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和理由的雙簧

2025年12月25日 22:50

和理由的雙簧

張成覺

對當今的青年人來說,陶斯亮(1941-)的名字也許並不陌生。因為她常在微信中露面。她老爸給獨生女兒取的“亮”(昵稱“亮亮”)這個名字對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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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鑄何許人也?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文革之初(1966.8-1967.1)聲威赫赫。從“南天王”(中南局第一把手)一躍而為大陸中國第四把手(毛,林,周之後)。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亮亮由此進入“紅色公主群”—無兒無女,林彪沒遷居。她得以跟毛太祖的兩個女兒李敏,李訥相過從。

遺憾的是“其升也勃,其敗也速”,1969年陶鑄夫婦已經被關押了兩年零九個月了。

當時關押的情況,見於陶斯亮1978年12月10日至11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公開信,(題為《一封終於發出的信》),信中記述了陶鑄1967年1月被江青、陳伯達誣陷,1969年10月被押送合肥並於同年11月30日病逝,以及1978年12月24日獲中共中央平反的經歷,被稱作“用血和淚寫成的悼文” 。 

該信首次揭露了陶鑄被囚禁期間與曾志的生離死別,包括臨終前“我怕是難見到亮亮了”的遺言,並提及陶鑄抄錄1935年所作《獄中》詩以證清白。信中細節如陶鑄在囹圄中通過荷花寓意品格、講述范滂等歷史人物故事,均在301醫院病歷紙背面完成初稿,經詩人柯岩潤色后發表 。陶斯亮現任中國市長協會專職副會長兼秘書長、女市長分會執行會長, 中國醫學基金會副主席。(摘自百度百科)

該文首段追述了父母在囹圄中相濡以沫的情景,然後在次段寫道:

爸,那是一段多麼痛苦、難堪的日子啊!但生活仍然沿著自己的軌道前進。我至今能告慰自己的就是我也曾在苦難中給您帶來過一點歡欣。那是一個夏日的黃昏,我輕輕地走近您,告訴您我有男朋友了。您高興極了,激動地拉著我的手仔細地問:他是誰?是個什麼樣的人?當我把照片拿給您看時,您眯縫著眼認真地端詳了好久,然後滿意地說: “ 看樣子人很聰明,有頭腦,可你是否把咱家的情況都告訴了他?千萬不要因為我連累了人家。 ” 我知道您當時憂喜交加的複雜心情,趕忙說: “ 他什麼都考慮過了,無論將來如何,都不後悔。 ” 您含笑地點了點頭,我以為這下子已經解除了您的疑慮,哪知道,第二天您交給我一封給他的信,裏面詳細地談到了我的優點、缺點,您受審查的情況,勸他務必再做慎重考慮。爸,今天當我也有了子女時,我才越來越懂得,為什麼當時您是那樣地痛苦和不安:您既怕說的分量不夠將來我受委屈,又怕自己受審查的嚴重情況嚇住了這位您還不了解的年青人。您長時間對自己的受屈從未呻吟過一聲,可是,那天,您卻怕因自己的處境而妨礙一對年青人的幸福,感到那樣憤怒和痛苦。信送走後,整天您焦躁不安,這天對您好象格外地長,直到我帶來了回信。信寫得很短,斬釘截鐵地表示他不改變主意,他要和我結婚。這一來您再也無法按捺自己的高興。您笑著在屋裡走來走去: “ 我的亮亮有愛人了! ”“ 我的亮亮有愛人了! ” 突然您猛地拉住我的手興沖沖地對媽媽說: “ 咱們給亮亮的愛人送點禮物吧。 ” 可已被抄了幾次的家那還有什麼東西?您翻了半天才找到了一架舊半導體收音機和一個亞非作家會議發的手提包。您想了想,覺得太少,又從自己身上脫下了那件穿了多年的毛衣,對我說: “ 亮亮,再加上這件毛衣吧,雖說舊了些,但總是爸爸的心意。爸爸實在是再沒什麼可送你們了! ” 說著,您就哈哈大笑起來,您笑得那樣爽朗,那樣開心,沒有一點壓抑和陰暗。聽著您的笑聲,我的憂患和傷感也都消融了 …… 可是,他們那裡允許您有一絲一毫的歡樂呢!很快,他們就強迫我們分開,再不允許我和您在一起。(摘自百度百科)

筆者不能不對次段之首的那行文字讚嘆不已。從大悲大苦一下轉為大喜大甜(釣得金龜婿)如此順暢自然,確屬非凡手筆。作為大詩人賀敬之夫人,柯岩的捉刀潤筆,真令人嘆為觀止!

自然,那也離不開大氣候。此文醞釀之際,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1978.11.10-12.15)已經召開,其後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鑼(1978.12.18日-12.22),敲定了多項平反事宜。賀柯夫婦人脈極廣,具通天渠道,故可將陶斯亮一文點石成金,造成轟動效應。恐怕除了曾身受“我們黨內的一頭牛”(延安時期毛對陶的諧謔贊語,見楊立《帶刺的紅玫瑰》)踐踏衝撞者及其受株連的一眾親屬之外,都會情不自禁地灑下同情之淚。

事實上,陶鑄生平作惡多端。所以陶斯亮改嫁的如意郎君理由,並非執意令第二任嬌妻生氣——他稱這位已故老丈人為“湖廣總督”,毫不掩飾自己對他的厭惡。他的態度是如此決絕和不加掩飾,使陶斯亮也沒有打算一問究竟。聰明絕頂如陶斯亮,難道就不曉得對她慈愛萬分的老爸只有黨性而毫無人性嗎?

陶鑄《贈曾志》詩末句:心底無私天地寬,說得好!可陶本人心底充滿的是對於手握生殺大權的毛之“無限忠誠”,他眼中只有毛獨夫一人,連中共也居於毛之下。六十年代中葉所有封疆大吏或中樞要員向上呈文書,抬頭一律是“”,下面再另起一行“黨中央”,這便赤裸裸地意味著毛凌駕於黨中央之上!

身為南霸天鍾愛的獨女,陶斯亮對毛似乎沒有那麽虔誠恭敬,畢竟父親死在毛的乾綱獨斷之下。何況生母曾志與毛的關係十分耐人尋味。

曾志(1911.4.4—1998.6.21)著有《一個革命的倖存者》(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

她一直牢牢掌握自己的命運,成功譜寫了跌宕多彩的婚戀曲。其“革命”生涯有過三次婚姻:

1927年4月,與夏明震結婚,1928年3月夏明震犧牲;

1928年4月,與蔡協民結婚,1932年10月,蔡協民和曾志挨批,蔡到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曾到陶鑄任中心市委書記的福州去,“臨分別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們的夫妻關係實際上到此結束了。”(145頁)

1933年初,曾志與陶鑄由“假夫妻”而真夫妻。

她第一次婚姻是不自覺的。“我覺得這人太豪情奔放,鋒芒畢露,所以印象不是很好。”(29頁)一天夜裡,夏明震工作后沒有走,和衣躺在曾床邊,第二天早上有人拿她開玩笑,人言可畏之際,夏一句“我是真心愛你的”,曾“心一軟”。工作關係促成了第一次婚姻。

第二次已有戀愛的成分。“當時,蔡協民調到郴州任第七師黨代表,我調到師黨委辦公室工作后,我們朝夕相處,產生了感情。”但後來發現,蔡的感情非常脆弱,“有時甚至像個小男孩,難過得流淚。”所以“雖說蔡協民對我確實很不錯,可我對他的感情並不是很深。”(65,103,151頁)

“自從與陶鑄相處后,他對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同樣我也樂於同他相處,心裏總是挂念著他。……而過去蔡協民外出時,我就沒有這種揪心的挂念。”(151頁)但陶在與蔡協民相反的方向上也是極端,“從延安出來后,我正式向組織上打了離婚報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義。陶鑄表示尊重我的選擇。因日本投降后,時局突然發生變化,也就顧不上再扯這些個人的事了。”(398頁)“革命”形勢挽救了曾與陶的婚姻。

無論與誰結婚,無論有無感情,曾志都沒有把自己和誰終生綁在一起。

與蔡協民結婚時,“雖說夏明震剛犧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當時認為,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夫妻關係也就不是什麼重要的事了。哪還講什麼“三從四德”。對於一個員,頭腦中不該有什麼舊的觀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65頁)

1932年,蔡協民受到批判,生命實際上已經結束,婚姻當然也就不可能再維持,何況曾志對他本來已有不滿。中共很多高級幹部受挫時,組織上都會勸說其妻與之離婚。在嚴密的組織體制中,一個得不到領導信任的人,甚至也不配有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

再者,客觀環境可能迫使兩個人不能長相守。曾志在閩東時並未考慮和陶鑄分手,但陶鑄被國民政府判了無期徒刑。“而那時我才23歲,我是共產黨員、職業革命者,為革命隨時都要作出犧牲;同時也早將‘三從四德’、貞節牌坊那種封建的東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對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權利作出選擇。”

於是,她和任鐵鋒、葉飛交往密切。但她過於充分地使用了自由的權利,以至於閩東特委認為:“曾志作為黨特委的一位負責同志,在戀愛問題上,以一種極不負嚴肅的態度。同時與黨內兩個負責同志要好,影響黨內幾個負責同志之間的團結,影響了工作。”(208-209頁)因此決定撤銷曾福霞(即曾志)縣委書記的職務、留黨察看四個月的處分。曾志本人也“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207頁)

書中所提的葉飛堪稱福大命大,他原是歸僑。返國後加入中共,在閩東時參加戰鬥不多,甚至辨別不齣子彈的方向和高低,但20年的鬥爭使他成為上將軍。

而曾志始終屬於肯對她說心裡話的人。50年代,毛對曾志說: 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來,但是在政治上還是對我有幫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銳。(320頁)

曾媽媽經歷過無數次生死只在寸發之際的驚險。她與朱德夫人伍若蘭同時向山上轉移,她機敏地躲過槍林彈雨,後者卻不幸中彈倒在血泊,被敵人殘忍地梟首示眾。二十多歲時的曾媽媽智勇雙全,曾身揣雙槍漂過大海,去收編雄霸一方的江洋大盜。

這樣一個曾志女士革命成功后做什麼呢?黨委任她為”廣州市委工業書記”,用她自己不無驕傲的話來說是”擔負著振興廣州市工業的重擔”。讀到這裏,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氣。但想到曾女士畢竟還上過幾年小學,在”革命隊伍”中就算是”知識分子”了,又為數百萬羊城兒女感到慶幸,他們畢竟沒有攤到一個高舉板斧的黑旋風來”分管工業”。

1954年,廣州市委推薦曾志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但名單到了陶鑄那裡,他一筆勾掉,換上另一人。陶鑄的解釋是:中央認為同志不適合在華南局工作,把他調到北京,為照顧方方的情緒,緩和一下矛盾,就讓方方的愛人擔任人大代表。曾志對此不接受:

我聽了非常生氣,認為陶鑄的理由完全說不通,他是為了個人關係,拿我來做交易。我斥道:“你這是毫無原則,我是組織上推薦的,你為了你自己與方方同志的關係就否定了我的代表資格。我想不通,我有意見。”(434頁)

陶鑄或許會用“大義滅親”來自我欣賞,但人大代表的資格被他用來做交易,這也太不尊重廣州幾百萬人民的“意願”了。

陶鑄精通鬥爭邏輯,政治上“緊跟”毛。1950年,毛認為廣西剿匪不力,派陶前往督導,莫文驊說陶“對廣西的剿匪鬥爭卻一口否定,扣下幾頂大帽子,如說不收民槍,不殺土匪頭,七擒七縱,寬大無邊,右傾等等。他不經省委、軍區,亦不找省委同志說,也不經中南局、中南軍區,把自己的片面的看法直接電告毛主席。他不是善意地幫助省委工作,而是動員別人‘揭發’省委主要領導人。不久,省委主要領導即被‘靠邊’了。”(630頁)

陶大開殺戒后致電毛稱殲滅匪45萬,其中約有三分之一屬於可殺可不殺,毛批複曰:在廣西應該殺。有謂共殺五萬,不可能達到十幾萬。這是對陶鑄之狠毒太小覷了。

1952年,毛認為廣東土改有右的傾向,又派陶前往,陶迅速發起“反右傾”和“反地方主義”的鬥爭,擠走華南分局和廣東省的主要領導人。後來說:“有人告了我的御狀,陶鑄這個人,在廣西一腳踢開了張雲逸,到廣東,又一肢踢開了我葉劍英。”(123頁)

張雲逸、葉劍英都是軍內元勛,陶卻能取而代之,除了毛的信任、支持外,陶本人的“不把人當人”暴露無遺。斯大林嘗雲:死一個人是個悲劇,死十萬人是個數字。陶鑄不得好死便是報應。

調走方方是“反右傾”、“反地方主義”的必要環節,陶拿曾的代表資格來做交易,可能說明他與方方沒有什麼歷史過節,以至於在趕走方方之後還得給點安慰。1957年廣東第二次反地主主義,主要人物之一是時任的古大存。延安整風中,古深得毛澤東、劉少奇、彭真的信任,大刀闊斧地將黨校一部的許多老幹部打成“特務”、“特嫌”、“叛徒”。曾志也被認定是“有特務嫌疑”,曾不服,“去找了黨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釋,但他不表態。”(343頁)

陶當時就對他說:“古老,你主觀主義,不肯為曾志作結論,拖了兩年,你有什麼根據?你有沒有作過自我批評?”(31頁)

當年的怨氣肯定是陶打倒古大存的動機之一。

“文革”狂飆颳起,天下大亂,神州陷於浩劫難。毛卻反覆宣稱天下大亂是好事,1966年底在陶鑄、曾志夫婦均應邀出席的家宴上(劉鄧已被摒除),還舉杯“祝全國全面內戰”。此乃毛真情流露,蓋毛之威信在大亂中達到空前絕後的程度;其對全國的控制,由於各級組織系統的癱瘓而更加無所限制。

毛的權力登峰造極,陶鑄岌岌可危之際,曾志向陳毅說起自己的擔心,陳毅卻答道:“大姐,你放心,他們這樣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幾天主席還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變了主意。”(447頁)黨內第四把手的命運就取決於毛有沒有改變主意。

一片混亂中,毛的魔影無所不至,曾志敏銳地察覺到了:

在批鬥場上,揪住我,要我低頭彎腰,這時有人示意他們不要動我,讓這批莽漢退了下去,我知道這都是由於毛主席的緣故,如果沒有他的保護,在那麼恐怖的批鬥大會上,我是必死無疑了。(470頁)

一片混亂中,毛直接掌控的專政系統高效運轉。曾志在粵北被監管期間,到集上買一元錢的菜、勞動時戴手套、穿雨鞋等等都有人向上彙報。1974年,曾志的3歲孫女在中組部幼兒園,向一個5歲的小男孩說了一句她的姥爺(即陶鑄)不是病死而是被害死的話,男孩之母報告老師,老師報告中組部政工處,政工處報告組織部,組織部報告中央,位於權力中樞的紀登奎、汪東興親自批示處理。層層上報,井然有序,何曾有半點“亂”的跡象?

在眾多的“革命”妻子中,有的是隨夫參加“革命”的,有的自身就是“革命者”。曾志的“革命”資歷並不低於陶鑄,所以儘管她的政治生命實際上離不開陶鑄的命運,但相對而言,她比許多下台領導的妻子要好過得多。陶鑄被打倒后的1967年初,曾志致函給毛稱:

我怎麼辦呀?我是請假來養病的,組織關係工資和供給關係都在廣東,現在陶鑄倒了,我若回廣州,像我這樣的身體,體重才六十七斤,能經得起革命造反派的審查批鬥嗎?但我在這裏,什麼關係也沒有,中南海的造反組織要趕我走又怎麼辦呢?”

毛憐香惜玉,當即回函:

曾志同志,你是來養病的,就住在北京,幫助陶鑄同志做檢查。你的黨組織關係,去找東興同志。

汪不敢怠慢,派秘書將“上諭”送曾。有此金書鐵券,曾得保無虞。但造反派抄家時卻將之抄走了。轉眼到了四月份,曾志又開始感到惴惴不安,再次致函給毛:

我若再不回去,人家會以為我逃避審查批鬥,但回去又怕身體吃不消。特請示主席,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這次無迴音。但曾也依然平安。事後才曉得,毛接信后竟然跟周恩來商議道:

你看曾志要回去,連黃永勝都不能立足了,都跑到北京來了,曾志能夠回去嗎?算了,不要回去了。

非但如此,毛後來在一次會議上又說:“曾志有什麼問題,陶鑄是陶鑄。”(502頁)

1974年,陶鑄尚未平反,曾志已經參加四屆人大。事實上,除了她,別無他人蒙此恩寵。曾志也感恩涕零,為毛之惡行粉飾洗刷:

我的女兒總問我一個問題:爸爸死得那麼慘,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麼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這是個很膚淺的問題。我跟隨毛主席半個世紀,並不是靠個人的感情和恩怨,而是出於信仰我對我選擇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對我走過的路無怨無悔,那麼我對我的指路人當然會永存敬意!我嘆口氣,對我的女兒說:“不怨,主席晚年是個老人,是個病人嘛!”(534─535頁)

曾志說的是肺腑之言。她對毛既敬若神明又體貼入微。有一部“革命歷史題材”的電視劇集裏面,出現一個細節:身穿灰色幹部服的毛,獨自一人站在窯洞前的小院子里正思考著什麽;這時一位穿著女八路軍裝,身材苗條的中年女子,躡手躡腳地走到毛後面,舉起一雙玉手,突然蒙住他雙眼。毛竟然完全不以為忤,反而欣喜地輕喚了一聲:曾志!

電視觀眾和讀者諸君不妨想想,上面的畫面不正是一對戀人私下調情的場景嗎?劇集編導如果沒有某種歷史依據能夠杜撰出這一幕嗎?給他個天大的膽子他也不敢憑空捏造出此呀!哪怕是新婚燕爾聖眷正隆之際,江青也決不會這麽造次呀,因為她的一貫高傲的個性不可能讓她像個寵物那樣這麽干!

但曾志就可以如此膽大包天沒大沒小。前面列舉的她狼狽不堪時直接寫信給“今上”,就表明她深知沒有任何人敢攔截她告御狀,而且毛太祖也必然會妥善處置之。

毛曾二人之間關係的貓膩就探索到此。看來這會是又一個中共黨史之謎,不知何時才能揭曉。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據曾志所寫的陶鑄病情記錄,1969年4月間他經常痛得在床上東倒西歪,前趴後仰,每次痛過後都是一身大汗,要用幾條毛巾才能擦乾,像這樣,一天要發作三、四次,……虛弱得連大便的力氣都沒有,每隔幾天,就得用手給他摳大便……,(轉引自陶斯亮《一封終於寄出的信-給我的爸爸陶鑄》)

如斯苦況便屬現世報!孤身押抵合肥后的四十多天在牢房裡劇痛不已,更是十足的報應!陳毅所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然不報,時辰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講得太對了!我們不應因陳毅乃大惡人而廢其言。

另一方面,曾志女兒陶斯亮那篇《一封終於寄出的信-給我的爸爸陶鑄》,卻必須扔進歷史的垃圾堆。但建議讀者仔細想想信中下面這段話:

爸,女兒是醫生,我知道胰臟靠近腹腔的一個大神經節,癌塊侵犯神經會引起極大的疼痛。

真是“舉頭三尺有神明”啊!所謂“感同身受”落在陶鑄的寶貝女兒身上,這比陶鑄這一介大男人“身受”的劇痛之殺傷力超出百倍!須知多少英雄好漢遭受酷刑還能忍住,但讓其目睹妻女心酸的樣子,他就無法抵禦了。儘管陶鑄未能知曉寶貝的“亮亮”內心無以復加的傷痛滋味,可是陶斯亮自訴的凄苦,無疑至少足可讓九泉之下廣西十五萬冤魂連呼“痛快”!筆者本人也為自己這種“幸災樂禍”拊掌稱快不已!

可惜的是,日前在微信中看到陶斯亮新作《相逢一笑在梅州》(2021年2月撰文),其中回憶2007年大陸紅二代的一次空前絕後的歷史性聚會。

與會者有130多位“開國元勛”、將帥、前省部級幹部的後代,出自葉劍英子女的手筆。陶斯亮該文輕鬆活潑,全然不見當年父輩的恩仇。所附合照里包括彭德懷之女彭鋼等無不呲牙咧嘴。“亮亮”又喜笑顏開了!老天爺怎麼這麼輕易就放過她?

筆者還要痛斥此人之負心作為。你的前夫張醫生在你陷於人生低谷之際毅然和你結婚,其情意何等深厚,堪稱為十足的大丈夫行徑;婚後你倆育有子女,一家樂也陶陶。你為何只過了十五年(1969-1984),就被一高大威猛的中年帥哥花言巧語加筆下生花迷倒,進而在你母親推波助瀾下移情別戀?你身為一雙子女的生母,怎可這樣對待懷胎十月產下的心肝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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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承認你跟理由的子女們一向孝順父母嗎?那何以你倆為人父母卻沒有做出應有的舉措呢?

不管怎樣,曾志的回憶錄值得讀者逐字逐句深思細想,其間絕對是回味無窮;而陶斯亮和理由唱雙簧,百般美化自己,卻十足令人作嘔!

2025年12月24日下午2:10完稿

來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