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家族如何兌現權力
作者： 妖妖醬
2026年8月12日，朱鎔基去世。很多中國人再次想起那個拍桌子、罵貪官、聲稱給自己也準備了一口棺材的「鐵腕總理」。他生前說，只希望人民在他卸任后評價一句：他是清官，不是貪官。
然而，英國《金融時報》披露，朱鎔基的兒子朱雲來，19年前，也就是2007年，他在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的年收入是1700萬美元。按當年匯率計算，是1億2926萬8000元，相當於5185名中國職工一年的工資。
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就是大名鼎鼎的中金公司。朱雲來為什麼能進入中金？一家國有控股的投行，為什麼會給總理的兒子開出這種天價？今天，我們順著這1億2926萬元，重新評價朱鎔基的「清官」遺產。
第一章：曼谷董事會
故事要從2008年1月的曼谷講起。
中金公司把季度董事會安排在素可泰酒店。這是曼谷一家豪華酒店。會議一開始，坐在桌子兩邊的人已經不像合作夥伴，更像兩個準備分家的家庭。
一邊是摩根士丹利。它持有中金34.3%的股份，急著賣掉。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摩根士丹利持有的相關資產大幅貶值，不得不認下超過90億美元的虧損，急需現金救急。它在中國還有一個更現實的麻煩：按照當時的監管規則，一家外國金融機構不能同時控制兩家證券合資公司。只要中金股份一天沒有賣掉，摩根士丹利籌備中的新合資項目就不能往前走。
另一邊，是朱雲來領導的中金中方管理層。他們知道摩根士丹利著急，所以沒有急著幫它退出，而是抓住機會要求更多利益。
英國《金融時報》記者漢妮·桑德爾後來採訪了多名參會者和潛在買家。她寫道，朱雲來在董事會上沒有直接發言，董事李弘提出新的股權激勵方案，並警告，如果董事會不同意，中金高管可能集體離職。
接著，投行部主管丁瑋站出來，說中金是管理層用「血汗」建成的。他當著股東的面問：「公司所有者為中金做了什麼？」香港股東查懋聲當場被激怒。
丁瑋這一問，把中金管理層的心態說明了。中金的大股東不是幾名私人老闆，而是中國國有金融機構、摩根士丹利、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等股東。管理層受股東委託經營公司，現在卻反過來質問股東：你們憑什麼擁有這家公司？
這種強硬不是裝出來的。中金管理層掌握客戶、項目和政府關係。摩根士丹利手上有股份，卻已經失去經營控制權。更要命的是，它能不能開展新的中國業務，還卡在中國監管機構手裡。
朱雲來隨後對一名潛在買家講了自己的標準。他說，通常一家券商應當由管理層持有一半股份，同時把收入的一半用於員工薪酬。既然如此，中金管理層只有20%的經濟權益，實在太少。
表面上看，這是一場外資股東和中國管理層的公司糾紛。真正的問題卻是：中金管理層為什麼有能力把持股34.3%的摩根士丹利逼到這個地步？朱雲來手裡究竟有什麼？
答案不是高深的金融技術，而是中國大型國企的上市生意。
第二章：天價高薪
《金融時報》的報道披露，朱雲來2006年收入1000萬美元，2007年增加到1700萬美元。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記錄，2007年人民幣對美元年平均匯率是100美元兌換760.40元人民幣，也就是1美元兌換7.604元人民幣。
1700萬美元，摺合人民幣1億2926萬8000元。
做一個比較，你就知道這筆錢在那個年代有多嚇人。同一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年工資是24932元。這裏還沒有包括大量收入更低個體勞動者和農民。即使用這個偏高的城鎮單位工資作比較，朱雲來一年的收入，也相當於5185名城鎮在崗職工一年的工資。
換一種更直接的演算法：一名普通職工不吃不喝連續工作5185年，才能掙到朱雲來一年的收入。
朱雲來平均每天收入35萬4159元。也就是說，他一天的收入，等於普通職工干14.2年。
再看他的收入增長速度。2006年，朱雲來收入1000萬美元，約為7971.8萬元。到2007年，他的人民幣收入增加到1.3億元，一年多了4955萬元，增幅超過62%。同一年，全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增長18.7%。普通人還在為一年多掙幾千元高興時，朱雲來一年增加的收入，已經接近2000名職工一年的工資總和。
不要以為投行高管全都這麼拿錢。2007年是中國股市最火熱的年份之一，中信證券的利潤增長超過400%。這家中國頭部券商的董事長王東明，當年總報酬是245萬元。朱雲來的收入，是王東明的52.8倍。
如果認為中國券商的工資標準太低，那就再找一個華爾街的參照。2007年，高盛CEO勞埃德·布蘭克費恩獲得7032萬美元總報酬，創下當時華爾街紀錄。朱雲來的1700萬美元，大約是他的四分之一。
但是，兩家公司根本不在一個體量上。高盛當年收入459.9億美元，中金只有8.692億美元。高盛的收入是中金的53倍，CEO報酬卻只相差4倍。
再看中金自己的賬。
《華爾街日報》後來拿到摩根士丹利出售中金股份時使用的機密材料。2007年，中金總收入8.692億美元，向員工支付的工資、獎金、住房福利等合計4.349億美元，正好占公司收入的一半。
按2007年匯率折算，中金全年收入約66.09億元，員工薪酬約33.07億元。朱雲來一個人的1.3億元，佔中金全部收入的1.96%，佔全體員工薪酬的3.91%。
也就是說，中金每掙100元，就有將近2元變成朱雲來一個人的收入；公司發給所有員工的每100元報酬里，朱雲來一個人拿走將近4元。
相比之下，布蘭克費恩的報酬只佔高盛收入的0.15%。按照公司收入計算，朱雲來的報酬比例，是當年華爾街最高薪CEO的近13倍。
這組數字還解釋了曼谷會議上那句看似誇張的話。朱雲來告訴買家，券商收入的一半應該用於薪酬。中金當年的真實賬目，恰好就是50%。他不是在描述一個理想，而是在捍衛一套已經讓自己獲得1.29億元年收入的分配製度。
所以，問題不能停在「這份工資是不是太高」。真正需要追問的是：中金的66億元收入來自哪裡？它靠什麼項目掙錢？朱雲來又是怎麼坐到分配這筆錢的位置上的？
（資料照片）
第三章：誰造了中金
中金不是從市場競爭中自然長出來的公司。它從出生第一天起，就是國家金融改革的一項特殊安排。
1993年，世界銀行駐中國首席代表林重庚向中國高層提交報告，建議建立一家中外合資投資銀行。那時中國準備讓大型國企到境外上市，卻缺少熟悉國際資本市場的本土機構。中國政府隨後要求建設銀行研究方案，人民銀行又為此出台管理辦法。
當時負責中國宏觀經濟和金融工作的核心人物，就是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朱鎔基。建設銀行行長則是王岐山。
1994年10月25日，五家股東代表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簽約。王岐山代表建設銀行，約翰·麥克代表摩根士丹利。1995年，中金正式成立，註冊資本1.25億美元。建設銀行持股42.5%，摩根士丹利持股35%，其餘股份由中國投資擔保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和香港名力集團持有。王岐山出任首任董事長。
這個過程里，朱鎔基負責的是國家金融改革方向，王岐山負責把方向變成機構。王岐山不是普通的銀行高管。他在朱鎔基分管金融期間升任人民銀行副行長，隨後掌管建設銀行。中金成立，是朱鎔基金融改革班底的一項標誌性工程。
中金還獲得了其他機構很難複製的待遇。當時監管對合資投行外資持股有限制，摩根士丹利在中金的比例卻超過通常標準。中金的目標也非常明確：為國有大中型企業改制、重組和境外融資服務。
這句話翻譯成普通話，就是中國政府準備把一批最大的國企送進國內外資本市場，而中金的設立，就是為了對接這一肥差。
1997年，中金主導中國電信香港，也就是後來的中國移動上市，融資42.2億美元。隨後，中石油、中石化、中國聯通、中國人保、中國人壽等大型國企陸續成為中金客戶。
這些項目不是江浙一帶的民營老闆主動找券商上市。這些巨無霸國企的負責人由組織任命，改制方案需要政府批准，上市地點、資產範圍、融資節奏，都與國家政策緊密相連。誰能拿到項目，專業能力當然重要，但有沒有高層權力資源更加重要。
中金一名前員工對《金融時報》說得很清楚：朱雲來去見省級領導時，見到的是曾經為他父親朱鎔基工作的人。另一名參与收購的人把中金稱為「一招鮮」，它最擅長的就是把國有企業送去上市。要得到這類項目，最重要的條件是與黨和政府的關鍵官員建立關係，而朱雲來擁有大量這樣的關係。
這就是報道中那句最刺耳、也最準確的評價：「他把父親的政治生涯變成了錢。」
中金不是朱鎔基為兒子私人開辦的公司。真實的權力變現通常也不會做得這麼直接。它的運作方式更體面：父親制定改革，親信建立平台，國家把最值錢的項目交給平台，兒子再進入平台掌握經營。每一個單獨環節，都可以找到一套漂亮的官方解釋。把它們連起來，利益流向就清楚了。
第四章：大氣物理博士
朱雲來1958年出生，早年讀的不是金融，而是大氣物理。
1977年，他進入南京氣象學院，畢業後到中國氣象局工作，後來赴美國留學。1994年，他在威斯康星大學取得大氣物理博士學位。
這一段履歷很紮實。問題出現在後面的速度。
拿到博士后，朱雲來突然轉向商業。他在芝加哥德保羅大學用八個月取得會計碩士學位，隨後進入安達信芝加哥分部，再到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工作。到1998年，他真正接觸會計和投資銀行，大約只有三年。
就在這一年，朱鎔基當選國務院總理。也是這一年，王岐山把朱雲來帶進中金香港辦公室。《金融時報》的原文不是含糊的「經人介紹」，而是明確寫道：朱雲來由王岐山帶進中金。
接下來的升遷更快。1998年入職，2000年進入中金管理委員會；2002年開始擔任管理委員會主席、總裁等職務；2004年正式出任首席執行官。
從加入中金到進入最高管理層，只用了兩年。從一個只有幾年金融履歷的半路出家者，到實際掌管中國最特殊的投資銀行，只用了四年左右。
中國官媒後來很喜歡講朱雲來的樸素。他穿布鞋，辦公室沒有父親照片，在中金五周年紀念刊物里不放自己的照片，參加活動不願談家庭背景。還有報道說，朱鎔基當上總理后，把兒女叫到一起，告誡他們：「對你們來說不知是福是禍，你們要好自為之。」
這些細節塑造了一個低調、勤奮、不靠父親的形象。朱雲來確實勤奮。有中金員工回憶，他曾為一家擁有70家子公司的國企寫出500頁報告。他也確實把中金經營成中國最強的投行之一。
但勤奮不能回答三個最關鍵的問題：為什麼偏偏由王岐山把他帶進中金？為什麼一個金融新手兩年就進入最高管理層？為什麼在他掌權后，那些由父親舊部和政府官員決定的大型國企項目不斷進入中金？
布鞋是一種生活習慣，不是利益迴避制度。辦公室不掛父親照片，也不會切斷父親建立的人事關係。真正的廉潔，不是高官子女表現得多麼樸素，而是高官子女不能佔據與父親權力直接相關的獲利位置。
普通人從物理轉行金融，要從初級職位重新排隊。朱雲來的道路卻是：先由父親的親信帶進最特殊的平台，再用兩年進入決策層。官媒把這叫「科學家辦投行」，我更願意把它叫作權力家庭的職業快車。
這裏還有一層制度背景。1985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就發布過禁止領導幹部子女、配偶經商的決定；2000年，中紀委又規定，省部級領導幹部子女不得在該領導幹部管轄範圍內的外資和合資企業中，接受外方委派擔任高級職務。
朱雲來進入中金，形式上走的是中方管理路線，不是摩根士丹利委派。這樣一來，他既進入一家摩根士丹利參股的合資投行，又避開了「由外方委派」的紅線。規定盯住了任命文件，卻沒有管住真正的利益衝突：主管全國經濟和金融的總理之子，進入總理金融親信創辦、主要服務國企改革的公司。這種安排即使能通過內部規定，也經不起公共利益的檢驗。
示意圖(Feng Li/Getty Images)
第五章：一百多家企業和兩千億美元
接下來要看朱雲來究竟管理了一門什麼生意。
中金成立后的第一個大項目，是1997年中國電信香港上市，融資42.2億美元。2000年，中金又以寶鋼78.5億元人民幣的A股上市項目進入國內市場，並連續三年位居A股承銷第一。
朱雲來掌權前後，正好趕上中國大型國企集中上市，也正好是朱鎔基推行「抓大放小」國企改革的時間段。中石油、中石化、中國聯通、中國人保、中國人壽、建設銀行、農業銀行，一批控制能源、通信、金融和保險的國家企業，要經過重組、估值、包裝，再把股份賣給國內外投資者。
中金幾乎經手了每一項這些大交易。
央廣轉引《中國經濟周刊》的統計稱，朱雲來任職期間，中金為一百多家企業提供上市保薦和承銷服務，募集資金超過2000億美元。2000年至2007年，中金承接大批「中」字頭國企項目。到2010年底，中金累計承銷A股6460億元，承銷中資企業海外IPO924億美元，在兩類市場的佔比分別達到36%和40%。當時規模最大的十宗A股IPO和十宗中資企業海外IPO，中金分別主承銷了九宗。
來源：中美對標
作者： 妖妖醬
2010年農業銀行A股和H股上市，融資221億美元，是朱雲來的巔峰項目。那一年，中金僅投資銀行部門收入就超過5億美元。
這些數據說明，中金的競爭優勢不是網點多，也不是普通投資者多。它最大的優勢，是能拿到最大的國企上市項目。
把時間對起來，因果關係已經很清楚：國企上市潮越大，中金收入越高；中金收入越高，管理層分到的錢越多。朱雲來的天價收入，不是從海外客戶自由競爭中掙來的，主要來自中國國企的改制、上市和交易服務。
國企的資產是誰的？官方說屬於全民。國企上市是誰批准的？是黨和政府。承銷機構由國企管理層選擇，上市能否推進，則掌握在監管體系手中。最後，服務這些項目的中金管理層拿走國際投行式的薪酬，而其中收入最高的人，是主管這場改革的朱鎔基的兒子朱雲來。
這就是中共權貴資本主義最成熟的形態。它不需要把國企股份直接送給高官子女，也不需要在辦公室里交付現金。只需要把子女放在國家資產流動的關鍵位置，再宣布他們領取的是「市場化薪酬」。
更有意思的是，中金後來失去大批國企上市項目，業績很快下降。2011年至2013年，中金凈利潤分別只有約1.3億元、3億元和3.7億元，行業排名跌到第45、第27和第33。國企上市潮過去，中金的「貴族」光環也迅速褪色。
這再次證明，中金最值錢的資產不是辦公室里那些金融模型，而是它在國家權力體系裡的位置。朱雲來當然會做項目，但給他創造1.29億元收入的，不只是一份500頁的報告，更是別人進不去的關係和入口。
第六章：拿到20%還嫌少
高薪只是中金管理層得到的第一層利益。第二層，是沒有出現在正式股東名冊里的影子股。
2009年，《華爾街日報》記者看到了一份摩根士丹利出售中金股份時使用的機密文件。文件顯示，2004年至2006年，中金向管理層和員工授予了相當於公司20%股權的影子股票。
所謂影子股，不是真正登記在工商資料里的普通股份。持有人沒有投票權，也沒有董事會席位，但可以像股東一樣分紅。中金部分員工用自己的年終獎金認購，然後分享公司利潤。公司原本設想，等中金上市時，再把這些影子股轉成正式股份，讓員工分享公司上市后的升值。
這20%的經濟權益從哪裡來？它不會憑空出現。管理層多拿，原有股東的經濟利益就會被稀釋。摩根士丹利名義上仍持有34.3%的股份，但計算影子股以後，它的實際經濟權益降到27.4%。
當時摩根士丹利這部分權益估值超過10億美元。也就是說，一項沒有在普通股東名冊中出現的內部激勵計劃，已經可以改變數億美元利益的歸屬。
朱雲來個人持有多少影子股，公開資料始終沒有披露。但《金融時報》把兩件事放在同一段寫得很清楚：中方管理層已經積累約20%的經濟權益；朱雲來2007年收入1700萬美元。
到了曼谷董事會，中金管理層不是準備收手，而是要求更多。朱雲來認為20%太低，管理層持有一半才符合行業慣例。丁瑋則質問股東為公司做過什麼。
這裏必須把「血汗」兩個字拆開看。中金員工當然付出了勞動。但這家公司最核心的客戶，是由政府決定改制上市的國企；最大股東長期是國有金融機構；它能在成立之初獲得特殊政策和市場地位，也來自國家權力。管理層可以要求獎金，卻不能把國有平台和政治資源說成自己創造的私產。
影子股還影響了中金上市。一些知情人告訴《華爾街日報》，管理層擔心上市后高級員工薪酬必須公開，重大決策還要接受小股東監督。至少一家潛在買家因為管理層不願上市而退出。
上市意味著兩件事：賬要公開，權力要受約束。對拿著高薪和影子股的管理層來說，這兩件事都不舒服。
2014年10月，朱雲來辭去中金總裁及管理委員會主席。幾個月內，中金清退影子股，隨後啟動香港上市。2015年的正式招股書，只用一句非常克制的話承認：集團曾經為「部分合資格高級員工」設置激勵計劃，該計劃已於2014年終止。
招股書沒有列出持有人，沒有說明朱雲來持有多少，也沒有公布清退金額。曾經相當於公司20%經濟權益的計劃，到了661頁的上市文件里，只剩下一句話。
同一份招股書還披露，2014年中金收入最高的五個人，全年報酬加在一起約7030萬元。這個數字甚至只有朱雲來2007年個人收入的54%。七年之後，公司五名最高薪人士合計，仍然只相當於朱雲來當年一個人的一半。朱雲來的1.29億元不是「中金高管普遍都這麼拿」，而是高峰時期最頂端的特殊分配。
這不是一項普通福利，而是一段被上市程序處理掉的利益歷史。朱雲來離開，影子股終止，中金上市，三個動作緊緊連在一起。中金終於向公眾開放賬本之前，最敏感的那一頁已經先被翻過去了。
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朱雲來。 Tyrone Siu/Reuters
第七章：摩根士丹利也賺了
講到這裏，不能把摩根士丹利寫成一個被中國管理層欺負的無辜受害者。
摩根士丹利進入中金，是為了獲得中國市場。當時外國投行很難直接開展人民幣證券業務，中金給了它一個特殊入口。作為交換，摩根士丹利提供國際投行的制度、技術、人才和品牌，幫助中國國企進入海外資本市場。
中金成立初期，摩根士丹利派出多任高管，但前五任總裁平均任期不到兩年。中方團隊逐步掌握客戶和實際經營。到2000年前後，摩根士丹利已經基本退出日常管理，變成財務投資者；2002年朱雲來掌權，中金的控制權完全轉向中方。
摩根士丹利對此不滿，卻沒有離開。原因很簡單：中金能掙錢。外國資本發現自己控制不了這家公司，但只要大型國企繼續上市，它仍然可以分享利潤和股權升值。
1995年，摩根士丹利為中金股份投入約3700萬美元。2010年，它把34.3%的股份賣給TPG、KKR、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和大東方人壽，交易價格超過10億美元。摩根士丹利隨後宣布，僅這次出售就確認約7億美元稅前收益。
投入3700萬美元，十五年後退出時獲得超過10億美元交易價值。這不是一筆失敗投資。
所以，中金迷局不是中國權貴單方面搶走華爾街的錢，而是雙方從一開始就在交換各自最值錢的東西。摩根士丹利提供資本市場工具，中國權力體系提供國企項目和監管准入。外國投行幫助建立一套把國有資產變成證券的機器，權貴家庭則逐步掌握機器。最後雙方爭吵，是因為每個人都想分得更多。
這種合作對普通中國人意味著什麼？一邊是國企職工在改革中下崗，國有資產被拆分、重組、上市；另一邊是幫助國企上市的投行高管按華爾街標準領取獎金。改革的成本由社會承擔，最肥厚的金融收益卻集中在少數機構和權力家庭手中。
摩根士丹利不關心朱雲來是誰的兒子，只要這種關係能帶來項目。中金管理層也不反對外國資本，只要華爾街的薪酬制度和估值方法能抬高自己的身價。雙方語言不同，利益卻完全相通。
這也是為什麼只罵摩根士丹利，或者只罵朱雲來，都解釋不了中金。真正需要批判的是一套合作結構：國家權力決定誰擁有機會，外國資本給機會標價，權貴子女坐在中間，把政治優勢變成看似合法的商業收入。
第八章：朱雲來不是朱家的孤例
如果朱家只有朱雲來一個人進入金融行業，還可以把它解釋成個人職業選擇。把妹妹和妹夫的履歷放在一起看，這種解釋就站不住了。
朱鎔基的女兒朱燕來，讀的是哲學和社會學。她在中國人民大學取得哲學學士和碩士學位，又在加拿大取得社會學碩士學位，曾做過大學講師和訪問學者，也在加拿大皇家銀行等外資機構工作。
1997年，她進入中國銀行。此後，她的職業道路同樣迅速轉入國有金融核心平台。她先後擔任中國銀行加拿大分行業務發展主管、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助理總經理。2001年中銀香港重組完成後，她出任發展規劃部總經理；2010年升任助理總裁；2013年升任副總裁。
她負責的不是邊緣業務，而是集團戰略、總裁辦公室和人民幣業務。那正是人民幣國際化和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快速擴張的時期。
朱燕來的丈夫梁青，則進入中國五礦在香港的資本平台。上市公司年報顯示，2002年6月起，他擔任江西銅業執行董事；到2007年，他同時擔任中國五礦集團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後來又擔任副董事長。
五礦香港不是一家普通貿易公司。它是中央直屬國企中國五礦的海外資本管理和運作平台，負責海外融資、企業持股、資金管理、資本運營和礦產資源投資。今天這個平台控制的資產規模以千億元計算。
梁青這條線的重點，不是一宗孤立的收購，而是他所在的平台。五礦香港連接中央國企、香港資本市場和海外礦產資源；江西銅業則是中國最大的銅業上市公司之一。朱家的女婿同時站在這兩個位置上，說明朱家的家庭利益並沒有停在銀行和投行，而是延伸到了國有資源和海外資本運作。
於是，朱鎔基的三名家庭成員分別站在三個位置：兒子掌管國企上市的重要投行，女兒進入國有銀行並主管人民幣業務，女婿掌管中央國企的香港資本和資源平台。
三個人都可以有學歷、有能力、有工作經驗。可一個政治家庭的成員，連續進入與父親經濟權力直接相連的國家平台，而且都進入管理層，這就不是一句「孩子有本事」能夠解釋的。
2012年，《紐約時報》集中報道中國「太子黨」怎樣利用家庭關係獲得財富。報道指出，中國的政治和商業已經緊密結合，形成一整套裙帶資本主義生態；任何金融改革，只要觸及既得利益，就可能碰到領導人子女的生意。文章點名的例子之一，就是朱鎔基家族和朱雲來掌管的中金。
2016年，中文博主編程隨想把多年收集的資料製作成《太子黨關係網路》，最初就包括700多人、130多個家族。那張密密麻麻的圖真正令人震撼的地方，不是哪一個人特別貪，而是幾乎每個最高領導人家庭都能找到自己的國企、金融、地產或海外資本位置。
朱家不是這套制度的例外，而是其中最體面的樣板。家人沒有公開經營賭場，沒有留下裝滿現金的房間，也沒有哪一個人因貪污被判刑。他們只是進入最好的國家平台，領取最高等級的報酬，再由官方媒體講述他們如何樸素、勤奮和專業。
權力完成了分配，市場負責發錢，宣傳再負責洗掉權力痕迹。到了最後，每一筆錢都可以被稱為工資，每一次升遷都可以被稱為能力。
第九章：四千萬稿費
朱鎔基退休后出版了多部講話和答問集。書賣得很好，累計版稅接近4000萬元。他把這些錢全部捐給實事助學基金會，一分錢沒有留下。
這件事當然值得肯定。4000萬元是真金白銀，幫助貧困學生也是真實的善舉。但如果用這筆捐款證明朱鎔基家族與財富沒有關係，那就正好說反了。
朱雲來2007年一年的收入是1億2926.8萬元，相當於朱鎔基全部版稅捐款的3.23倍。父親把多年寫書所得全部捐掉，兒子只用不到四個月的收入就能補回來。
一句尖銳但準確的話是：怪不得朱鎔基可以把稿費一分不留，因為朱家根本不差這筆錢。
這也讓人想到習近平。中國官媒不斷公布《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等著作的發行量，第一卷出版不到一年便宣布發行超過520萬冊，後來多卷本和各種選集、文集不斷出版。如此龐大的發行量究竟產生了多少版稅，是否進入個人賬戶，官方從未公布。
這些書大多由講話和文件彙編而成，編輯、翻譯、宣傳和大批採購都由國家機構推動。2020年疫情期間，新華社說習近平「帶頭捐款」，卻連捐了多少錢都不公布。朱鎔基至少公開了稿費和捐款去向；習近平連版稅收入和捐款金額都藏在黑箱里。
兩個人共同的問題是：領導人的政治影響力製造了圖書銷量，家族又擁有普通人無法接近的財富和平台。中國公眾只能看到宣傳出來的善舉，卻無權查看領導人及家屬的完整財產。
捐出4000萬元，也不能回答兒子為什麼能在國有控股的中金一年收入1.29億元。
第十章：一百口棺材
朱鎔基最著名的反腐講話，是「準備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給貪官，一口留給自己」。2000年記者會上，他又說：「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
這兩句話共同塑造了朱鎔基的政治形象。很多中國人相信，他脾氣大、手段硬、敢得罪人，至少自己不貪錢。即使不喜歡他的國企改革，也願意承認他是一個清官。
問題在於，用「他本人有沒有收錢」評價一個掌握最高經濟權力的人，標準太低了。
對普通官員來說，腐敗可能是收紅包、拿回扣、買官賣官。到了最高權力家庭，根本不需要這樣做。父親決定政策和人事，門生建立機構，子女進入機構，機構獲得國家項目，子女再領取高薪、獎金和股權。整個過程不需要出現一隻裝現金的皮箱。
這條利益鏈上，父親的政治權力、王岐山的人事安排、國企的上市決定、中金的項目收入和朱雲來的個人報酬，一環接著一環。
因此，本期節目可以明確下判斷：朱鎔基也許維持了個人不直接收受賄款的形象，但他沒有阻止家人佔據與自己權力高度相關的獲利位置。利用公共權力為家族安排機會，讓子女把政治關係兌換成高薪和股權，同樣是腐敗，而且是更高級、更難追查的腐敗。
一百口棺材可以嚇住收現金的官員，卻管不住穿西裝、拿獎金、擁有影子股的權貴子女。因為後一種人不認為自己在腐敗。他們認為自己只是在市場中獲得了應有的報酬。
結尾
朱鎔基去世后，官方訃告記錄了他的改革、政績和黨內評價。很多普通人也會懷念那個敢拍桌子的總理。這些記憶不必抹去。
朱鎔基說，他只希望人民說他是清官。今天，我們有了更完整的答案：他可以是中共官場里相對自律的官員，卻不是一個切斷家族利益的清官。他的兒子、女兒和女婿，分別站上了國家投行、國有銀行和中央國企的關鍵位置。
朱鎔基沒有逃出紅色家族的共同邏輯：父輩掌握國家，子女進入市場；國家承擔風險，家族獲得財富；最後再用個人樸素和慈善，證明整個家庭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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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美對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