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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築越高的牆，越難掩飾的政權脆弱性

2026年04月19日 20:07

文章來源：民生觀察

4月起，當局對“”展開了空前嚴厲的清理整治，此次行動的定性與力度較以往顯著升級，被部分輿論稱為“翻牆清零”行動。多份內部緊急通知顯示，江蘇、陝西、廣東等多個省份正進行“網路大清洗”，全面取締一切翻牆業務，禁止連接香港、及其他國家。4月7日，工信部緊急約談移動/聯通/電信，議題是“加強跨境數據專線違規連接管理”。短短數天之內，一整條封鎖鏈條已迅速收緊。有數據中心承認，當局目標就是要“翻牆清零”。

 

這一輪打擊的顯著變化在於話語層面的去偽裝化。在過去的幾年裡，當局對中國境內的機房跨境業務的清理從未停止，但通常使用的是“流量轉發”、“網路優化調整”或“存在隱患”等技術性術語。這些措辭給了運營商一定的周旋空間，也讓不少“中轉機場”得以在縫隙中生存。現在風向徹底變了，此次清理行動的關鍵核心點是定性直接化，當局的監管指令直接點名整治“翻牆”違規行為，不再以線路維護為借口，不再假裝技術故障，以清場方式直接斷連，不再扭捏作態。當“翻牆”被擺到檯面上進行專項整頓，意味著規則已經從模糊走向了極度的清晰與冷酷。

 

這一輪對“翻牆”的集中整治，不是簡單的當局技術治理的升級，而是不斷收緊的控制體系的路徑必然。今年2月，當局推出的所謂《網路犯罪防治法》已釋放出清晰信號，將長期處於灰色地帶的“翻牆”行為納入明確的控制範圍，這一步，是定性；到了4月，從IDC機房整治、跨境專線清理，到三大運營商被集中約談，再到話語層面直接點名“翻牆”，則是執行層面的全面鋪開，這是落地。立法在前，執法在後，式推進夾在中間，這種節奏，並不陌生，是中共的傳統專制治國術。

 

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力度，而是方式的變化。過去的控網，更像是一種“技術性修補”，而這一輪，則明顯轉向全面清場，把機房、帶寬等底層資源直接納入控制邏輯之中。與此同時，話語的遮掩也在消失，曾經的技術修辭，被更直白的點名“翻牆”所替代，正式命名為需要清除的對象。這種“去偽裝化”，本身就是明確的信號，顯示當局對網路治理的重心，已經從“維持表面正常”，轉向“強化實質控制”。

 

當局為何選擇在此時，以如此“清場式”的方式處理翻牆？直接的誘因，是規模的變化。在3月份全面爆發的“龍蝦熱”可能是這輪整治的直接導火索。過去，“翻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小眾行為，屬於技術能力與信息需求都較為集中的群體。當現在數百上千萬普通用戶借“養蝦”之名輕鬆接入接觸境外信息資源，翻牆便不再是少數群體的的灰色愛好，而成了一種大眾化的日常需求，原有的“有限容忍”機制就會失效。因為一旦規模突破某個閾值，“牆”的象徵意義就會被削弱，甚至失去威懾力。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的治理邏輯會從“選擇性控制”轉向“全面壓制”。這並不完全是出於對具體行為的反應，而更多是對“失控可能性”的預防。因為這裏就不可避免地觸及專制體制的致命死穴——政權的安全感問題。

 

在極權專制體系中，在一家一姓一黨的利益凌駕於國家、民族、國民利益之上，因而政權的所謂穩定必然被理解為一種需要持續維護的狀態，而不是自然生成的結果。尤其是在為核心的統治下，“風險前置”“底線思維”成為核心原則之一。這種思維方式，會傾向於將潛在的不確定性提前納入管控範圍，即使這些不確定性尚未轉化為現實威脅。

 

從這個角度看，“翻牆”的問題，並不僅僅是信息流動的問題，而是與認知邊界、輿論空間乃至社會預期相關的系統性變數。一旦信息來源多元化、敘事框架多中心化，就可能削弱單一敘事的穩定性。因此，對信息的收緊，本質上是一種對認知空間的再控制。

 

與此同時，壓力為這再控制收緊趨勢提供了現實動因。當經濟處於上行周期時，社會的不滿可以通過增長預期被部分吸收；而當增長放緩甚至停滯時，信息的開放性就可能放大比較效應與不公平感。外部世界不僅提供了不同的信息，也提供了參照系——收入、福利、制度、機會的對比，都會在無形中改變人們的預期。在這種情境下，收緊信息流動，雖然不能解決本身，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衝由經濟問題引發的認知衝擊。

 

短期來看，對信息的收緊模式確實能夠強化當局的控制社會。但問題在於，它幾乎不可避免地帶來新的動搖政權的後果。一方面是成本的不斷上升。信息時代的技術結構決定了封鎖與反封鎖之間的技術博弈，本身就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消耗戰。每一次加碼，都需要更大的資源投入，而效果卻在邊際遞減。控制本身，逐漸演變為一項高消耗的工程。

 

另一方面，社會分層會被進一步固化——能夠獲得“白名單”或特殊渠道的人，與被完全隔絕的人之間，將形成更明顯的認知與機會差距。更重要的是，它會逐漸改變整個社會的行為模式，政權的統治正當性被持續侵蝕。當獲取信息被普遍置於潛在違規之中，政權制定的規則就不再體現公共利益，而只是維護一小撮人利益的選擇性工具，其合法性認同不斷流失。當越來越多的人在內心與官方敘事之間保持距離，表面的順從與內在的疏離開始並存。

 

一個社會可以在強制下維持秩序，卻難以在普遍疏離中維持活力。這些變化，並不會立即表現為劇烈的衝突，但會在更深層改變社會的運行方式。與此同時，反抗也在發生變化。顯性的、組織化的對抗空間被壓縮，但日常化、去中心化的抵抗在擴散。個體在信息選擇、表達方式與行為邊界上的微小偏離，構成一種低強度但持續存在的張力。

 

而所有這些，又匯聚到一個更大的政權統治悖論之中。信息時代的基本屬性，是流動、複製與連接；而極權結構賴以維繫的，是壟斷、封閉與單一敘事。當兩者相遇，衝突幾乎不可避免。封鎖可以延緩這種衝突的顯現，卻無法消除其根源。

 

於是，控制越是加碼，矛盾反而越被放大，牆越高，人們越意識到牆的存在；限制越多，對外部世界的想象越強；壓制越嚴，內部敘事的脆弱性越容易暴露。

 

從長周期來看，這種以封閉換取安全的路徑，往往會走向自我消耗。因為它需要不斷擴大控制來維持既有結構，而這種擴張終究會侵蝕效率、削弱適應能力、耗盡合法性資源。

 

因此，這一輪對“翻牆”的清場，並不只是一次網路治理的升級，而是政權正在主動選擇一條以封閉換取控制的路徑。這一輪“清場”，既是控制的強化，也是某種更深層變化的開端。而正是控制的強化，使中共也在不斷製造自身的對立面。因為任何以壓製為前提的秩序，都必須假定人會停止懷疑、停止追問、停止不滿；而在信息時代，這三件事恰恰是最難被徹底禁止的。

 

專制的力量，在於它可以壓制明確的反對，卻無法真正消滅內在的覺醒；它可以切斷連接，卻難以阻止人們重新尋找連接的方式。當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那道牆不僅阻隔了世界，也限制了自身的可能性時，牆的存在本身，就已經成為一種持續的抗爭動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