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與紅色貴族的權力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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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mond
Aug 26, 2026
關於薄熙來的政治生涯，外界已經寫得很多。但我對這個人的判斷，並不是2012年倒台以後才形成的。從大連、遼寧、商務部到重慶，我自己看到的、朋友分享的幾件事，串起來，反而很能說明薄熙來這個人，也很能說明中國一種特殊的政治階層——紅色貴族。
薄熙來當然不能代表所有紅二代。但他把這個階層某些最鮮明的特徵發揮到了極致：
自恃甚高，敢冒風險，目中無人，蔑視規則，積極爭位，又極善於包裝和表演。
這些性格既屬於薄熙來本人，也與他的出身密不可分。
而他的結局，又說明了紅色貴族另一個更重要的事實：
他們可以繼承接近權力的優勢，但在沒有制度保障的環境里，沒有人是安全的。
一、大連：花拳繡腿
薄熙來主政大連期間，我曾去大連考察項目。
那時候，大連女警察騎馬巡街的新聞在中國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薄熙來治理下的大連，被傳說成中國最漂亮、最現代化的城市之一。
但我真正到了大連，印象卻不盡相同。
市中心薄熙來重點治理的那一片，確實做得比較像樣。可是只要出了那個圈子，馬上就覺得城市敗落。
我當時得到的印象就是：
這個人花拳繡腿，表演功夫很足。
這不是說他完全沒有能力。相反，他非常知道政治中什麼東西需要做給別人看。
別人修一個城市，他要製造一個城市形象。
別人做政績，他要把政績變成新聞。
別人治理地方，他同時經營自己的政治品牌。
這其實是薄熙來後來一貫的風格：治理與表演從來分不開。
紅色貴族的一個特點，也正在這裏。
他們往往比一般官員更有自信，更敢表現自己。普通幹部怕出頭，怕犯錯，怕被認為有個人野心；而某些紅二代從小生長在權力中心，對政治舞台有一種天然的熟悉感。
他們更容易覺得，自己生來就是做主角的。
二、遼寧：他很難甘於做“班子成員”
後來薄熙來出任遼寧省長。
我們有一個朋友，當時代表中央巡視組去遼寧調研。他回來給我們講過一件事情，我們聽完都大吃一驚。
考察組到了遼寧以後，省委書記召集全省局級幹部和調研組開大會，薄熙來這個省長沒有到場。
考察組隨後又到下面各個地方調研。
整個遼寧調研了一圈，最後回到瀋陽。
這時，我朋友突然接到薄熙來的電話。
薄熙來說：
聽說你們到了遼寧，我得過來拜訪一下。
我朋友非常吃驚。
一個中央考察組已經到了遼寧這麼久，從省委開會，到下面地方調研，再回到瀋陽，身為省長的薄熙來居然到了最後才知曉。看來他已被整個省委、省政府系統排擠在外。
這件事很能說明他的一個特點。
中共官場最講究的其實不是能力，而是組織關係。
誰是書記，誰是省長；誰主持，誰配合；什麼時候忍，什麼時候讓；什麼時候給別人面子。
薄熙來卻有太強的主角意識。
如果舞台不是他的，他就很難甘於配合別人。
這也是紅色貴族與一般官僚之間一個很有意思的心理差別。
一般幹部是從下面一級一級爬上來的，首先學會的是服從組織，服從權力。
而薄熙來這種人從小看到的，是自己的父輩本身就在組織最高層。
別人面對權力，是敬畏。
他面對權力，是熟悉。
這種熟悉很容易帶來一種錯覺：自己不僅接近權力，而且比別人更有資格支配權力。
三、商務部：一種很重的“公子脾氣”
薄熙來後來進入商務部。
在公眾面前，他是非常成功的商務部長。
身材高大，口才好，反應快，敢於跟外國官員公開交鋒。當時中國剛加入WTO不久，中美、中歐貿易摩擦不斷，薄熙來頻繁出現在國際談判和媒體上，很容易成為明星官員。
但我聽到的商務部內部評價完全是另一回事。
商務部的官員覺得薄熙來的作風很有老毛的味道。
早上睡覺不上班，到了下午四五點、五六點，才突然召集大家開會，把這些部委官員折騰得苦不堪言。
而且他說薄熙來很有“公子脾氣”。
罵人不留臉面。
據這位朋友講，當時商務部負責禮賓的一位主任，被薄熙來罵得精神壓力極大，甚至到了精神衰弱的程度。
很多商務部官員都跑到老領導胡儀那裡去投訴，希望能把薄熙來調走。
因為這已經不只是工作作風強勢的問題。
它反映的是一種很深的等級意識。
紅色貴族沒有爵位，沒有正式世襲制度。
但一個人如果從出生起，就生活在中國最高等級的政治家庭里，他很容易形成一種普通人沒有的心理：
他覺得這個體系本來就是自己家庭所屬的世界。
紅二代卻很容易先產生一種潛意識：
我本來就在這裏。
這種心理如果再碰上強烈的個人野心，就很容易從自信變成自負，從自負變成目中無人。
更深一層，是對制度邊界缺乏敬畏。
因為從小看到的現實往往不是制度約束權力，而是權力決定製度如何被執行。
四、重慶：用地方政治對唱北京
到了重慶，薄熙來的這些特點全部發揮到了最大。
他希望進入政治局常委。
但據我當時所知，原先的常委安排裏面並沒有他。
於是，他開始另走一條路。
他積極抱江澤民那邊的政治大腿，同時在重慶大搞“唱紅打黑”，把重慶的聲勢唱到全國。
這件事情其實極不尋常。
一個地方領導人，利用自己掌握的地方政治機器，在全國製造政治聲勢，為自己爭奪中央最高層的位置。
這是用地方政治對唱北京。
普通省委書記誰敢這麼做？
這恰恰就是薄熙來身上紅二代身份最明顯的地方。
他敢。
因為他覺得自己不是一個普通省委書記。
他的父親是薄一波。
他的家族本來就是這個政權的創始家族之一。
他覺得自己有資格去爭。
所以薄熙來政治性格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願意冒險，而且敢於突破約定俗成的政治邊界。
“唱紅打黑”本身也是如此。
為了政治目標，法律程序可以退後。
為了製造群眾支持，可以用運動式政治代替正常治理。
為了爭取常委位置，可以把一個地方變成自己的全國政治舞台。
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強人思維：
結果比規則重要。
而這又與紅色貴族的成長經驗有關。
他們從小看到的並不是規則高於權力。
恰恰相反。
他們看到的是：
權力制定規則。
規則今天這樣，明天可以那樣。
政策可以一句話改變。
久而久之，很容易形成一個結論：
別人不能逾越的邊界，我可以踩踏著過去。
而真正危險的地方也正在這裏。
當一個人長期生活在一個權力高於規則的體系裡，他很容易只看到權力給自己的便利，卻忽略了另一面：
既然規則不能保護別人，有一天也同樣不能保護自己。
五、為什麼薄習之間不需要有私人恩怨
薄瓜瓜今天說：
“薄習兩家不曾有過節。”
我完全相信，兩家私人之間未必有什麼深仇大恨。
但政治根本不需要私人仇恨。
薄熙來與習近平真正的問題，是兩個如此強勢的人能不能共存。
我當時得到的信息是，習近平後來執意要把薄熙來拿下，一個重要判斷就是：
如果薄熙來進入常委，他將來一定會與習近平爭奪最高權力。
具體的倒台過程以及當時常委會裡面發生的事情，我在《紅色輪盤》中已經有比較詳細的描述，這裏不重複。
但只看薄熙來此前幾十年的表現，這個判斷並不令人意外。
一個在遼寧與省委書記嚴重不和的人；
一個到了商務部要求整個機構適應自己工作方式的人；
一個在重慶敢於發動全國政治聲勢的人；
你很難想象他一旦進入常委，會突然變成一個謹言慎行、甘居人下的人。
所以薄熙來的倒台不能只從王立軍事件理解。
王立軍是導火索。
更深層的問題是：
薄熙來已經讓習近平相信，他是一個無法預測、無法約束，而且威脅未來權力格局的人。
在一個權力高度個人化的體系裡，這本身就足以致命。
六、紅色貴族真正繼承的是什麼？
從薄熙來身上，我一直覺得，我們理解紅二代時太容易只談利益。
誰家有多少錢，誰家的孩子去了哪裡讀書，誰做生意，誰當官。
這些當然重要。
但紅色貴族真正最深的遺產，是對權力的心理關係。
他們繼承的是一種主場感。
父輩打天下，子輩坐江山。
這句話未必寫在任何黨章里，但卻可能存在於很多人的潛意識之中。
因此，某些紅二代身上容易出現幾個共同特點：
第一，自恃甚高。
他們並不覺得自己和普通幹部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第二，對權力邊界缺乏普通人的敬畏。
因為他們從小就知道，很多所謂邊界其實是權力劃出來的。
第三，冒險性更強。
普通幹部首先考慮的是保住位置；有些紅二代卻會認為，自己有資格爭奪位置。
第四，等級意識很強。
這就是所謂“公子脾氣”：對下可以非常粗暴，因為潛意識裡並不真正把對方看成平等的人。
第五，容易把個人意志凌駕于制度和社會共識之上。
因為他們的家庭歷史本身就告訴他們，中國這個制度從來不是規則創造權力，而是權力創造規則。
薄熙來恰好把這些特徵集中到了一個人身上。
當然，並非所有紅二代都如此。
有些紅二代經歷過文革，親眼看到父輩從最高權力跌入深淵，因此反而非常謹慎；有些遠離政治；有些甚至對權力本身抱有深刻懷疑。
但是薄熙來代表了另一極。
出身給了他巨大的安全感，能力又不斷強化這種安全感，成功進一步強化他的自信，最後自信變成了相信自己可以突破邊界。
而真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安全感本身其實並不牢靠。
它來自離權力很近，而不是來自任何制度性的權利。
七、最大的誤判
所以我認為，薄熙來一生最大的誤判，不只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也不只是低估了政治風險。
更重要的是，他所處的整個紅色貴族階層，都容易混淆兩件事：
接近權力，和受到制度保護。
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紅色貴族可以繼承權力帶來的優勢，可以繼承人脈、資源、身份和機會。
但這些都不是制度保障。
沒有獨立的法律，沒有不可被最高權力隨意剝奪的權利，所有身份、地位、關係和歷史功勛，最終都只是暫時的。
薄熙來的命運說明了一件事：
在一個沒有制度保護的體系裡，沒有人真正安全。
今天你可以離權力最近。
明天你也可以成為權力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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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貴族，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