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還未出版的禁書《狹窄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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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inc20631
首先說明,這本書不是小黃書,完整的譯名是《狹窄的通道:國家、社會與自由的命運》,這是繼 2012 年《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之後,達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兩人再度聯手的重磅著作,於2019年出版。
這本書更深入地討論了“專制利維坦”(Despotic Leviathan)與社會自由的博弈,政治敏感度比前一本更高。書中詳細論述了為什麼強大的國家權力如果沒有社會力量的制衡,最終會走向自由的對立面。
在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狹窄的通道》(The Narrow Corridor)中,“專制利維坦”(Despotic Leviathan)是一種“有能力的掠奪”,同時也是是一個極具張力的概念。
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獨裁(極權)政府”,而是一個高效率、高組織化、但缺乏社會制衡的龐然大物。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深度拆解這個“精密收割機”的運作邏輯及其最終的悖論。
1、專制利維坦的“效率紅利”:為什麼它能創造奇迹?
在經濟發展的早期或“追趕階段”,有能力的專制國家往往比民主國家看起來更有活力。
(1)克服“公地悲劇”: 它可以強行整合碎片化的資源。例如,在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工業布局上,它能無視地方利益團體的阻礙,實現最優的硬體配置。這就是中國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相關閱讀:集中力量辦大事不一定能辦好事】”。
(2)降低交易成本: 強大的國家能力提供了“暴力壟斷”下的極端秩序。在這種環境下,只要你順從權力,你不需要擔心街頭犯罪、軍閥混戰或法律的極端低效,這種“確定的不自由”在一段時間內反而能吸引追求穩定的資本。
(3)強制性原始積累: 它能通過剪刀差、低福利政策或行政手段,強行壓低消費,將資源集中到國家認為重要的戰略領域(如重工業或高科技園區)。
2、“收割機”的運作邏輯:抽幹活力的三種方式
當國家能力極強且不受制約時,這種“能力”會轉化為一種精密的掠奪機制:
(1)行政性替代市場: 當系統發現某個行業(現金奶牛)極其賺錢時,專制利維坦傾向於通過行政命令、准入許可或直接持股,將民間活力收編。這並不是消滅財富,而是將“利潤驅動”轉變為“權力意志驅動”。當行政命令又無法替代市場時,它又有可能會消滅這個市場。例如中國的教培行業。
(2)恐懼誘發的平庸化: 強大的國家能力意味著它有能力監控和懲罰任何“越軌”行為。在創新領域,失敗是常態,挑戰權威是前提;但在專制利維坦下,“安全”比“創新”更重要。企業家和知識分子會形成自我審查,將精力從風險巨大的原創研究轉向討好權力的尋租行為。
(3)社會原子化: 為了維持統治,專制利維坦會利用其強大的組織能力,拆解任何自發的社會組織(工會、商會、獨立媒體)。結果是社會失去了自愈和糾錯能力,所有問題只能依賴於最高層的決策。這就是大家為什麼會看到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啦。當然在以前,媒體會習慣的用黨中央。同時,在中國任何自發的群體性聚集都是必須要鎮壓的。
3、致命的“阻礙”:創新階段的紅燈
為什麼這種模式在進入“前沿創新”階段時會突然失靈?阿西莫格魯提出了一個核心觀點:紅皇後效應(The Red Queen Effect)。
在“狹窄的通道”中,只有當國家能力(利維坦)和社會力量(民眾)同步增長、互相制衡時,才能產生真正的持久繁榮。而專制利維坦打破了這種平衡:
(1)無法通過“指令”獲得靈感: 國家可以命令工人在一年內蓋好一萬座工廠(追趕),但無法命令科學家在一年內發明出下一個“ChatGPT”或“半導體突破”(創新)。後者需要的是自由的碰撞和對失敗的極度包容,這恰恰是“專制”的對立面。
(2)制度僵化與“路徑依賴”: 強大的官僚系統由於過去幾十年靠“強力干預”獲得了成功,會產生巨大的慣性。當經濟需要放權時,既得利益集團(官僚和權貴)會利用強大的國家能力去鎖死現狀,防止權力流失。
(3)資源的“負向擠出”: 隨著國家能力進一步膨脹,它需要消耗更多的資源來維持其監控和管理系統。這導致社會財富更多地流向非生產性的“維穩”和“行政”開支,而非研發投入。例如中國的1.4萬億天量的維穩費用。
“有能力的掠奪”最危險的地方在於它的虛假繁榮。它給觀察者一種錯覺:似乎不需要自由也能實現現代化。是不是在中國曾經或者說現在就有很多人是這種觀點呢?
但從系統論角度看,這種模式本質上是在“消耗社會信任”來換取“短期硬體產出”。一旦技術紅利耗盡,進入必須依靠“人的創造力”的深水區時,那個曾經保護髮展的“強力國家”,就會像一層厚厚的鐵殼,讓內部的生命力窒息。
過去我們認為“無能力”是國家失敗的主因,但阿西莫格魯提醒我們,“有能力但不受控”的國家,其失敗往往更具毀滅性。因為它在崩潰前,會先耗盡社會最後一點自我更新的基因。
阿西莫格魯認為,中國正試圖證明“不需要社會制衡也能實現現代化”,而他的書卻在論證這不可能。這種學術上的“唱反調”使得其著作在進入簡體市場時面臨巨大的審查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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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制度為了維持權力,必然會控制“思想”。如果一本書在分析及拆解該制度的運作邏輯,那麼該書本身就會被視為一種威脅。所以這本書還未在中國大陸出版就已經是一本禁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