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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勤先庭審錄像：一個政權最怕被人看見的真相

2025年11月30日 22:44

庭審錄像：一個政權最怕被人看見的真相

陀先潤

前段時間，我把那段六個小時的徐勤先庭審錄像從頭到尾完整看了一遍。儘管我並非六四事件的親歷者，但看完之後的壓抑感久久揮之不去。那不是一般意義的歷史記錄，而是一面照見本質的鏡子。

庭審從第一分鐘開始就能看出定罪早已內定，量刑談妥，所謂的庭審程序不過是按劇本走過場。然而即便如此，錄像里仍處處可見有人試圖“乘機下狠手”，想把徐勤先從“職務性違紀”往“性死罪”方向推進，企圖將他塑造成“反黨分子”。最典型的，就是那位姓衛的。他在扣“反黨”“挑戰黨指揮槍”這些帽子時，眼神始終飄忽不定，不敢與被告對視，語氣猶豫，表情僵硬。這樣的迴避並非膽怯，而是一種心理防禦——因為他自己也知道，他正在推行的不是司法，而是一場政治迫害的儀式。

相比之下，的表現反倒更“克制”一些，至少知道不能把案子推到無法收場的方向，因為那會牽連敏感的人和事。這種反差本身就荒謬：公訴人按劇本行事反而顯得更像一個正常人，而審判長則不惜用盡話術逼供，只為證明自己的政治忠誠。

更糟糕的是那幾份所謂“證詞”。這些證詞寫於事件發生一個多月後的七月，本應該存在大量細節差異，但字句竟然高度一致，連語氣都幾乎相同。這不僅是偽證，更是處理重大政治案件時的“制度化造假”。更關鍵的是，這些證人沒有一個出庭當面對質，全部使用紙面材料。紙面材料可以改、可以重寫、可以統一口徑，是最慣用的工具。一個嚴肅的司法體系絕不會允許這種操作，但共產黨從來不在乎法律的底線，它只在乎案件是否能按政治需要落地。

為什麼這些證詞集中把徐勤先往“人大”方向推？因為只要扣上“要求人大幹預軍隊”這條罪，就不是五年，而是死罪，而且還能順勢把更高層的敏感人物拖進漩渦。六四當年，全國輿論呼籲由人大出面調停，萬里途中被半押送。這個背景太敏感，觸碰“人大”三字，就是觸碰的雷區。有人想藉此把案子擴大，把責任推向更高的層級，順便解決黨內舊賬。

在這樣的環境中，徐勤先提出“軍隊已納入國家體制，重大事項是否應聽取人大和意見”這樣的想法，已經算極度克制。然而在共產黨眼中，“按制度辦事”恰恰是最大的威脅。這個政權最不能容忍的，不是反對者，而是“有底線的人”。你不願參与作惡，你就是異類；你堅持常識，你就是危險分子。這是共產黨政權的本質邏輯。

錄像最刺痛人的地方在於，整個過程沒有任何證人敢當面對質。表面理由是程序安排，真實理由是他們不敢直面一個堅持底線的軍人。他們只能躲在紙面後面，因為紙面不會回望他們，不會問他們到底在參与什麼，也不會揭穿他們的怯懦。

徐勤先不是共產黨口中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是後來某些人塑造的“鬥士”。他只是一個在關鍵時刻仍然保留基本良知的軍人，一個不願意把槍口對準手無寸鐵的人民的人。正因為如此，他成了必須被壓下去、必須被處理掉的目標。因為他的存在本身，就對這個政權構成了威脅——他證明了這個體制內部仍有人“不願意徹底變成工具”。

共產黨最害怕的從來不是敵人，而是良知。真正讓它恐懼的，是那些在關鍵時刻說“不”的人。那些人會讓黨的命令顯得骯髒，讓黨的邏輯顯得荒謬，讓黨的暴力顯得裸露無遺。

錄像的意義遠不止歷史。它告訴我們：六四事件並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它不是遠去的傷痕，而是共產黨統治結構的一部分。那些在錄像中赤裸裸呈現出的謊言、互相推諉、恐懼、背叛、造假和冷漠，並沒有消失，它們至今仍在那套機器里運轉。

如果說這段錄像證明了什麼，那就是這句話：

共產黨欠人民的血債，沒有過期日。

它不會因為時間而消散，只會等待一個可以清算的時刻。

而且，越晚清算，這筆賬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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