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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華》再流行的政治信號

2025年12月23日 22:03

文章來源：民生觀察

中國導演在2017執導的改編自嚴歌苓同名小說的電影《芳華》，以上世紀70-80年代軍隊文工團為背景，講述一群青春少年的愛情、成長與時代變遷，涉及、中越戰爭和初期的敏感歷史，在當時上映時反響並不大，沒料到現在突然在網路爆紅，引發“芳華熱”。

 

從2025年11月底開始，在以年輕受眾為主的視頻網站嗶哩嗶哩（B站）上，一位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23級博士研究生UP主“聊會兒電影吧”的三集深度解讀視頻，以熟知的穿越風格，將《芳華》從“青春懷舊片”重新解讀為一部揭示階級固化、社會不公、底層善良被碾壓的“階級壓迫現形記”，解說影片隱晦的挑戰官方論述，指文革由“那群官宦子弟最後贏得了全面勝利，資源、政策、市場、時代紅利全部佔盡”，引發對《芳華》的共鳴與著迷，也觸動了對文革解釋的敏感神經，視頻迅速爆紅，總播放量突破3700萬，不計其數網民通過B站的彈幕功能，在視頻中刷屏“劉峰就是我”“人民萬歲”“進行到底”等色彩濃重、情緒化表達的彈幕，呼應並支持博主的觀點。熱潮迅速蔓延到微博、抖音、小紅書等平台，形成現象級“芳華解讀熱”。 12月5日官方把視頻下架進一步放大事件，網路“沖塔”此起彼伏。

 

如果只從文本本身出發，《芳華》並不具備成為政治爆點的潛質。它既不激進，也不徹底，甚至可以說是高度克制、充滿自我審查的作品。在其中展現的，並不是革命激情，而是對集體主義的留戀，對理想主義的哀悼。但正是在今天，這樣一部電影，卻在 B 站、抖音等平台上，被反覆拆解、嫁接、指代，成為千萬級流量的“政治母題”。這本身就說明《芳華》已經不再是一部電影，而是一個刻意針對當前現實而進行重新解讀的符號。

 

很多人對這些解讀視頻不屑一顧，認為它們充斥著歷史常識錯誤、粗糙的陰謀論、指桑罵槐的情緒宣洩。這種評價在事實層面並非不成立，但在政治判斷上卻是危險的。因為真正值得警惕的，從來不是內容質量如何，而是如此龐大流量的結構。如果我們把這次三千多萬年輕人圍觀、共鳴、轉譯、甚至過度解讀《芳華》的現象，簡單理解為“懷念文革”“歷史倒退”“極左思潮復燃”，草率地歸結為情緒或無知。這種解釋雖然安全，卻並不誠實。在極權下一個基本的政治常識是在高度受限的公共空間中，內容的質量遠不如其流行程度重要。當平台已經明顯限流、刪帖、降權，而相關視頻依然動輒千萬播放、幾十萬評論，這說明年輕人並不是因為《芳華》才憤怒，而是因為憤怒，才選擇了《芳華》。

 

《芳華》為什麼是現在引起熱潮而不是在其上映的2017年流行，這是理解整件事的關鍵。2017年的輕人相信努力有回報、上升通道存在、規則雖然不公，但可博弈。而在2025年的年輕人普遍確認了出身決定天花板、努力只能換來延遲淘汰、規則是為既得利益者設計的。《芳華》沒有變，變的是觀看它的人。當年它是“傷痕文學”，今天它被讀成了“階級寓言”。

 

在這些視頻和彈幕中，反覆出現的一個主題是“前三十年的革命成果，被紅色貴族瓜分、繼承、制度化”。從嚴格的歷史和政治學角度看，這種敘述顯然過於簡化，甚至存在明顯錯誤。但它之所以具有如此強的傳播力，是因為它提供了一種極其直觀的道德解釋：我們之所以貧困、內卷、無路可走，不是因為我們不努力，而是因為成果被別人合法繼承了。在一個無法公開討論制度性不平等的社會裡，這種解釋幾乎是唯一能成立的敘事框架。它簡單、粗暴，但有效。在缺乏制度性討論空間的社會中，這樣的解釋天然具有優勢，因為它不需要複雜論證，只需要清晰的道德對立。

 

更重要的是，這種敘事之所以會迅速“自組織”，並不是因為它邏輯嚴密，而是因為它在當下中國的公共語境中具備合法性與可用性。當自由、權利、法治這些現代政治語言被長期污名化，當對現實黑暗面進行批評被當局等同於“別有用心”，當對不公的質疑只能以道德憤怒而非制度分析的形式出現，那麼仍然殘存在官方敘事中的革命語言，反而成了唯一可被動用的批判資源。於是，“打倒特權”“反對官僚”“革命被竊取”這些高度情緒化、歷史上已被證明危險的詞彙，被重新擦拭、包裝、復活，承擔起本不該由它們承擔的功能——替當代年輕人表達現實中的失敗感、被剝奪感與無力感。

 

所以，這並不是一代人“主動選擇了極端”，而是表達空間被壓縮后的被動迴流。當一個社會長期拒絕提供製度性的解釋與出路，情緒就只能向歷史退卻，從過去尋找語言，從舊符號中借殼。於是，《芳華》這樣一部原本溫吞、克制的電影，被硬生生拽進了階級鬥爭、政治繼承、革命合法性的討論場域。當所有現實批評路徑都被封死後，文革話語成了唯一“合法的反抗語言”。這不是電影的命運，而是現實的投射。

 

從這個意義上說，《芳華》的再流行，並不是文化現象，而是一個清晰的——年輕人已經不再滿足於個人化、心理化的失敗解釋，而開始本能地尋找結構性、歷史性的原因。這正是官方長期試圖避免的轉向。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社會不滿被成功地導向“自我管理”，不成功是你不夠努力，過得苦是你選擇錯誤，被淘汰是你不夠優秀。但當這一套成功學說辭在現實中全面破產，當學歷貶值、就業塌陷、房價高企、福利收縮同時出現，個體歸因機制就會失效。失敗無法再被解釋為個人問題，它必然開始尋找制度層面的答案。

 

這正是為什麼《芳華》解讀中反覆出現“被利用”“被犧牲”“被拋棄”的主題。劉峰之所以成為當代年輕人的投射對象，並不是因為他“像某個歷史人物”，而是因為他身上高度濃縮了一個當前社會所熟悉的邏輯：守規則的人最先被淘汰，付出最多的人最早被犧牲，道德並不能轉化為回報。這種經驗，在今天的職場、教育和社會流動中，幾乎是普遍的。於是，當年輕人看到劉峰斷臂、退伍、被遺忘時，他們看到的不是歷史，而是未來。

 

同樣，何小萍的“”之所以被反覆強調，也不是出於獵奇，而是因為它精準擊中了當代處境——當你終於被承認、被表彰、被需要時，你已經被這個系統消耗殆盡。榮譽來得太晚，尊嚴以表演的形式出現，個體的感受從來不在考量之中。於是，所謂“精神失常”，反而被解讀為一種消極的自由——只有在精神失常后，何小萍才不用在意別人的眼光。這不是悲劇的高潮，是她唯一的自由。在徹底退出維繫體制的邏輯之後，人才不再需要證明自己。這種解讀看似悲觀，卻極其貼合當下年輕人選擇“躺平”“擺爛”“不婚不育”的心理邏輯。

 

因此，把這波《芳華》熱簡單定性為“再文革幻想”，並據此進行道德批判或意識形態圍堵，是一種嚴重的誤判。問題不在於年輕人是否真的想回到文革，而在於他們已經對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那套隱形社會邏輯失去了信心。這個社會邏輯的核心內容很簡單，只要接受暫時的不公平、忍受競爭與分化，未來總會有上升的可能。但當經濟增速放緩、階層固化加劇、上升通道收窄，這個邏輯事實上已經破產。在這種情況下，年輕人產生“重新洗牌”的衝動，並不奇怪。

 

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他們喊出了什麼口號，而是他們已經不再相信漸進改善的敘事。在官方話語中，一切問題都被處理為“發展中的問題”“局部問題”“暫時問題”，而解決方案永遠指向未來。但對 Z 世代而言，未來本身正在失去可信度。當“耐心”“奉獻”“吃苦”被反覆要求，卻不再伴隨可驗證的回報時，這些詞彙就會從道德美德，轉化為赤裸裸的壓迫工具。

 

《芳華》之所以成為一個引爆點，正是因為它恰好位於幾個敘事斷層的交匯處，它涉及革命，卻不徹底否定革命；它呈現不公，卻不直接指控制度；它描繪犧牲，卻拒絕提供意義。這種曖昧，使它既不構成直接挑戰，又足以承載巨大的情緒張力。對於一個高度審查的輿論場而言，這種作品最容易被“二次政治化”，被當作安全的掩體，用來發射不安全的問題。這正是政權最為尷尬的地方，它不能否定這套話語，因為那是否定自身革命合法性。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芳華》再流行，揭示的是中國 Z 世代即將登上歷史舞台時的一種基本姿態，他們未必會以組織化、革命化的形式出現，但他們已經開始系統性地退出對政權的認同。這種退出不是宣言式的，而是實踐性的，不再投入、不再相信、不再為宏大敘事付出個人代價。他們可能會短暫借用激進語言，但本質上並不迷信任何一種現成意識形態。他們既不真心擁抱“再文革”，也不再接受“維持現狀”，他們只是用現有工具表達一個越來越清晰的判斷——這套秩序，至少對他們而言，已經失效。

 

當年輕人在彈幕里說“我就是劉峰”時，他們是在進行一種冷靜的身份確認——我也是那個相信規則、遵守流程、努力工作，卻隨時可能被優化、被替代、被犧牲的人。當年輕人不再把劉峰的犧牲理解為“時代需要”，而是理解為“制度必然”；當他們不再把何小萍的屈辱理解為“個性問題”，而是理解為“階層門檻”；他們就已經完成了一次關鍵的轉變——從“被統治者的忍耐”，走向“被統治者的理解力”。這不是革命，但它是政權去合法化的第一步。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芳華》再流行是一個政治信號，而不是文化偶然。它意味著當中共政權既拒絕制度性改革，又無法繼續提供增長紅利時，年輕人終將從情緒走向判斷，從共鳴走向疏離這個長期被壓抑的問題正在以曲折、變形、甚至危險的方式浮出水面。這或許不會立刻表現為劇烈的衝突，但它會深刻改變權力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芳華》被重新解讀、被瘋狂轉發、被迅速下架、又被反覆談論，正是中共政權正在失去整整一個世代年輕人的清晰標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已經徹底放棄了對現有政權的情感與理性認同。如果這種趨勢繼續發展，而政權依然故我，那麼下一次被“重新解讀”的，就不會只是一部電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