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局已死，忠誠萬歲
文章來源：民生觀察
5月以來，中共對“違規吃喝”的整肅顯著升級，除重申“八項規定”與“飯局20禁”外，多地出台極端做法——如禁止公職人員三人以上聚餐避免他們“拉幫結派”搞小圈子、簽署承諾書、按人頭談話等。6月18日，中央黨媒罕見發文指責地方“層層加碼”，把“禁止違規吃喝”簡單等同於“禁止吃喝”是懶政，是形式主義的變種，讓商家失了生意，也讓民生煙火黯淡，引發廣泛關注。
在表面看來，黨媒的批評是成立的。在對“飯局”的整肅行動高壓之下，吃個飯都要自證清白的荒謬政令讓官場怨聲載道，大量體制內人員私下抱怨此舉已經嚴重侵入個人生活，拍照吃飯、打卡、發朋友圈、聚會合影都成為“高風險行為”，造成心理壓抑與普遍不滿。餐飲業更是大受衝擊，進而波及多個經濟領域，對已經處於下行狀態的中國經濟造成雪上加霜的衝擊。
然而事實上當然這又是極權制度下的又一則天大笑話。黨媒的批評將社會輿論對“飯局禁令”的不滿歸因於“地方執行過度”，從而掩蓋中央治理指令的模糊性與高壓性，彷彿中央是慈母，而地方是狠爸。這是一套極致的政治語言欺騙術：禁飯的是你，過火的還是你；發文的是我們，出事的還是你；飯不許吃，鍋你來背，話我們來講。中央永遠“英明正確”，基層永遠“誤讀亂搞”。
“飯局禁令”說到底，不是什麼“八項規定深化”，而是定於一尊的極權主義體制自我收緊到政治生活化控制的程度了。它顯示的並非是治理細節小事，而是極權治理新邊界的浮現——它是制度信任危機的映射，是權力體系收縮與自保的極限動作，更是一個政體深陷內卷與斷裂的制度病理標本。
地方飯局禁令“層層加碼”，不是“誤解中央”，而是極權制度邏輯的宿命。“中央八項規定”最初於2012年在習近平登基后出台，本質上是一場通過控製作風來重塑黨內權威與忠誠體系的政治工程。十余年來，它已不再是單純的紀律規範，而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組織控制邏輯，強調紀律優先於法治，強調對官員行為的細節規訓，強調守紀律即忠誠。作為習近平治黨標誌性動作的“習八條”，表面是整頓官場作風，實為重建“忠誠秩序”，是對習近平個人的忠誠測驗機制。
而在當前，中共長期依賴的經濟增長、社會穩定的“績效合法性”系統治隨著經濟放緩與民生惡化，合法性資源持續枯竭，愈發依賴紀律懲治、輿論灌輸與組織控制。從“習八條”到“飯局20禁”、“三人聚餐禁令”，三者之間並非碎片化事件，而是互為因果的政治治理鏈，象徵著定於一尊的政權治理已經從“績效管理”徹底滑入“恐懼管理”階段，不再通過提供利益換取順從，而是不斷強化行為紀律，用壓抑與監控維持秩序。這是統治資源從實質性治理能力向純粹組織控制力轉化的表現，意味著中共的合法性基礎已經嚴重內縮。
各地“層層加碼”整肅飯局，表面是貫徹中央“八項規定”與“禁酒令”精神，實質卻折射出中共體制運行的深層邏輯缺陷與權力生態焦慮。習近平的全部合法性來源於權鬥勝利、組織忠誠、宣傳塑造的黨機器，中共的合法性焦慮就是習近平的合法性焦慮，而定於一尊更是使其的安全焦慮需要體制越服從，自己的地位才越穩固。換句話說，飯局之禁，是極權政治合法性焦慮與習近平個人合法性焦慮的自我放大產物。飯桌上的刀，不是割向飯菜，更是用來清洗政治信任、劃分忠誠邊界、推卸治理責任的工具。
在一個無法制度化政治忠誠的體制內，行為層面的規訓被當作表達忠誠的替代品。政治忠誠是習天下時代體制官僚的生存唯一標準，政策正確與否不再重要，生存靠“低調”、“表態”、“報告”與“彙報”，忠誠越是靠行為符號來衡量，忠誠的表演越成為必修課。由此形成整個體制的上面繼續緊繃紀律，下面繼續揣摩方向，人人都怕出錯，但人人都不能不做。
這是一種典型的“表演性忠誠”末期極權政治生態，官僚為保自身安全不得不“過度執行”甚至“層層加碼”，從而形成一場不以治理為目的的忠誠競賽。“飯局禁令”不是治理工具，而是政治姿態的道具；它不是為了禁止飯局，而是為了“祭獻忠誠”；它不是中央明文命令，而是地方“自覺表演”的產物。這正是中國極權體制下“表演性忠誠”的悖論本質。
因而，飯桌之禁，表面上是紀律問題，實質上是制度合法性危機的折射。飯桌之禁，遠非一紙政策的事，它是習天下時代“表演性忠誠”的舞台，而將生活儀式轉化為政治態度顯示了體制對人、對聯結、對日常生活的全面規訓的時代特徵。“禁止飯局”正是在這一治理邏輯下的自然衍生，它並非針對腐敗，而是用於維護體制內部忠誠的可控性邊界的一種日常化工具。
一個社會若連吃飯這件事都被列入政治紀律清單，它就已經走進了制度的精神病區。在中國，“飯局”從來不僅僅是飯局，是在非制度空間中社會關係、個體維繫聯繫、基層互動與體制自運行的潤滑劑。今天的“飯局恐懼”，本質上正是習天下時代整個官僚體系的崩塌，飯局不是問題，聚餐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組織不再信任任何人擁有“非組織化生活”。它不信任你能守紀律；不信任你能在飯桌不談政；不信任你能在關係中不謀權；它甚至不信任你能作為一個“正常人”自由生活。
這不是黨媒說的什麼形式主義的變種，而是專制政權末期治理的自然形態。這個體制已經不相信人，只相信“禁止人與人接近”本身。體制不是在管紀律，是在管你和誰產生連接，是想知道你到底和誰喝了那碗不忠誠的雞湯，要的是孤島一樣的官僚，只能泡在組織的湯里，泡軟，泡爛，最後泡得只剩黨性。
越“忠誠化”的制度，越激發普遍性的厭倦與逃避心理。這將促使更多人開始心理出走、文化反感、甚至制度離心化。雖未必會走上反抗之路，但黨國體制的“認同基礎”將逐步崩解。一個連飯桌都不允許存在自由的政權，最終也無法容納正常的人民，更無法維繫統治的穩定。
未來的中共政治生態將越來越冷酷、越來越孤立、越來越封閉，但也會越來越空洞、越來越脆弱、越來越容易崩壞。一頓飯里藏著一個體制的末日徵兆。這個政權，終將死於自己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