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之後:英國為何在美伊戰爭中選擇退場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原創 楊大巍 印象與邏輯 2026年3月4日
美國與以色列近日對伊朗實施空襲。從軍事層面看,這是一場針對伊朗核設施與軍事網路的精準打擊。但從更廣闊的地緣政治視角來看,這場行動同時揭示了西方聯盟內部正在發生的一場深刻裂變。
行動伊始,美國幾乎是與以色列單獨推進。歐洲盟友基本缺席。法國沒有參与,德國沒有參与,大多數歐洲國家甚至連象徵性支持都顯得格外謹慎。而在這些國家之中,最出人意料的卻是英國。
長期以來,英美關係被稱作”特殊關係”。英國不僅是北約最可靠的軍事支柱之一,也是美國在全球事務中最穩定的戰略夥伴。從冷戰到伊拉克戰爭,每逢重大國際行動,英國幾乎總站在華盛頓一側。
然而這一次,當美國希望借用英國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亞軍事基地支持對伊朗的行動時,英國政府卻表現出明顯的猶豫與疏離。
迪戈加西亞是英國海外領地中最具戰略價值的資產之一。這座位於查戈斯群島中央的孤島,長期由美國軍方使用,已經成為美國全球軍事投射體系中的關鍵支點。從海灣戰爭到伊拉克戰爭,再到阿富汗行動,美國的戰略轟炸機與海軍力量多次從這裏出發。
正因如此,當英國在此次衝突中對基地使用問題持保留態度時,這一姿態在華盛頓與倫敦都引發了明顯震動。
據多家媒體披露,在被稱為”史詩狂怒行動”的準備階段,首相基爾·斯塔默最初並不同意美國使用英國控制的軍事基地,尤其是迪戈加西亞,對伊朗實施打擊。英國政府擔憂捲入新一輪中東衝突,因此在基地授權問題上表現出明顯克制。
在美國提出強烈抗議之後,英國最終同意使用相關基地,但附加了一個條件,行動必須被界定為”防禦性打擊”。
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後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談及這一過程。他特別提到查戈斯群島,也就是迪戈加西亞所在的那片英國海外領地,並表示,美軍花了三四天時間才確認是否能夠在那裡部署行動。
特朗普說,如果能從迪戈加西亞起飛,行動將比從更遠距離多飛幾個小時便利得多,因此美國方面對英國最初的猶豫感到震驚。
在談到英國時,特朗普的語氣一度顯得複雜。他表示自己始終對英國懷有深厚感情。母親出生在那裡,父親家族也源自那裡,這個國家總會讓他產生一種天然的親近感。
但在表達這種情感的同時,他拋出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如今的英國,已經不是丘吉爾時代的英國了。”
在美國保守派媒體與評論圈中,這句話迅速被廣泛引用。一些評論者更為直白地指出,在他們看來,英國最後一位真正具備全球政治氣魄的領導人,或許是瑪格麗特·撒切爾。
在這些觀察者眼中,今天的英國政治階層越來越謹慎,也越來越不願在重大國際問題上承擔風險。
這種評價固然帶有明顯的政治情緒,但它同時也折射出一個現實。過去幾十年裡,英國在全球戰略體系中的角色確實發生了顯著變化。
這句話看似政治人物的即興評論,卻蘊含著多層判斷。
首先,這是對斯塔默領導風格的直接評判。在許多美國保守派觀察者看來,這位工黨首相在重大國際危機中的表現過於謹慎,甚至近乎軟弱。
但更深層的含義在於,它指向一個無可迴避的事實。在丘吉爾的時代,大英帝國雖然步入黃昏,但帝國的意志仍然堅韌。倫敦依舊相信自己在世界事務中負有某種歷史使命。
今天的英國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氣質。它仍然擁有輝煌的歷史遺產,卻越來越缺乏動用這些遺產的意志。
斯塔默政府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源於英國國內政治現實。過去幾十年,英國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中東問題在國內政治中高度敏感,尤其在一些大城市選區,外交政策往往與人口結構緊密交織。
斯塔默在公開講話中反覆強調,英國沒有參与空襲。這種表態不僅是外交辭令,更是在向國內觀眾發出明確信號,尤其是向規模不斷擴大的穆斯林選民群體傳遞政治姿態。
在當代英國政治中,中東政策已經越來越難以脫離國內人口結構的影響。
然而,當一個國家在重大國際危機面前首先計算國內政治成本時,它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往往也會隨之發生變化。
如果把時間拉回一百年前,英國在中東的角色幾乎完全相反。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中東大部分地區仍屬於奧斯曼帝國。1918年帝國崩潰之後,英國與法國開始重新繪製這一地區的政治版圖。1916年的《賽克斯-皮科協定》奠定了現代中東國家邊界的基本框架。伊拉克、約旦、敘利亞、黎巴嫩與巴勒斯坦的政治格局,很大程度上誕生於歐洲外交桌上的鉛筆。
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中東秩序正是英國帝國戰略的產物。
進入二十世紀,中東的重要性迅速上升。1908年在波斯發現的大規模油田,促使英國迅速建立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與此同時,英國海軍開始從煤炭動力轉向石油動力。
這一技術轉變,使中東石油成為英國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支柱。蘇伊士運河、波斯灣與地中海航線逐漸構成大英帝國全球戰略的關鍵軸線。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英國不僅參与中東事務,更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這一地區的政治秩序。
這種局面直到1956年才被徹底打破。
那一年爆發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成為英國帝國歷史上的轉折點。埃及總統納賽爾宣布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英國、法國與以色列隨後發動軍事行動試圖重新奪回運河控制權。然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拒絕支持,並通過金融壓力迫使英國撤軍。
這場危機不僅改變了運河的命運,也重新塑造了世界權力結構。英國帝國時代至此宣告結束,美國成為西方世界的主導力量,中東安全體系逐漸轉向華盛頓。
丘吉爾晚年在回憶蘇伊士問題時語氣沉重。對於他這一代人來說,蘇伊士運河不僅是一條航道,更是帝國全球體系的生命線。危機之後,這條生命線仍然存在,但帝國已經不復存在。
即便如此,在隨後的幾十年中,英國仍然保留著若干關鍵戰略支點。其中最重要的之一,正是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亞。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座基地本身就是帝國海權遺產最後的象徵之一。
但遺產並不等同於力量。
當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時,英國卻在是否參与的問題上表現出明顯猶豫。這種猶豫或許可以從國內政治層面解釋,但在戰略層面,它傳遞出一個清晰信號。
英國正在進一步收縮自己在中東乃至全球事務中的角色。
如果說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標志著大英帝國時代的終結,那麼今天在迪戈加西亞這樣的戰略支點上的遲疑,或許將被歷史記住為另一個節點。
一個曾經君臨世界的帝國,最後一縷落日餘暉消失的時刻。
美國與以色列近日對伊朗實施空襲。從軍事層面看,這是一場針對伊朗核設施與軍事網路的精準打擊。但從更廣闊的地緣政治視角來看,這場行動同時揭示了西方聯盟內部正在發生的一場深刻裂變。
行動伊始,美國幾乎是與以色列單獨推進。歐洲盟友基本缺席。法國沒有參与,德國沒有參与,大多數歐洲國家甚至連象徵性支持都顯得格外謹慎。而在這些國家之中,最出人意料的卻是英國。
長期以來,英美關係被稱作”特殊關係”。英國不僅是北約最可靠的軍事支柱之一,也是美國在全球事務中最穩定的戰略夥伴。從冷戰到伊拉克戰爭,每逢重大國際行動,英國幾乎總站在華盛頓一側。
然而這一次,當美國希望借用英國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亞軍事基地支持對伊朗的行動時,英國政府卻表現出明顯的猶豫與疏離。
迪戈加西亞是英國海外領地中最具戰略價值的資產之一。這座位於查戈斯群島中央的孤島,長期由美國軍方使用,已經成為美國全球軍事投射體系中的關鍵支點。從海灣戰爭到伊拉克戰爭,再到阿富汗行動,美國的戰略轟炸機與海軍力量多次從這裏出發。
正因如此,當英國在此次衝突中對基地使用問題持保留態度時,這一姿態在華盛頓與倫敦都引發了明顯震動。
據多家媒體披露,在被稱為”史詩狂怒行動”的準備階段,首相基爾·斯塔默最初並不同意美國使用英國控制的軍事基地,尤其是迪戈加西亞,對伊朗實施打擊。英國政府擔憂捲入新一輪中東衝突,因此在基地授權問題上表現出明顯克制。
在美國提出強烈抗議之後,英國最終同意使用相關基地,但附加了一個條件,行動必須被界定為”防禦性打擊”。
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後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談及這一過程。他特別提到查戈斯群島,也就是迪戈加西亞所在的那片英國海外領地,並表示,美軍花了三四天時間才確認是否能夠在那裡部署行動。
特朗普說,如果能從迪戈加西亞起飛,行動將比從更遠距離多飛幾個小時便利得多,因此美國方面對英國最初的猶豫感到震驚。
在談到英國時,特朗普的語氣一度顯得複雜。他表示自己始終對英國懷有深厚感情。母親出生在那裡,父親家族也源自那裡,這個國家總會讓他產生一種天然的親近感。
但在表達這種情感的同時,他拋出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如今的英國,已經不是丘吉爾時代的英國了。”
在美國保守派媒體與評論圈中,這句話迅速被廣泛引用。一些評論者更為直白地指出,在他們看來,英國最後一位真正具備全球政治氣魄的領導人,或許是瑪格麗特·撒切爾。
在這些觀察者眼中,今天的英國政治階層越來越謹慎,也越來越不願在重大國際問題上承擔風險。
這種評價固然帶有明顯的政治情緒,但它同時也折射出一個現實。過去幾十年裡,英國在全球戰略體系中的角色確實發生了顯著變化。
這句話看似政治人物的即興評論,卻蘊含著多層判斷。
首先,這是對斯塔默領導風格的直接評判。在許多美國保守派觀察者看來,這位工黨首相在重大國際危機中的表現過於謹慎,甚至近乎軟弱。
但更深層的含義在於,它指向一個無可迴避的事實。在丘吉爾的時代,大英帝國雖然步入黃昏,但帝國的意志仍然堅韌。倫敦依舊相信自己在世界事務中負有某種歷史使命。
今天的英國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氣質。它仍然擁有輝煌的歷史遺產,卻越來越缺乏動用這些遺產的意志。
斯塔默政府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源於英國國內政治現實。過去幾十年,英國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中東問題在國內政治中高度敏感,尤其在一些大城市選區,外交政策往往與人口結構緊密交織。
斯塔默在公開講話中反覆強調,英國沒有參与空襲。這種表態不僅是外交辭令,更是在向國內觀眾發出明確信號,尤其是向規模不斷擴大的穆斯林選民群體傳遞政治姿態。
在當代英國政治中,中東政策已經越來越難以脫離國內人口結構的影響。
然而,當一個國家在重大國際危機面前首先計算國內政治成本時,它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往往也會隨之發生變化。
如果把時間拉回一百年前,英國在中東的角色幾乎完全相反。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中東大部分地區仍屬於奧斯曼帝國。1918年帝國崩潰之後,英國與法國開始重新繪製這一地區的政治版圖。1916年的《賽克斯-皮科協定》奠定了現代中東國家邊界的基本框架。伊拉克、約旦、敘利亞、黎巴嫩與巴勒斯坦的政治格局,很大程度上誕生於歐洲外交桌上的鉛筆。
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中東秩序正是英國帝國戰略的產物。
進入二十世紀,中東的重要性迅速上升。1908年在波斯發現的大規模油田,促使英國迅速建立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與此同時,英國海軍開始從煤炭動力轉向石油動力。
這一技術轉變,使中東石油成為英國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支柱。蘇伊士運河、波斯灣與地中海航線逐漸構成大英帝國全球戰略的關鍵軸線。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英國不僅參与中東事務,更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這一地區的政治秩序。
這種局面直到1956年才被徹底打破。
那一年爆發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成為英國帝國歷史上的轉折點。埃及總統納賽爾宣布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英國、法國與以色列隨後發動軍事行動試圖重新奪回運河控制權。然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拒絕支持,並通過金融壓力迫使英國撤軍。
這場危機不僅改變了運河的命運,也重新塑造了世界權力結構。英國帝國時代至此宣告結束,美國成為西方世界的主導力量,中東安全體系逐漸轉向華盛頓。
丘吉爾晚年在回憶蘇伊士問題時語氣沉重。對於他這一代人來說,蘇伊士運河不僅是一條航道,更是帝國全球體系的生命線。危機之後,這條生命線仍然存在,但帝國已經不復存在。
即便如此,在隨後的幾十年中,英國仍然保留著若干關鍵戰略支點。其中最重要的之一,正是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亞。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座基地本身就是帝國海權遺產最後的象徵之一。
但遺產並不等同於力量。
當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時,英國卻在是否參与的問題上表現出明顯猶豫。這種猶豫或許可以從國內政治層面解釋,但在戰略層面,它傳遞出一個清晰信號。
英國正在進一步收縮自己在中東乃至全球事務中的角色。
如果說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標志著大英帝國時代的終結,那麼今天在迪戈加西亞這樣的戰略支點上的遲疑,或許將被歷史記住為另一個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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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曾經君臨世界的帝國,最後一縷落日餘暉消失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