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三十年的澳洲生活，刘海鸥：澳洲给予了我什么？几件印象深刻的小事
1988年我离开中国，来到澳洲。三十多年来经历了无数的事情，回顾起来，每一件事的后面都蕴含着一些大道理，改变着我的认知和生活。
我只说几件印象深刻的小事情，这些小事情的叠加变成了澳洲送给我的珍贵的礼物。
初到澳洲
01
到学校的第一天，我就听说研究生可以申办家属陪读，而且家属来后，不仅可以报销部分机票费，还视人口的多少有数量可观的生活补助费。这真像天上掉下个糖饽饽，出人意料的惊喜。
既然澳洲给了这么好的机会，当然不能放过，我立即着手申请，心中却怀着深深的愧疚，刚到两天，学业还没落定，就张罗家属事宜，系主任会不会对我有看法？过去我所受的教育一直是把工作学习放在第一位，而家庭放在最后。
我硬着头皮找系主任出具证明，系主任听完我的要求，点点头：“嗯，嗯，好，好。”二话没说，劈里啪啦打出一张证明，递给我时竟是一脸灿烂的笑容：“祝你好运！”
然后学生处、OSO（海外留学生办公室）都是一路绿灯。只一个月的时间，丈夫和孩子们在中国就收到澳洲大使馆的通知，检查了身体，只等下发签证了。
后来和澳洲朋友谈起这事，才知道在他们完美的家庭概念中非常重视夫妻的相随相守，即使家庭短暂的分离他们也不能容忍，特别是夫妻的分离。所以陪读本身在情在理，根本不必作贼心虚。
陪读在这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让我受宠若惊地感到我第一次被当做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看待。如一股清风轻抚，我的心灵深处什么东西在苏醒。人本应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忘记得太久了。
02
当阖家团圆的进程如八月十四的月亮即将圆满，却因北京风波不再转动。澳洲驻中国使馆暂时停止签发一切中国人赴澳签证。看到电视里霍克总理为受难的中国人一掬同情之泪，我决定给霍克写信。
我在信中写道：“我们抛妻（夫）别子，来澳洲学习已有一年两年甚至三年。我们已经申请并且在等待家属的到来，但是却遗憾地得知澳洲使馆已经停止办理有关的签证。家庭的分离给我们造成感情上的痛苦和生活上的困难，从而也影响了我们的学业……我们热切地盼望和家属在澳洲团聚，故请求澳洲政府尽快满足我们的愿望……”
信件分别寄给总理霍克、外交部长伊文思、移民部长瑞和教育部长道金斯。
实际上我对这类信件没抱多大希望，百忙的国家领导和政府官僚怎么会顾及几个小百姓的情感问题呢。
谁知不出两周我就接二连三地收到了来自总理霍克、伊文思、道金斯的信（当然都是助理代笔），内容都是说，信已转到移民部，由他们负责解决。
移民部瑞部长的信写得最详细，信中说：“因为签证停止了一段时间，积压了两万五千多留学申请书，为了不使他们耽误课程，要先在年底前办完他们的签证，我们已经给使馆增派了人手以加快进程。之后马上开始陪读的签证，估计在1990年初。”最后他说：“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处境，并且请相信澳洲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尽快让你们与家庭在澳洲团聚。”
有了这样的回答，我已经十分满意。更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丈夫和孩子们第一批拿到了赴澳签证。再过不久，留学生的陪读家属陆陆续续地都来了。
我写的信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呢？其实不管写不写信，“陪读”始终是个既定政策，迟早是要实现的。关键是这些来自国会的信件让我头一次体会到了尊重和平等。
全家人在澳洲团圆
03
我有全额奖学金，但是要交海外学生费，交完了，就没剩多少了。我必须打工。从知识分子跻身于“无产阶级劳动者”的行列，并没有使我感到失落，我本来就喜欢尝试各种不同的生活，接触各种不同的人，特别是我有了选择工作的自由。
我做过几十种不同的工作，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印刷厂，在这个工厂，我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谐，细节都省去了，只讲一个场景。
一天车间里的收音机突然响起辉煌明亮的乐曲，是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的“欢乐颂”，跟着传来男女声高音合唱。只见西班牙裔的斯考特的手臂搭在汤加姑娘露茜的肩头，引吭高歌。斯考特的声音沉稳嘹亮，露茜的嗓音圆润高亢。工人们都停了机器参加了合唱，斐济姑娘丽萨唱得柔和，匈牙利裔的阿伦唱得含蓄，埃及的阿伯拉罕唱得粗旷。车间主任保尔闻声跑出来，举起两臂，做出一副神圣的面孔，打着拍子。不同国度来的工人，用同一种语言合唱贝多芬的歌曲，这情景深深打动了我。我不会唱英文的歌词，但我会用中文唱这支歌。
我和他们一起放开了嗓子：欢乐女神，圣洁美丽
灿烂光芒照大地
我们怀着火一样的热情
来到你的圣殿里
你的威力能使人们
消除一切分歧
在你温柔的翅膀下面
人们团结成兄弟
在和各种阶层的接触中，我体会到文化不管有多少眼花缭乱的种类，差异只存在于不同文化的外层，无非是因环境地域不同带来的习俗和思维的不同，而在文化最深层的内核中，是人性，无论东方西方，无论种族人性都是相同的，相通的。因此不存在人种的高贵低劣，优胜落后之分。这使我从笃信斗争哲学到崇仰和平主义，待人宽容大度。
参加反对种族主义集会
04
我曾在一个制衣厂做热压的工作，一件活四分钱。一天年轻的老板乔治宣布，由于他的客户降低了加工的价格，我们的产品也要由四分钱一件减到三分。这意味着工资一下子减少了25％，工人们哗然。
工人有工人的权利，不能让老板为所欲为，我想起了工会。澳洲的工会有多大能耐，不知道，试一试。我给制衣业工会打了一个电话，状告老板削减工人工资，声称不管老板什么理由，我们付出的劳动不能减价。
几天后，乔治把我叫到办公室，问道：“有人向工会投诉了我，是你吗？”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反响。我答道：“是我。”乔治一脸可怜兮兮的样子：“你有什么不满，应该先对我说，我们是可以商量解决的。”怎么回答呢？我满脑子都是“二七”“五卅”一类的斗争故事，工人有了这个权利，为什么不和资本家斗呢？乔治一脸诚恳地说：“你是怕我解雇你才不敢对我说的吗？不要担心，我不会因此炒你的。但是如果以后你对我不满意，一定要先告诉我，我们可以商量解决。如果商量了还不满意，你再向工会反映也不迟。现在我又重新调整了单价，大件还是四分钱一件，小件三分，你满意了吗？”我点点头：“满意了。”心里有些歉意，可能我做得有些过分了。
和老板的“斗争”我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我并没觉得自豪，我有了运用手中权利的自由，但是运用权利并非只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方式，也可以靠协商解决，也可以互相让步，特别是和那个只有三台机器的辛辛苦苦工作着，遭受着上端经济链控制和挤压的小生意者乔治。
我和老板乔治
05
每年七月的报税季节是会计挣钱的最好时机。一些中国留学生看好了这个行业，纷纷开起了会计所。听朋友介绍有个中国会计，退税退得多，收费还特便宜，我决定找他报税。
这位会计叫飞利李。他在各中文报纸上的广告极有魅力“天算地算，不如李飞利神机妙算”。飞利三下五除二填好了税表，我签字，完事。
两个星期后，我拿回了全部上交的税款。又热心地向朋友们推荐飞利李。那一年，经我推荐去他处的就有五六个，我的一个澳洲好朋友，在飞利那里退回的税款比往年多一倍，一个劲儿地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几个月后，税务局来了一封信，要复查我的全部税务情况。在李会计那里报税的朋友一个接一个都收到了税务局查税的通知。原来，这个姓李的会计给人退税的数目太大，引起税局怀疑。细查之下，这位老兄连会计执照都没有，替别人偷税漏税，自己也牟取暴利，遭到税局和联邦警察局的联合起诉。
倒霉的是这群报税者，多数人提不出证据，只因多退了几百块钱，罚款竟达几千元。
我接到复查信，心里非常笃定，我的收入很少，不管在哪里报税，都可以全部退回，再加上我正在患病，就给税局回了一封信说明我的现状暂时没有精力配合复查。税局没有再追查。
平安无事地过了十年。没料到，第十个年头，我突然接到了税局的一封信，说因为没有按要求配合税局复查，罚款11,641元2毛3分（包括十年的利息）。信写得特别严厉，说多少天内不缴，法庭上见，可把我吓得不轻。
自己唯一的错误是“拖延”，不能被当作偷税漏税而留下污点。我决定和税局交手解决此事。详细的过程不说了，总之，与税局经过了一年多的沟通，包括六十多封信件和三十多封电子邮件的来往以及出示了上百份证明文件，我终于被免去了全部罚款。
税局是个大衙门，体现着法律和秩序的严肃性。经此一事，我不敢再有半点疏忽和侥幸，努力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06
“校园暴力”在全世界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澳洲也不例外。儿子到澳洲后先上英语速成学校，没上几天学，就抱怨在学校遭到霸凌。我给儿子打气：“不要怕，如果他们再欺负你，就跟他们打。打不过也打，即使打得头破血流，也要让他们知道你是不好惹的。”儿子坚定地点点头。
以牙还牙的结果出事了，儿子有个好朋友季米，一天他们在学校球场踢足球，来了另一群少年，每次他们一来，球场就是他们的天下了，其他的人必须让位。季米不服气，去抢回足球，被他们按在地上一顿臭揍。季米疯狂地跑出校门，找了一伙江湖朋友带到学校，指点了打人的头领，就藏起来了。一场混战后头领的脑袋被打开了花。
校方找来了警察，江湖朋友已经走得无影无踪。被打的孩子们指控季米是主谋。警察审讯季米，要他供出打人主凶的姓名和地址。季米一口咬定不认识他们。儿子也被叫去作证，他咬死了不知此事。审了半天，没有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此后，那伙少年收敛了许多，但是与季米对视的目光冒着火花和仇恨。据说他们的家长也不依不饶，要为孩子报仇。季米时时担心遭到报复，一放学就和一帮江湖人练拳习武，儿子上学也随身带上了一根铁链子。
我心中不禁后怕。我感到一种潜在的危险在孩子中间生长，是什么，当时还不甚明确，只知道必须立即制止他们愈演愈烈的暴力行为。
我唯一能做的是循古训：“孟母三迁”。我们搬了家，孩子们转了学。我的教育方针也必须有所改变：与人为善，远离暴力。所幸孩子们的新学校是传统的澳洲学校，极少有打架斗殴的事情发生。
在澳洲时间长了，才发现我和孩子们是幸运的。在硝烟滚滚地球上，这里是一片相对平静的土地。澳洲人在对待土著人，对待在战火和饥谨之中受难的国家和人民，对待不同的种族所表现出来的宽容、理解、同情、支持和奉献精神，深深植入孩子们的心中。回想起当年我鼓励孩子们打架的激烈反应，才觉愚蠢。
我终于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普通人之间如果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世界上就多一些安宁；相反以牙还牙，冤冤相报，只能使人类之间的仇恨与日俱增，而仇恨只能带来的对生命的践踏，人性的扭曲，而后者就是那曾经在孩子们中间潜在的危险。
07
女儿小佳的学校组织学生们去复活节农展会。才到澳洲三个月的小佳可能没有听明白老师讲的注意事项，含糊其词地告诉我晚上六点到学校去接她。
晚上六点钟，我去接小佳。学校里静悄悄地看不到一个人，所有的校门都锁得死死的。我在在黑暗中呼叫女儿的名字。没有任何回答。街上一个人影都没有。
我立刻往家打了一个电话，告知小佳的失踪消息。电话那头，是女儿的声音：“妈妈，我回来了。”
原来，孩子们四点钟就回到学校，老师把家长没接的孩子锁在学校和清洁工交代了一下就回家了（太不负责任了）。孩子们从侧门下的土坑爬出来，陆续被家长接走了，最后只剩下八岁的小佳一个人，天越来越黑，她站在马路边，吓得哭起来。
一辆汽车停在她的身边，下来一个中年妇女。她走近小佳问：“你怎么了？”
小佳说：“妈妈没来接我。”
女人道：“我叫朱蒂，这是我家。”她指着小佳背后的房子，“到我家来吧，也许我们会想出办法。”
无助的小佳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完全忘记了不要跟陌生人说话，更不能跟陌生人走的训育，乖乖地跟着朱蒂走进她家。进了门朱蒂让小佳告诉她家里的电话号码，拨通了我家的电话。
家里只有儿子，他马上打电话请我家的一个朋友小赵去接小佳。
当朱蒂打开门见到的是一个头发乱蓬蓬、脸上有黑色油泥，工作服油渍麻花的男人，她满腹狐疑，她一再确认小佳认识这个男人，才放走了小佳，同时她悄悄记下了他的车牌号码。进了家门，朱蒂马上给警察局打了一个电话。直到我给朱蒂打了感谢电话她才放下心来。
晚上七点多钟，小赵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门外站着两个高大的警察，腰里别着枪。“据举报，你今天晚上六点半钟，在马瑞克维尔带走了一个八岁的小女孩，我们奉命寻找。”
警察当然什么也没找到，他们带走了小赵。
晚上十点钟左右，我已经睡下了。电话铃声响起来，是警察局，让我去一趟做证人。我向警察解释了事情的经过，在他们的记录上签了字画了押，帮助小赵销了案。警察说：“这是误会，请你们理解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职责。”
这是一个责任与义务的故事，国家的公民守职责尽义务，才是社会安定的保证。
08
我们四个女子自驾去布市（Broken Hill）玩。距布市还有130多公里时，车子出问题了！一根皮管破裂，冷却水瞬时喷光。唯一的办法是找NRMA修理，可最近的NRMA点站在60公里远的威镇（Wilcannia），而且四野茫茫，到哪儿去找电话呢？那是1990年代初，人们连“大哥大”还没见过呢。
迎面来的一辆越野车停下，一个妇女伸出头来：“有什么事情要帮忙吗？”我们请她到下一个小镇时给NRMA打个电话。我掏出一把钢镚儿递给她，她摆摆手：“不必担心，我会把消息带到的。”一踩油门飞驰而去。
隔不久就有一辆汽车经过，几乎所有的车都要停下来，露出一张关切的面孔，问一声：“需要帮什么忙吗？”有的留下几瓶饮料，有的揭开羊皮水袋，把我们的水瓶灌满，还有人给了一袋面包。他们都承诺，到了有电话的地方帮我们叫NRMA。
NRMA的维修车终于来了。司机保尔一下车就拉开大嗓门冲我们喊道：“姑娘们，你们真有本事，发动了一个团的兵力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是一辆火车坏在路上！”他看了看漏水的管子：“虽然是小问题，但是要到布市订货，等运到后，安装好，至少要到明天晚上。”
看着我们失望的表情，保尔建议道：“车子我拉回去，你们搭车去布市。”说着他手一扬，截住了一辆小皮卡，让司机肯特带我们去布市。
四个人挤进了车斗，一个抱一个，把小小的驾驶舱上下左右挤得满满的。保尔在外面用肩膀把门顶上。肯特把皮卡上的货物移到保尔的车上，腾出地方安置我们的行李。为此他还要再跑一趟威镇取回那些货物。
到了布市，肯特直接把我们拉到一家旅馆，叫来服务员安排住所，帮我们把行李搬进房间。分手时，我拉着肯特，往他手里塞了五十元，他的脸一下子红起来，慌张地用手掌抵挡着，连连摆手：“不行，不行。”逃跑也似地离开了。
类似的事在我的生活中数不胜数。澳洲人天性淳良，乐于助人。击破了我多年建筑的对人冷漠和防范的外壳，我逐渐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尽可能地帮助别人，送出温暖和爱心。
和顺风车司机肯特留影
09
1990年我被诊断脑瘤，做了手术。1995年脑瘤复发，我不再工作，家中捉襟见肘的窘况立刻显现，信用卡上已经透支三千多元。在朋友的劝说下，我决定申请失业救济金。
失业救济金不是那么好领的。要填写四五份厚厚的表格，要出示你的出生证明、婚姻证明、收入证明、存款证明、房租证明……领到救济金后每周要向社会福利部汇报自己找工的情况……我理解政府这么做也是不得已，近些年骗取福利金的人实在不少，政府每年在此流失的款项就有几百万之多，并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拿这点钱，很有吃嗟来之食的感觉。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我绝不去领受这种福利。
社会福利部很快安排了家访，来访的职员尖锐地看着我说：“我们可以根据你的特长和你希望做的工种安排你参加特殊的培训，之后我们还可以为你介绍工作。现在请你告诉我你想做什么工作？”此时我正在进行放射治疗，哪有心思工作？我说：“实际上我根本没找工，也不打算现在找。”他一楞：“为什么？”我说：“我脑子里长了瘤子，手术后又复发了，我正在做进一步治疗。”
职员脸上紧绷的肌肉立时松开，严厉的目光变成同情和关切：“对不起，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不领病残津贴呢？病残津贴可以长期领取，直到你身体完全恢复。这个期间你不用再找工作。”
他马上拨通了电话向什么人汇报，然后对我说：“我已经和总部通了电话，他们说你的情况完全符合领取病残津贴的资格。现在你重新填写一份病残津贴申请表，其中一个部分需要你的家庭医生填写。交表后我们社会福利部的医生再给你做一次体格检查，就可以了。”
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津贴，也还不适应我是一个“病人”的角色，突然之间可以无条件地享受澳洲的福利制度，我眼眶一热，差点掉下泪来。
正在进行 X刀放射治疗，机器的位置必须非常准确
10
有了政府的津贴，我不必再为衣食住行奔波终日，可以随心所欲地写写文章，画画，高兴时会会朋友，旅游观光。按说这是神仙过的日子了，可我总是心有不甘，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了吗？我还不到五十岁，体力有限，精神上却始终年轻，难道后半辈子就坐在家里像个废人一般成为社会的负担了吗？我还得干点什么。
干什么呢？
有一种人有一种工作最让我钦佩——义工，不图名利，不求回报，那是一种什么境界！澳洲有一支强大的义工队伍，据说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义工，没人组织，不需号召。年轻人利用工余或假日，老年人在退休以后，自觉自愿地参加义务工作。若遇天灾人祸，更是成百上千人加入义工大军。
我直接认识的义工是我看病的那个医院的接待员凯瑟琳，她雪白的头发。橘皮般的脸，佝偻的身子，背上驼起一个大包，还有亲切的笑容，成为一种奉献精神的象征。从那时起我总是想，等我恢复健康我也要做义工，回报社会。
我终于得到了这样的机会，第一次是参加救世军的“红盾行动”，为流浪者募集善款，每年一次。后来我到一个老年学校做义务教师，开了两个班中文课，我使出当年优秀教师的力气教他们学中文。中文班的名声大振，好几个学生是辞了TAFE的中文课转到我这来的。同时我还开办了一个体操班，教中国传统健身操，集聚了一大批想保持生命青春的老人，开课几个星期，人越来越多，学校最大的教室也已经容不下学健身操的人。
当我岁数已大，体力有所不支时，义务工作转变为定期给义工协会和消防队协会捐款，已经很多年了。
有人问我，你这样做，图什么呢？我想想，似乎没有什么所图啊。我把这个问题拿到家庭饭桌上讨论。女儿问我：“妈妈，你做这些事觉得高兴吗？”我说：“高兴。”她问：“你觉得这么生活有价值吗？”我说：“当然。”女儿说：“那就做下去，别听人家的。”
价值是什么？我为接纳我的澳洲做出了贡献。
教中国传统健身操
教中文
11
结尾说点大道理。澳洲的中国人曾展开过一次“什么是融入主流社会”的大讨论，很多人认为只有进入了能够领导社会潮流，左右社会动向的机构才算融入主流社会。而我觉得如果观念没有转变，不管做到多么高层，仍是与澳洲格格不入。
在澳洲这些年我对曾经以为懂得，而实际并不理解的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比如，尊重和自尊、理解和宽容、同情和博爱、人心和人性、法律和秩序、平等与权利、责任和义务。这些词汇说起来抽象，但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遇，他们构成了我周围千姿百态，活色生香的社会生态环境，改变着我的观念，重塑着我的心灵，带我融入澳洲。
这些，就是澳洲所给予我的。
成为澳洲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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