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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男人天堂 一夜消失

2026年08月25日 10:13

從、男人到鬼城傳說——四十年興衰與改開新洋務的命運

艾地生

筆者在20多年，有親戚朋友在東莞打工和定居，所以偶爾會去東莞串門或公務。近些年，從火車站到穿行於曾經最繁華的鎮街，會產生一種奇怪的錯位感。

廠房還在，高樓更多了，道路也比二十年前漂亮，但一些商業街白天店門緊閉，曾經徹夜燈火通明的、桑拿和早已物是人非。想起網上不斷出現一種說法：東莞已經衰落，甚至正在變成「鬼城」。

這種說法當然有誇張的一面。2025年東莞GDP仍達到1.276萬億元，同比增長4%；常住人口1080萬，而且仍在增加。第二產業仍佔GDP的56.1%。從這些數字看，東莞絕非一座正在死亡的城市，但人們感受到的冷清也並非幻覺。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東莞死了嗎」，而是：為什麼一個GDP仍在增長、人口仍然龐大、製造業依然強勁的城市，會讓那麼多人產生強烈的衰敗感？

答案或許是：東莞沒有死，死去的是一種東莞。而那種東莞的興起、繁榮、娼盛和衰落，恰好濃縮了改開新洋務運動四十余年的一個時代。

一、改開以前：人不是來東莞，而是逃離東莞

要理解東莞後來的奇迹，必須先回到一個今天已經很少被談論的歷史背景：大逃港。1950年代至1970年代，珠江口東岸從東莞、寶安到惠陽一帶，曾經持續發生逃往的浪潮。原因並不神秘。政治運動、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和飢荒，加上大陸與香港之間巨大的生活水平差距，使一河一海之隔的香港成為許多人眼中的另一個世界。有人翻山，有人坐船，更多的人泅渡深圳灣；有人成功到了香港，也有人被抓回、勞教，有人死在山裡和海里。

廣東省委邊防口岸辦公室後來統計，僅1954年至1978年，廣東全省發生的偷渡外逃就約56萬人次，實際逃出約14萬人。1957、1962、1972和1979年尤其形成幾次大的逃港潮。東莞本身就是逃港重災區。據東莞地方史料記載，1962年5月5日至11日，東莞外流群眾便超過4000人；12日至16日又激增到8800餘人，一些生產隊甚至出現幾乎走光的情況。

這種人口流失並非一時衝動。東莞不少鎮志、村志都留下了1950年代至1970年代「外逃」的記錄。直到1979年，仍有東莞人試圖乘船或者翻山越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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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段理解珠三角改革開放不可繞開的歷史。在改開以前，東莞和後來成為深圳的寶安，並不是人人嚮往的「黃金地帶」。相反，很多有膽量、有體力、有門路的年輕勞動力，首先想到的是怎樣離開這裏。他們不是向北京逃，也不是向上海逃，他們向香港逃。

隔著深圳河和深圳灣，兩種制度、兩種經濟生活形成了肉眼可見的巨大反差。所以後來廣東主政者反思逃港問題時，逐漸意識到，僅靠邊防、堵截和懲罰解決不了問題。研究「大逃港」的陳秉安在回顧當年處理這一問題時，將其概括為最終轉向了「用改革的辦法」解決。這也使珠三角改革開放具有了一層非常現實甚至殘酷的歷史背景：與其天天堵著人民逃向香港，不如想辦法讓大陸這一邊也能夠掙錢、吃飯、生活。

歷史此時發生了一個極具象徵意味的逆轉。過去，是東莞人冒險往香港跑；後來，是香港人的資本、設備、訂單和技術往東莞跑。人流向南，資本向北。這兩個方向相反的潮流之間，就是國的改革開放。

二、一個手袋廠，拉開了東莞傳奇的序幕

1978年的東莞還是一個農業縣。那一年，東莞GDP只有6億多元。沒有今天密密麻麻的工業區，沒有松山湖，沒有華為，更沒有後來聞名全國的五星級酒店和娛樂場所。

改變這座城市命運的，是一個今天看來不起眼的手袋廠。1978年，東莞太平手袋廠與香港商人合作，成為中國最早一批來料加工企業之一。模式簡單得近乎原始：香港提供設備、原料、技術和海外市場，東莞提供土地、廠房和勞動力，最後按照加工數量收取加工費。這就是後來著名的「三來一補」。但不要小看這個簡單模式，它第一次大規模把東莞接入全球資本主義生產體系。

香港有什麼？資本、訂單、技術、管理和國際市場；東莞有什麼？土地便宜，人便宜，而且地方政府願意讓市場生長。兩邊一接通，奇迹發生了，一個手袋廠變成十個、一百個、一千個。港資來了，台資來了，日本、韓國資本也來了；服裝廠、鞋廠、傢具廠、玩具廠、電子廠像野草一樣沿著公路和村莊生長。於是東莞形成了一種城市史上非常特殊的景觀。它不像上海、廣州那樣圍繞一個強大的中心城區擴張，而是幾十個鎮、幾百個村同時工業化。村後面是工廠，工廠旁邊是宿舍，宿舍旁邊是出租屋，出租屋樓下是飯館、髮廊、小賣部。一座巨大的世界工廠就這樣長出來了。

1995年，東莞GDP只有296億元，進出口總額卻達到1285億元，外貿依存度高達433.8%。這個數字近乎荒誕，卻準確說明了當年的東莞是什麼：它不是一座普通城市，而是一台插在全球產業鏈上的巨大加工機器。

三、幾百萬年輕人，創造了另一個東莞

機器需要人。於是歷史再次發生反轉。二十年前還是東莞人千方百計往外逃，到了1990年代，內陸的年輕人卻開始千方百計往東莞來。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廣西、河南、貴州……一列列綠皮火車把他們送進珠三角。

那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遷徙之一，也是無數普通中國人的青春史。十六七歲的女孩進入電子廠，二十歲的男孩站上流水線。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住八人、十人甚至更多人的集體宿舍。他們掙的錢今天看來少得可憐，卻可能是家鄉務農收入的幾倍。更多的人來了。工廠需要工人，工人需要出租屋；出租屋需要飯館、小店、理髮店；老闆需要酒店、餐廳和商務娛樂；貨物需要卡車和司機；幾百萬流動人口又養活了公交、和無數服務行業。

東莞真正令人震撼的，從來不只是工廠，而是圍繞世界工廠生長出來的一個龐大社會生態。也正是在這個生態中，另一個後來讓東莞聞名全國的產業迅速成長起來：色情業。

四、「男人天堂」不是偶然長出來的

後來的人談到東莞業，常常把它簡單理解成一場城市道德墮落。這遠遠不夠。任何規模巨大的地下產業，都不可能憑空產生。東莞色情業能夠發展到全國聞名，首先因為這裏存在一個龐大的現實市場：數百萬年輕流動人口，大量港台商人、外地老闆、採購商、司機和商務人員，巨大的製造業商務活動，以及由此形成的酒店、餐飲和娛樂消費。

於是出現了一條特殊的產業鏈：全球訂單—工廠—商務活動—酒店餐飲—娛樂業—色情業。所謂「莞式服務」，不過是這條產業鏈最隱秘、也最刺眼的一端。色情業又反過來養活、飯館老闆、出租屋房東、酒店員工、桑拿按摩、KTV以及大量圍繞夜生活謀生的人。

所以，當年的「世界工廠」和「男人天堂」並不是兩個互不相關的東莞。它們其實是同一個東莞的白天與黑夜。白天，機器轟鳴，晚上，霓虹閃爍；白天流水線製造商品，晚上娛樂場所消費工業財富。一個長期違法、規模巨大、近乎公開運營的地下產業能夠存在多年，本身也說明基層治理、公安執法、商業利益和地方經濟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複雜的灰色均衡。

2014年掃黃以後，東莞官方公布的酒店娛樂、桑拿按摩等相關統計口徑約83億元，占當時GDP約1.5%；社會流傳甚廣的「色情產業500億元」則沒有可靠統計依據，500億元可能只是傳說。

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並不會因此消失：一個法律從來沒有允許過的產業，為什麼能夠在眾目睽睽之下存在二十年？這已經不是色情問題，這是中共地方治理問題。

五、真正的轉折，其實早在2008年已經開始

很多人把東莞的衰落歸結為2014年掃黃。並不准確。如果觀察經濟結構，東莞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危機發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重創歐美需求，而此時東莞自身的土地、工資、環保和經營成本已經不斷上升。

過去那套模式的核心優勢是什麼？說到底就是幾個字：便宜，而且允許野蠻生長。土地便宜；勞動力便宜；環保成本低；地方政府歡迎資本；外商容易賺錢；全球訂單不斷增長。只要把工廠搬到東莞，就可以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製造商品，再賣向全世界。

但這些條件都不可能永遠存在。東莞官方後來把1978—1985年定義為起步期，1986—1995年為騰飛期，1996—2008年為提升期，而從2009年開始直接進入「轉型期」。這個時間劃分很有意味。

2008年，才是舊東莞經濟模式第一次真正撞上天花板。大量低端製造企業開始承受壓力；一些工廠倒閉，一些遷往廣東東西兩翼或者江西、湖南，還有一些繼續向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轉移。東莞開始「騰籠換鳥」。問題是：鳥飛走很容易，新鳥飛進來卻沒有那麼容易。

舊東莞的地基已經開始鬆動。只是那時候，夜晚依然燈火輝煌。

六、2014年：一夜之間，「性都」消失了

真正具有戲劇性的年份，是2014年。當年2月，央視曝光東莞多家娛樂場所涉黃，隨後一場大規模掃黃行動迅速展開。

過去東莞並非沒有掃過黃。區別在於，以前往往是風頭一過，一切重新開始。這一次沒有，維持多年的灰色均衡被打破。娛樂場所關閉，相關從業者離開，酒店生意下降，計程車、餐飲、出租屋以及周邊商業都受到不同程度影響。

很多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形成了一種強烈記憶：東莞就是從2014年開始衰落的。這種感覺並非完全虛假，但必須區分兩個東莞。2014年並沒有摧毀東莞製造業，它摧毀的是舊東莞最具象徵性的社會生態和生活方式。這才是2014年的真正歷史意義。

七、掃黃真正暴露的是中共黨國式治理

如果只是討論色情業應該不應該取締，這篇文章就沒有太大意義了，賣淫嫖娼本來就是中共法律禁止的行為。真正值得追問的是：既然違法，為什麼此前可以存在那麼多年？為什麼規模巨大的酒店、桑拿、娛樂場所能夠堂而皇之經營？為什麼當地人、司機、商人甚至外地遊客都知道，而監管部門卻長期無法根除？又為什麼到了2014年，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行動便可以迅速將其摧毀？

這恰好呈現出中共治理的選擇式執法一個重要特點：規則未必被恆定執行，真正決定規則什麼時候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的，往往是權力。在經濟增長壓倒一切的時候，地方政府需要投資、稅收、就業和消費，許多灰色空間便可能獲得事實上的容忍；一旦政治風向改變，同樣的空間又可以迅速消失。

於是中國民營經濟長期處於一種微妙狀態：昨天沒有人管你，並不意味著你擁有穩定的權利；今天允許你存在，也不意味著明天仍然允許。這就是東莞掃黃比色情業本身更值得研究的地方。它是一堂中國特色政商關係、選擇性執法和運動式治理的公開課。

八、東莞並非一定死了

如果文章寫到這裏便宣布「東莞完了」，同樣會犯錯誤。因為另一個東莞正在成長。智能手機、電子信息、機器人、新能源、高端裝備製造開始取代部分傳統加工製造。松山湖崛起，華為進入，OPPO、vivo等企業成長起來。舊鳥確實飛走了一部分，但新鳥也真的來了。所以東莞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悖論：宏觀數字中的東莞依然強大，許多普通人感受到的東莞卻越來越冷清。兩者完全可能同時是真的，因為GDP統計的是產值，卻統計不了一條商業街的煙火氣。

一家高度自動化的電子工廠創造的產值，可能超過過去十家勞動密集型工廠，但它需要的工人卻少得多。過去十萬人進入工廠，也意味著十萬人租房、吃飯、逛街、戀愛、喝酒、打車和消費；今天一座先進工廠創造更高產值，卻未必創造同等規模的街頭繁榮。

機器可以創造GDP，卻不會下班以後去夜市吃宵夜。這可能正是理解今天東莞「繁榮數據」與「衰敗體感」之間裂縫的一把鑰匙。

九、東莞真正失去的是一個人口紅利時代

所以回頭看東莞四十年，會發現真正壯觀的從來不是幾棟五星級酒店，也不是那些後來成為傳奇的娛樂場所，而是人，千千萬萬年輕人。他們背著蛇皮袋、旅行包，從四川盆地、湖南山區、鄂贛農村坐幾十個小時綠皮火車來到這裏；他們年輕，貧窮，充滿慾望，也充滿希望；他們相信只要肯干，就能比父母過得好。工廠相信明年訂單會更多；老闆相信擴大生產還能賺錢；房東相信房子永遠有人租；商鋪相信街上的人會越來越多。整個城市都相信明天會比今天繁榮，這才是一座城市最珍貴的東西；不是GDP，而是預期。

一旦人們不再相信明天一定比今天好，再漂亮的高樓也可能產生荒涼感。

十、東莞的興衰，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面鏡子

東莞真正值得書寫的，並不是「性都興亡史」，甚至也不僅是一部城市史。它更像一塊中共國改開新洋務運動的切片。

改革開放以前的大逃港告訴我們：當制度無法給普通人提供基本生活和改善命運的希望時，人會用腳投票；1978年的東莞告訴我們：當權力稍稍鬆開手，讓市場、資本和人口重新流動起來，社會蘊藏的能量可以驚人地釋放；1990年代的東莞告訴我們，中國為什麼能夠成為世界工廠：龐大人口、廉價勞動力、全球化、外資、土地供給和地方政府發展主義共同形成了一台歷史性的增長機器。

2008年的東莞告訴我們：廉價勞動力和外向型加工模式存在極限；2014年的東莞則告訴我們：經濟自由空間如果沒有穩定的法治和權利邊界，它最終仍然取決於政治權力的容忍。而2020年代的東莞提出了最後一個問題：當人口紅利減弱、房地產退潮、全球化環境改變、傳統製造業遷移，企業和居民預期下降以後，中國還能不能找到下一套增長邏輯？這已經不是東莞自己的問題。

十一、從逃向香港，到香港資本北上，再到今天

如果把東莞七十年的歷史壓縮成幾個畫面，會看到一種令人感慨的循環。1960年代，一個東莞青年餓著肚子，在黑夜裡游向香港，他甚至可能死在深圳灣；二十年後，一個香港商人帶著設備、訂單和美元回到東莞辦廠；又過十幾年，來自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的年輕人擠滿開往東莞的火車。他們進入流水線，住進城中村，組成家庭，創造財富，也共同製造了一個燈紅酒綠、慾望橫流的世界工廠；到了今天，工廠越來越自動化，年輕人越來越少，商鋪開始關門，酒店霓虹熄滅，高樓卻越來越多。

歷史完成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反轉。曾經，人們冒死逃離這裏；後來，千萬人爭相來到這裏；今天，人們再次開始討論這裏為什麼冷清。

所以，東莞四十年的故事，最終可以濃縮成幾個歷史節點：改開以前，人向香港逃；1978年以後，資本從香港來；1990年代，全國勞動力向東莞來；2008年，舊模式撞上天花板；2014年，一種社會生態被強力終結；2020年代，新舊東莞開始徹底分野。

世界工廠沒有完全消失，男人天堂已經成為傳說。所謂「鬼城」，可能更多有一種誇張。真正遠去的，是那個由全球化、廉價勞動力、港台資本、地方發展主義、人口大遷徙以及巨大灰色空間共同塑造出來的東莞。

東莞死了嗎？那個創造了東莞傳奇的改開新洋務運動時代，正在成為歷史。

來源：艾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