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當局為何高度評價厲以寧,低調處理王忍之?- 夜話中南海
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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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夜話中南海專欄的上篇文章《王忍之頂著榆木腦袋陪伴鄧力群去了》介紹了中共政權的前中宣部長王忍之,自從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落選中央委員之後落魄和鬱悶到了何種程度,一篇刊登於左網《崑崙策》上的紀念文章《他在春光中歸去——深切緬懷王忍之同志》有所披露。文章作者胡澄誇讚王忍之「不以個人的進退榮辱為懷」,說「忍之同志在中宣部部長的任上,對於歷史虛無主義者、新自由主義者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們進行了英勇的鬥爭。後來形格勢禁,忍之同志為黨為國隱忍多年……。」
去年8月,可能是因為聽說王忍之來日無多而悲從中來,這個胡澄就已經在同一左刊上發表過一篇歌頌王忍之的文章《王忍之同志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文中說:「大家知道王忍之同志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在當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中,他挺立陣頭,以身作則。後來雖然屈子見讒,行吟澤畔,但是一片精忠,耿耿於世!……我曾拜見過王忍之同志多次,但從來沒有見過他放聲大笑過,為國隱忍沉鬱之情令人欽敬。」
該段文字中的「 屈子見讒,行吟澤畔」,典出自遭楚頃襄王放逐之後「政治上遭到重大打擊,個人和楚國面臨著厄運的情況下」的屈原之慨:「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把個王忍之比屈原,那誰是當代楚頃襄王呢?除了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是否也算呢?而王忍之在同樣也是「政治上遭受重大打擊」之後為什麼選擇了「耿耿於世」而沒有像屈原有樣學樣去投江、跳河呢?
這個胡澄是中共毛左分子中的無名小輩,因為當了「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的秘書長才有機會和王忍之及當時也還在世的鄧力群等有所接觸。他回憶說2006年的5月20日,他主持了 「不做無根的樹——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六十四周年」座談會,讓王忍之、鄧力群、賀敬之、魏巍等重量級毛左分子們有了一個齊聚一堂的機會。
胡澄說:大家都知道,王忍之同志退下來之後參加會議都明確表示他不發言。在籌備這次會時,我去他家向他發出與會邀請的時候,他就明確表示出席會議不講話。但是,看到這麼多為社會主義文藝文化復興而奮鬥的老戰士們都踴躍抒發對革命文藝傳統的弘揚之情的時候,我當場邀請王忍之同志給大家講幾句話。忍之同志開始也是表示拒絕,但是,他在沉默片刻之中顯然在醞釀情感與思想。然後他的臉微微漲紅,對著話筒朗聲說道:「烏雲遮不住太陽!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是不可戰勝的。」
請注意胡澄在回憶完這一場景之後的兩句感慨:「這是忍之同志為國為黨隱忍多年以後的吶喊,這是忍之同志在境遇局促中的奮爭。」
這其中的「隱忍」兩個字用得還是很貼切的。
我們都知道王忍之自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上大上落選中央委員,導致不得不離開中宣部長領導崗位后,無論在江澤民時期還是在胡錦濤時期都一直被邊緣化。但令筆者沒有想到的是,習近平上台之後,而且是他習近平已經全面向左開倒車的中共十九大之後,王忍之似乎仍在被繼續政治打壓。
胡澄回憶說: 2018年,我還在主持東城區黨史方誌的刊物《東城史志》,刊物登載了我對王忍之同志的專訪和王忍之同志的幾首詩與文章還有題詞。結果卻有一個部門的領導打上門來。他說,你們刊物不要刊登這些有傾向性的內容,以免引起麻煩。我問他什麼叫作有傾向性?他就說,就像王忍之這樣的極左分子的文章,就是有傾向性。我當時勃然大怒,對他說:「你才是極左分子!你們全家都是極左分子!這種『傾向性』,在我看來恰恰是社會主義優越性之所在,是共產黨人的堅定性之所在!」
胡澄還在回憶中說好在當時他的主管領導支持他,但這個主管領導退休后,他胡澄就「被解除職務,沒有編刊物的權力了」。
「但是這點風雨相比于魏老(指魏巍)和王忍之同志所經歷的風雨又算什麼?」胡澄接著說。
在《他在春光中歸去——深切緬懷王忍之同志》一文中,胡澄憤憤不平地為逝者抱屈道:「 他(王忍之)在遺囑中囑託後人不舉辦告別儀式,而將遺體貢獻醫療事業。這是一位把全身心都獻給人類的共產主義者的襟懷,對於某些刀筆之吏,竟然還吝惜『優秀』兩個字,我們尤感惘然。在我們這些共產主義的後來者的心中,忍之同志不但是『優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而且是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
確實,筆者也對中共社科院居然只是以離退休幹部局名義為曾在該院擔任過黨委書記和常務副院長(正部長級)的王忍之的死發布簡訊感覺奇怪。但是,胡澄這位前中宣部長王忍之的忠實追隨者,居然不知道只有生前曾擔任過副國級職務的黨內領導人,死後才有資格被譽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至於「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稱號,那只有正國級領導人才配。
我們知道,自鄧小平時代開始之後,陸續擔任過中宣部長的依序是胡耀邦、王任重、鄧力群、朱厚澤、王忍之、丁關根、劉雲山、劉奇葆、黃坤明和目前在任的李書磊。總共10個人里,只有朱厚澤和王忍之未能官至「黨和國家領導人」。
所以,日後的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兩家央媒如果還是要奉命為他王忍之的過世走一個「流程」,正式發布消息的話,也只能套用為每一個過逝的前正省部級官員的「標準化」報喪模式。這裏僅以生前和王忍之同時期擔任同樣職務(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黨委副書記)的滕藤為例。
2023年11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第四版刊登《滕藤同志逝世》,上半部分內容如下:「新華社北京9月8日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黨委副書記滕藤同志,因病於2023年7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滕藤同志逝世后,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慰問。」
訃文的下半部分是逝者生前先後擔任過的主要職務羅列,之後沒有任何評價。
請注意如上引文中的一個細節,那就是滕藤的去世時間是前年的7月30日,而新華社發通稿的時間遲至9月8日。然後《人民日報》又是在新華社通稿發出的近兩個月後才予以轉發。
這裏需要說明一下,事實上凡是副省部以上級別的中共領導人正常去世后,新華社都是要發通稿報喪的。但只有副國級以上領導人去世新華社才會在該領導人去世的當天(最遲次日)發布訃告並配發遺照和生平。至於正、副省部級領導人過世后,無論其生前所任職的最後一個單位是否會先在自己官網上發布一則簡短的訃告,新華社都會在過了一段時間,甚至過了好幾個月之後才發消息。而《人民日報》何日會在第四版上原文照引一下新華社的訃文內容,也是隨機的,有時會以「撮堆兒」的方式 ,在某日的第四版上一次刊登數篇訃告。至於遺像的配發,一般是正省部級逝者都會配發遺像,副省部級逝者被配發遺像的較為個別。
不過呢,凡事總有例外,在近兩年裡陸續去世的一大批正省部級退休官員中,至少有一個是在身後獲得了「優秀共產黨員」稱號的,而這個人恰恰又是王忍之生前最不待見的中共體制內經濟學家厲以寧。
厲以寧生前並未擔任過行政職務,但他是民盟中央副主席,還是三屆全國人大常委和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享受正省部級待遇。
2023年3月26日的《人民日報》第四版刊登的《厲以寧同志逝世》的前半部分是:新華社北京3月8日電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中國民主同盟的優秀領導人,第七屆、八屆、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民主同盟原副主席,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厲以寧同志,因病於2023年2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厲以寧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后,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該訃告的後半部分有一個區別於普通正省部級逝者的特殊之處,就是在較為詳細的生平介紹之後加了一段評價: 「厲以寧同志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要開拓者、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在推動國有企業改革、城鄉二元體制改革以及促進民營經濟和低碳經濟發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2018年榮獲『改革先鋒』稱號。」
厲以寧先生是近兩年前去世的,當時的王忍之應該還是頭腦清楚的。看到「黨和人民政府」竟然對厲以寧如此蓋棺定論,心情肯定是更加鬱悶。當時有幾家左媒都刊登過毛左分子們不滿厲以寧身後居然會得到(習近平政權)高度評價的發牢騷文章。
2005年7月7日出刊的《烏有之鄉》刊登了《前中宣部長王忍之為什麼要親自出馬當「總顧問」?》一文。文中說:「認識中宣部前部長王忍之的人都知道:長期處在風口浪尖上的王忍之,言行非常謹慎。從來沒見他給哪一本書寫過『序言』,當過『顧問』。(但是)新近出版的《「朗旋風」實錄——關於國有資產流失的大討論》一書上,赫然印著『總顧問王忍之』六個大字。這是破天荒第一次!
「為什麼一貫謹慎的王忍之同志要親自出馬,為《「朗旋風」實錄》這本書當『總顧問』呢?這意味著什麼?」
文章作者自問自答:一是因為,大量出賣國有企業、把大批國有企業「改制」為私營企業這件事,是個非常重大的問題,關係到國家的性質、中華民族的前途。凡是有一點黨性的共產黨員,有一點良知的中國人,不能聽之任之不說話。王忍之同志不僅當過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部長,還曾在國家計委工作過,是一位既懂政治又懂經濟的高級幹部。面對這嚴峻的局面,他大概是忍無可忍了。
二是因為,我國一些黨政領導人天天高喊「依法治國」,而堅持維護憲法,反對「私有化」,堅持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言論和書刊,卻受到壓制和封殺……。中宣部老部長王忍之親自出馬擔任《「朗旋風」實錄》這本書的「總顧問」,也許可以起到「泰山石敢當」的作用。
據筆者所知,因為外號「厲股份」、「厲民營」的厲以寧長年為市場經濟鼓與呼,王忍之在當中宣部長時期就拒絕閱讀厲以寧的任何文章、書籍。但是,當年圍繞在他王忍之身邊的左派文痞之一喻權域摘錄了厲以寧說過的幾句話送給王忍之之後,立刻讓王忍之「忍無可忍」了。
喻權域是《「朗旋風」實錄——關於國有資產流失的大討論》 一書的眾多顧問之一,而且還為這本書寫了序。他給王忍之摘錄的厲以寧說過的話包括「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的」、「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等。
要知道,厲以寧生前的經濟改革主張凡是在江澤民時代和胡錦濤時代得到採納、推行的,幾乎都是習近平上台之後,特別是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開始他的第二個任期之後反其道而行之的。所以前年厲以寧先生過世后,筆者就曾驚訝過習近平當局怎麼會給厲以寧那麼高的身後評價。
說明一下,前年厲以寧先生不幸病逝后,也是由其生前所在單位先發消息。北京大學官網發布的消息中不但詳細介紹了厲以寧先生的生平及主要貢獻和生前所獲榮譽,而且還表示北京大學校方已經為厲以寧先生成立治喪工作小組,號召「 全校師生沉痛悼念厲以寧先生」。
接下來,北大校方又追蹤報道了厲以寧先生去世的消息在北京大學師生校友中引起了強烈的震動。北大師生校友和社會各界人士用各種方式表達著對厲以寧先生的哀思和緬懷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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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厲以寧先生的身後哀榮相比,如今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對王忍之去世的短訊式處理,反差大得足以令眾多毛左分子們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