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下台？
作者： Lily Ottinger
譯文：蘇利文
嗯，我們以前見過這類說法……
你或許已經聽說過最近的傳言，近平正面臨來自解放軍和黨內精英的逼宮威脅，即將被取代。作為長期關注俄羅斯內政的觀察員，我對這類傳聞早已麻木——有關普京患重病或被內部政變推翻的傳聞，最早追朔到2012年，隨後在2015年、2016年、2020年、2022年和2023年輪番出現。習近平遭遇類似待遇的頻率如何？據我觀察，在他執政的十二年中，目前這已是第三次出現類似「將被取代」的傳聞。簡要梳理一下：2022年9月：印度炒作「習近平被軟禁」
2022年9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代替習近平出席了聯合國大會，引發外界猜測。隨後，習近平有大約十天內未公開露面，引發其被軟禁、將被李橋銘將軍取代的傳言迅速蔓延。正值中國國內民航大規模商業航班調整，9月21日當天超過9000多架次航班被取消。這一「異動」使得政變傳言迅速在印度媒體中擴散，一位擁有超過1000萬粉絲的印度政客在推特上發文稱習近平已遭軟禁。
但航班在接下來的周一恢復正常，習近平不久也重新公開露面。與傳言相反，習近平是因為9月16日出席在烏茲別克舉行的上合組織峰會，回國后遵守「清零」政策下的隔離要求。2022年12月，李橋銘升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司令員。
2024年8月：習近平快不行了？
2024年8月，一個法輪功背景的中文媒體「看中國」發布了一篇聳人聽聞的報道，稱習近平病重，並將在北戴河會議上辭去總書記職務，僅保留國家主席頭銜。該報道稱，中共高層已決定由胡春華接班，並援引了一條來自「太子黨」人物的含糊推文佐證。一段被引用的YouTube視頻還指出，2024年7月習近平會見越南、義大利和東帝汶領導人時，現場的職務標牌標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而非「總書記」或「中央軍委主席」。
然而夏天過去了，胡春華並沒有上位。
2025年5月至今——第三次未必是最後一次
最新這輪傳言始於5月，當時習近平約兩周未公開露面。與以往類似，傳言最初由海外評論人士發起——此次是法輪功背景的《大紀元時報》異議記者蔡慎坤，他援引了一封據稱於2024年12月通過電郵方式發給他的「公開信」，信中列舉了習近平的28項政策失誤，並呼籲其辭職。
7月6日，李強代替習近平出席金磚國家峰會後，傳言進一步發酵。與此前傳言的另一平行之處在於，印度新聞媒體如《印度時報》the Hindustan Times迅速傳播此類消息以博取流量。流亡海外、前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中校姚誠也聲稱，習近平將在2027年10月召開的二十一大上被迫退休——也就是說，這輪傳言很可能會持續下去，直到那個時間點。
比爾說得對
比爾·畢曉普（Bill Bishop）在他最新一期《洞察中國》latest Sharp China podcast播客中，對這些傳言進行了精彩點評。我（喬丹）完全同意。
無論我們在此討論什麼，只需記住：每逢八月初，總會有人撰文稱習近平「消失了」，年年如此，已成固定節目。
我要說的是，首先，我們並不知道真相。中國高層政治如同一個黑箱，我們無法百分百斷言「什麼都沒發生」。這是我首先要提出的警告。但如果你仔細看看這些傳言的來龍去脈，再結合我是如何看待這類傳言的（這也是我長期在自己的簡訊里所做的），就會發現很多問題。
我的碩士研究方向就是中國政治。我的導師當時是美國政府首屈一指的中國政治問題專家（現已退休）。我也經常與許多專註于研究中國高層政治的人士交流。雖然大家難免判斷失誤，但我確實覺得自己在這一領域更有信心發表看法。
當你看到「習近平有麻煩了」傳言時，有幾點你應該追問。首先，這個傳言的依據是什麼？有報道稱：「五月沒有召開政治局會議，所以習近平出事了。」但沒提及2023年5月同樣沒開政治局會議，那就值得警惕了。事實上，在本屆中央委員會任期內，未召開或未公布的政治局會議次數遠高於往屆。如果不給出這個背景信息，說明他們並沒有真正努力去搞清楚什麼是異常情況，而哪些不是。
第二，如果有人說「習近平五月失蹤了十三天，出大事了」，卻不提他之前也曾有過類似長度的「消失」記錄——不僅限於每年八月初的傳統休假期，而是在其他時段。我們不知道具體原因，但過去確實發生過這種情況，隨後他又照常露面了。換句話說，這並不能構成「出大事」的證據。
如果有人說習近平在《人民日報》或官媒上的提及率少了，那顯然是不對的，這些說法有明確證據反駁。[參見中國媒體項目的相關分析。]說這話的人沒有做調查工作。如果他們引用的是某個推特或YouTube賬號，那又是一個危險信號。如果不去核查這些賬號過去的預測記錄，或沒有確認它們是否有法輪功背景，那就很成問題。現在活躍著數十個法輪功賬號，臆斷猜測中國政治的各種」內幕「。
舉個例子，有一篇發表在《觀察家》（The Spectator）報上的評論文章，作者是一位日本歷史教授。就像《紐約郵報》相關報道一樣，引發了大量關注。這位教授引用了一些我前面提到的信息，卻沒有提供任何背景說明，而且他還引用了明顯屬於法輪功的信息源。但讀者往往不管這些：「哦，這是《觀察家》發的。「或者」哦，這是《紐約郵報》啊。那肯定是真的。」於是一傳十，十傳百。
我理解為什麼很多人願意相信這些傳言。「希望上癮」（Hopium）是種很強大的「毒品」。大家總幻想出現一個「改革派」，比如所謂的「改革派」汪洋（可憐的汪洋，他都退休了）。每次傳言汪洋要接替習近平，估計他自己都很無奈。人們總幻想著那位「改革派」還在某個角落等著上場。正如一位曾長期在政府里研究相關問題的朋友所說：「人們總是想找個人把蛋糕寄過去。」
我理解這種心理，畢竟，想象著有人會出來拯救經濟、改變對俄羅斯政策、改善貿易立場——這總比面對現實要容易得多。
精算概率顯示，習近平今年因病或意外失能的可能性為3%，波利預測市場（Polymarket）上，「習近平未來六個月繼續執政的合約溢價約為4%。即使2%的政變概率在我看來也偏高了。
想深入了解習近平？
請閱讀我們對約瑟夫·托里金（Joseph Torigian）的專訪，聚焦他那部堪稱學術里程碑的著作：《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習近平之父習仲勛的一生》，這本書無疑是近十年來最傑出的中國研究著作之一。用約瑟夫的話說，他的目標是「儘可能照亮歷史的黑暗角落」，以此更深入理解威權政治的本質。他做到了，甚至超出我的預期。
這部傳記讓我對中國政治有了前所未有的切身了解。它不僅細緻梳理了中共歷史上最具決定性的關鍵時刻，也生動再現了在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擔任高級官員的真實生活。這是一次兼具思想深度與人性觸動的閱讀體驗，令人震撼。
書中不乏令人印象深刻的軼事：比如，15歲的習仲勛曾試圖刺殺一位老師；又如，彭德懷在與習仲勛共睡一張通鋪時，用鞋子堵住他震天響的鼾聲……
在本次訪談中，我們討論了：通過研究習近平的父親，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威權主義、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的未來；
托里金揭開被掩蓋的黨史的方法論；
黨如何成為生存意義的源泉，又如何將苦難」武器化「，從而在悖論中加深政治忠誠；
在黨無所不在的陰影下，家庭、愛情與事業之間如何交織互動。
附：
「制衡習近平」，還是」精進黨治「？
——最新政治局會議透露了中國政治的哪些新動向？
霍利·斯奈普博士是格拉斯哥大學政治學講師。本文最初由英國地緣戰略委員會發布。
《調查者》|第15期/2025
中央決策協調機制新規出台
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引發諸多猜測，不少輿論據此渲染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權力失勢」的說法。事實上，會議通報稱，政治局審議了《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工作條例》，這類機構通常被簡稱為「DDC」。
這種推測基於兩個核心觀點。較極端的觀點認為，某個神秘勢力試圖設立一個高於習近平的新權力機構，其依據是對會議通報首句的誤讀——那不過是對相關議題的常規引言，而非權力結構的變化。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這些新規旨在通過制度框架約束習近平的權力。
這兩種解讀都忽視了幾個基本事實，以及兩個已有充分證據支持的持續趨勢：其一，中共的集中決策機制正在逐步取代國家行政體系；其二，黨內治理愈發依賴規則框架（即「依規治黨」）。若僅將會議通報與有關習近平「地位下降」的揣測挂鉤，恐怕會錯失理解這些新規背後政治意圖的機會。儘管分析普遍指出，習近平執政以來呈現出權力「集中化」和「個人化」的傾向，但外界對中共及其領導人在掌握權力之後如何實際行使它，仍缺乏充分了解。這些尚未公布的規定，很可能正是中共中央持續推進位度重塑的重要一環，意在將集中的權力轉化為組織和治理能力。
需要明確的是，政治局會議通報並無出人意料之處。事實上，中共中央早已著手籌劃相關規定的制定。這一點可以從2023年4月發布的《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計劃綱要（2023–2027年）》中找到明確證據。
沒有規則的」集權「，還能稱得上治理嗎？
這些擬定中的規章制度，是習近平長期以來推行的核心工程的一部分，旨在通過「以規則治黨、以法律治國」實現對中共與中國的治理。他的宏觀藍圖將「基於規則的黨內治理」與「基於法治的國家治理」結合起來。習近平上台之初就指出，黨亟需規則來約束自身的越界行為，以防黨群關係破裂所帶來的生存危機；並自此一直在推動規則制定工作。
習近平不僅制定了「制定規則的規則」，明確黨規應由誰制定、如何制定。也設立了一整套將黨員幹部權力「關進籠子」的制度。他通過這些規則，為自己爭取到推進決策的最大靈活性，並藉此重塑黨的內部運作機制，建立新的激勵體系，使自己成為全黨必須「對標看齊」的核心。他幾乎將規則應用於治理的方方面面；從規定幹部在宴請中最多可上幾道菜，到界定黨如何行使權力來操控國家機器，無所不包。
習近平高度重視規則及其在構建治理機制中的作用。他將規則視為實現中國「現代化」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2019年，中共中央全會通過的一份文件明確提出，要「更好地將我國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文件呼籲「強化」參与政治局爭議通報工作的相關機構職能，完善確保黨中央決策貫徹落實的各項機制，並「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簡稱IRR），這是一個鮮為人知，但對黨內運作至關重要的制度。
習近平不僅通過規則實現權力的最大化，也藉助規則提升權力的行使效率。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負責制」就是一個典型例證。儘管外界分析多聚焦于習近平的「負責」身份——他擁有最終決策權——但他為強化這一決策角色所構建的一整套規則和機制，卻未引起充分關注。例如，通過黨內規範制定的「三種機制」，就是為了增強軍委主席的決策能力服務的。
什麼是黨中央決策、議事和協調機構（DDC）？
黨中央決策、議事和協調機構（DDC）構成了一個特殊的權力層級，其功能在於將重大決策權「上收」，從國家機關移交至黨中央體系。一些DDC機構最初為「領導小組」，在2018年機構改革中被升格為「委員會」，以「強化黨中央對重大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另一些則直接以委員會形式設立，如「中央科技委員會」（CSTC）。
儘管分析人士將新規稱為「中共中央工作條例」，但文件的官方標題使用了「黨中央」（而非「中央委員會」），這反映出黨中央決策協調機構的實際權利歸屬：它們隸屬於政治局的24名成員，或其常務委員會的7名成員（PBSC），而非更大範圍的中央委員會。習近平作為總書記，直接掌握這些機構會議議題的主導權，可決定是否召開會議或批準會議召開。
關於黨中央決策協調機構（DDC）的職能，6月政治局會議通報中的表述幾乎與此前的《黨規制定綱要》如出一轍。《綱要》指出，制定相關規定旨在協助DDC履行「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重大工作的職責。這正是2020年《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中所使用的語言，該條例賦予中央委員會設立DDC機構的職權。政治局會議通報採用了相同的「四字四句」的標準表達方式。類似的表述也出現於具體DDC機構的描述中。例如，2023年的機構改革方案對當時新設立的中央財政委員會的職能描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關係法》也賦予中央外事委員會相同的職能。
新規將對現行規則進行補充或調整。而現行規則本身也揭示了這些難以捉摸的權力中樞的部分運作邏輯。習近平在過去十年間的「立規熱」重新激活了「請示報告制度」（IRR）。該制度允許下級機構向上級請示指令，並彙報執行情況，使黨內機構能夠就本地或特定政策領域的突發事件做出響應，但也可能導致決策流程梗阻。
自2019年以來，DDC機構及其負責人已被允許充當IRR響應方的角色。這或許是一種在下放黨中央權力的同時，協助政策更好地校準中央要求的機制。此舉還有助於緩解IRR激增的局面——過去十年間，因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普遍的懲罰機制以及對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嚴苛要求，許多官員陷入「躺平」狀態，或尋求規避責任之道。DDC已被指示在各自領域制定詳細具體的IRR執行規則。這可能意味著將實質性權力下放給DDC下屬執行部門的負責人。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CFAC）和中央科技委員會（CSTC）在組織安排上的異同，是值得拿來討論的參考。以王毅為例，他不僅是CFAC辦公室主任，還兼任政治局委員與外交部長，這使得CFAC的決策可直接對接國家的主要執行機構。王毅在兼管外交部與CFAC辦公室的情況下，既可通過外交部推進相關政策，也可藉助與其他CFAC成員單位的協調行動來執行CFAC決策。其「CFAC辦公室主任」的身份，可能成為推動其他機構配合外交部工作的權威槓桿。儘管CFAC與外交部之間的這種架構可能是特例（源於其前任秦剛的突然去職），但中央科技委員會的設置與之類似。據報道，科技部部長、中央委員陰和俊亦兼任CSTC辦公室主任，使CSTC的決策可直接傳導至科技部，同時也為其以「CSTC辦公室主任」身份協調各方、推動CSTC決策的落實提供了制度性抓手。
習近平「權力失勢」，還是「授權機制精細化」？
再來看政治局會議通報，鑒於中央直屬機構負責人所具有的重要職能，規定要求各直屬機構「統籌不代替、到位不越位」，並不令人意外。儘管有人解讀為是對習近平的「直接批評」，但更可能的是，相關規定旨在規範黨中央下放的權力。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本人也曾使用過類似表述，涉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的相關工作。
忽視地方層級的實踐，會錯失反思既有假設的機會。針對政治局的通報來看，某些表述或許可以被合理解讀為習近平「權力失勢「的觀點。省級黨委的實際反應卻恰恰相反——他們在承諾做得更好的同時，重複使用了通報中的相關措辭。例如，山西、重慶和新疆都表示將「學習習近平在政治局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神」，並改進各自轄區內地方決策協調機構（DDC）的運作方式。他們承諾出台「切合實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這也是政治局會議通報中的表述），並將更好地規範本地DDC的設立與運作，以「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的貫徹落實」。省級黨委有權制定黨內法規。由此看來，圍繞黨中央出台的《條例》所進行的宣傳與傳達，正在促使各地黨委跟進，出台具體的配套實施文件，以加強對地方DDC實踐的制度化管控。
與其說這項條例的出台標志著習近平權力走弱，不如說它是一項常規性舉措，旨在在其前兩屆半任期完成權力集中之後，進一步釐清中共如何行使這些權力的具體方式。2027年召開的中共第二十一大上，黨中央（或其中部分成員）可能會推動將該條例的相關內容寫入黨章，從而為在治理中使用DDC機構提供一種「憲法」層面的正當性，進一步鞏固其在新時代黨內官僚體系中的制度地位。
來源：《話中國》(ChinaTalk.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