銀行理財也有極大風險，截至2018年底，銀行理財面向個人投資者發行的一般個人類、高資產凈值類與私人銀行類非保本理財產品存續餘額為19.16萬億元，佔全部非保本理財產品存續餘額的86.93%。對於民間借貸，新華網2018年06月6日有篇報道，其中寫道：由於銀行貸款減少，企業民間借貸需求增加，20%左右融資成本成常規水平，但企業還是需要資金，最後不得不去尋找成本更高的民間金融支持。網貸行業去年的規模是1萬億，目前是1.5萬億，到年底有可能到1.8-2萬億。
以上這些，對普通人來說都面臨極大風險。況且還有未知的失業風險，和房子有關的風險，這些巨大的風險，是對婚姻的巨大考驗。當一個個家庭因破產而離婚，統治者最常說的肯定還是強調夫妻互相扶助的義務。其實統治者強調道德，是為統治者的責任開脫。以上那些騙錢的騙子，哪個不是政府允許的甚至政府和官員深度參与其中的？把人家的錢剝奪的乾乾淨淨，讓人負債纍纍，不是想的主持公道，給受害人多挽回些損失，追回損失就不用破產了，不就解決問題了嗎，很多矛盾自然化解于無形。反而強制要求人家凡事看開，和和睦睦，強調婚姻互助，不準人離婚，讓人天天流著淚去面對無助而艱辛的生活，可謂十分無恥。
中共製造的各種婚姻墳場，讓這幾代人吃盡了苦頭，願將來的人終有一天能擺脫先輩們的悲劇。
來源：阿波羅網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