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三十年的澳洲生活，劉海鷗：澳洲給予了我什麼？幾件印象深刻的小事
1988年我離開中國，來到澳洲。三十多年來經歷了無數的事情，回顧起來，每一件事的後面都蘊含著一些大道理，改變著我的認知和生活。
我只說幾件印象深刻的小事情，這些小事情的疊加變成了澳洲送給我的珍貴的禮物。
初到澳洲
01
到學校的第一天，我就聽說研究生可以申辦家屬陪讀，而且家屬來后，不僅可以報銷部分機票費，還視人口的多少有數量可觀的生活補助費。這真像天上掉下個糖餑餑，出人意料的驚喜。
既然澳洲給了這麼好的機會，當然不能放過，我立即著手申請，心中卻懷著深深的愧疚，剛到兩天，學業還沒落定，就張羅家屬事宜，系主任會不會對我有看法？過去我所受的教育一直是把工作學習放在第一位，而家庭放在最後。
我硬著頭皮找系主任出具證明，系主任聽完我的要求，點點頭：「嗯，嗯，好，好。」二話沒說，劈里啪啦打出一張證明，遞給我時竟是一臉燦爛的笑容：「祝你好運！」
然後學生處、OSO（海外留學生辦公室）都是一路綠燈。只一個月的時間，丈夫和孩子們在中國就收到澳洲大使館的通知，檢查了身體，只等下發籤證了。
後來和澳洲朋友談起這事，才知道在他們完美的家庭概念中非常重視夫妻的相隨相守，即使家庭短暫的分離他們也不能容忍，特別是夫妻的分離。所以陪讀本身在情在理，根本不必作賊心虛。
陪讀在這裡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但是讓我受寵若驚地感到我第一次被當做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看待。如一股清風輕撫，我的心靈深處什麼東西在蘇醒。人本應是這樣的，我們已經忘記得太久了。
02
當闔家團圓的進程如八月十四的月亮即將圓滿，卻因北京風波不再轉動。澳洲駐中國使館暫時停止簽發一切中國人赴澳簽證。看到電視里霍克總理為受難的中國人一掬同情之淚，我決定給霍克寫信。
我在信中寫道：「我們拋妻（夫）別子，來澳洲學習已有一年兩年甚至三年。我們已經申請並且在等待家屬的到來，但是卻遺憾地得知澳洲使館已經停止辦理有關的簽證。家庭的分離給我們造成感情上的痛苦和生活上的困難，從而也影響了我們的學業……我們熱切地盼望和家屬在澳洲團聚，故請求澳洲政府儘快滿足我們的願望……」
信件分別寄給總理霍克、外交部長伊文思、移民部長瑞和教育部長道金斯。
實際上我對這類信件沒抱多大希望，百忙的國家領導和政府官僚怎麼會顧及幾個小百姓的情感問題呢。
誰知不出兩周我就接二連三地收到了來自總理霍克、伊文思、道金斯的信（當然都是助理代筆），內容都是說，信已轉到移民部，由他們負責解決。
移民部瑞部長的信寫得最詳細，信中說：「因為簽證停止了一段時間，積壓了兩萬五千多留學申請書，為了不使他們耽誤課程，要先在年底前辦完他們的簽證，我們已經給使館增派了人手以加快進程。之後馬上開始陪讀的簽證，估計在1990年初。」最後他說：「我非常理解你們的處境，並且請相信澳洲政府正在盡一切努力儘快讓你們與家庭在澳洲團聚。」
有了這樣的回答，我已經十分滿意。更沒想到的是一個月後，丈夫和孩子們第一批拿到了赴澳簽證。再過不久，留學生的陪讀家屬陸陸續續地都來了。
我寫的信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呢？其實不管寫不寫信，「陪讀」始終是個既定政策，遲早是要實現的。關鍵是這些來自國會的信件讓我頭一次體會到了尊重和平等。
全家人在澳洲團圓
03
我有全額獎學金，但是要交海外學生費，交完了，就沒剩多少了。我必須打工。從知識分子躋身於「無產階級勞動者」的行列，並沒有使我感到失落，我本來就喜歡嘗試各種不同的生活，接觸各種不同的人，特別是我有了選擇工作的自由。
我做過幾十種不同的工作，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印刷廠，在這個工廠，我感受到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暖和諧，細節都省去了，只講一個場景。
一天車間里的收音機突然響起輝煌明亮的樂曲，是貝多芬第九交響樂中的「歡樂頌」，跟著傳來男女聲高音合唱。只見西班牙裔的斯考特的手臂搭在湯加姑娘露茜的肩頭，引吭高歌。斯考特的聲音沉穩嘹亮，露茜的嗓音圓潤高亢。工人們都停了機器參加了合唱，斐濟姑娘麗薩唱得柔和，匈牙利裔的阿倫唱得含蓄，埃及的阿伯拉罕唱得粗曠。車間主任保爾聞聲跑出來，舉起兩臂，做出一副神聖的面孔，打著拍子。不同國度來的工人，用同一種語言合唱貝多芬的歌曲，這情景深深打動了我。我不會唱英文的歌詞，但我會用中文唱這支歌。
我和他們一起放開了嗓子：歡樂女神，聖潔美麗
燦爛光芒照大地
我們懷著火一樣的熱情
來到你的聖殿里
你的威力能使人們
消除一切分歧
在你溫柔的翅膀下面
人們團結成兄弟
在和各種階層的接觸中，我體會到文化不管有多少眼花繚亂的種類，差異只存在於不同文化的外層，無非是因環境地域不同帶來的習俗和思維的不同，而在文化最深層的內核中，是人性，無論東方西方，無論種族人性都是相同的，相通的。因此不存在人種的高貴低劣，優勝落後之分。這使我從篤信鬥爭哲學到崇仰和平主義，待人寬容大度。
參加反對種族主義集會
04
我曾在一個制衣廠做熱壓的工作，一件活四分錢。一天年輕的老闆喬治宣布，由於他的客戶降低了加工的價格，我們的產品也要由四分錢一件減到三分。這意味著工資一下子減少了25％，工人們嘩然。
工人有工人的權利，不能讓老闆為所欲為，我想起了工會。澳洲的工會有多大能耐，不知道，試一試。我給制衣業工會打了一個電話，狀告老闆削減工人工資，聲稱不管老闆什麼理由，我們付出的勞動不能減價。
幾天後，喬治把我叫到辦公室，問道：「有人向工會投訴了我，是你嗎？」沒想到這麼快就有了反響。我答道：「是我。」喬治一臉可憐兮兮的樣子：「你有什麼不滿，應該先對我說，我們是可以商量解決的。」怎麼回答呢？我滿腦子都是「二七」「五卅」一類的鬥爭故事，工人有了這個權利，為什麼不和資本家斗呢？喬治一臉誠懇地說：「你是怕我解僱你才不敢對我說的嗎？不要擔心，我不會因此炒你的。但是如果以後你對我不滿意，一定要先告訴我，我們可以商量解決。如果商量了還不滿意，你再向工會反映也不遲。現在我又重新調整了單價，大件還是四分錢一件，小件三分，你滿意了嗎？」我點點頭：「滿意了。」心裏有些歉意，可能我做得有些過分了。
和老闆的「鬥爭」我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是我並沒覺得自豪，我有了運用手中權利的自由，但是運用權利並非只有「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方式，也可以靠協商解決，也可以互相讓步，特別是和那個只有三台機器的辛辛苦苦工作著，遭受著上端經濟鏈控制和擠壓的小生意者喬治。
我和老闆喬治
05
每年七月的報稅季節是會計掙錢的最好時機。一些中國留學生看好了這個行業，紛紛開起了會計所。聽朋友介紹有個中國會計，退稅退得多，收費還特便宜，我決定找他報稅。
這位會計叫飛利李。他在各中文報紙上的廣告極有魅力「天算地算，不如李飛利神機妙算」。飛利三下五除二填好了稅表，我簽字，完事。
兩個星期後，我拿回了全部上交的稅款。又熱心地向朋友們推薦飛利李。那一年，經我推薦去他處的就有五六個，我的一個澳洲好朋友，在飛利那裡退回的稅款比往年多一倍，一個勁兒地說，不可思議，不可思議。
幾個月後，稅務局來了一封信，要複查我的全部稅務情況。在李會計那裡報稅的朋友一個接一個都收到了稅務局查稅的通知。原來，這個姓李的會計給人退稅的數目太大，引起稅局懷疑。細查之下，這位老兄連會計執照都沒有，替別人偷稅漏稅，自己也牟取暴利，遭到稅局和聯邦警察局的聯合起訴。
倒霉的是這群報稅者，多數人提不出證據，只因多退了幾百塊錢，罰款竟達幾千元。
我接到複查信，心裏非常篤定，我的收入很少，不管在哪裡報稅，都可以全部退回，再加上我正在患病，就給稅局回了一封信說明我的現狀暫時沒有精力配合複查。稅局沒有再追查。
平安無事地過了十年。沒料到，第十個年頭，我突然接到了稅局的一封信，說因為沒有按要求配合稅局複查，罰款11,641元2毛3分（包括十年的利息）。信寫得特別嚴厲，說多少天內不繳，法庭上見，可把我嚇得不輕。
自己唯一的錯誤是「拖延」，不能被當作偷稅漏稅而留下污點。我決定和稅局交手解決此事。詳細的過程不說了，總之，與稅局經過了一年多的溝通，包括六十多封信件和三十多封電子郵件的來往以及出示了上百份證明文件，我終於被免去了全部罰款。
稅局是個大衙門，體現著法律和秩序的嚴肅性。經此一事，我不敢再有半點疏忽和僥倖，努力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好公民。
06
「校園暴力」在全世界都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澳洲也不例外。兒子到澳洲后先上英語速成學校，沒上幾天學，就抱怨在學校遭到霸凌。我給兒子打氣：「不要怕，如果他們再欺負你，就跟他們打。打不過也打，即使打得頭破血流，也要讓他們知道你是不好惹的。」兒子堅定地點點頭。
以牙還牙的結果出事了，兒子有個好朋友季米，一天他們在學校球場踢足球，來了另一群少年，每次他們一來，球場就是他們的天下了，其他的人必須讓位。季米不服氣，去搶回足球，被他們按在地上一頓臭揍。季米瘋狂地跑出校門，找了一夥江湖朋友帶到學校，指點了打人的頭領，就藏起來了。一場混戰後頭領的腦袋被打開了花。
校方找來了警察，江湖朋友已經走得無影無蹤。被打的孩子們指控季米是主謀。警察審訊季米，要他供出打人主凶的姓名和地址。季米一口咬定不認識他們。兒子也被叫去作證，他咬死了不知此事。審了半天，沒有結果，只好不了了之。
此後，那伙少年收斂了許多，但是與季米對視的目光冒著火花和仇恨。據說他們的家長也不依不饒，要為孩子報仇。季米時時擔心遭到報復，一放學就和一幫江湖人練拳習武，兒子上學也隨身帶上了一根鐵鏈子。
我心中不禁后怕。我感到一種潛在的危險在孩子中間生長，是什麼，當時還不甚明確，只知道必須立即制止他們愈演愈烈的暴力行為。
我唯一能做的是循古訓：「孟母三遷」。我們搬了家，孩子們轉了學。我的教育方針也必須有所改變：與人為善，遠離暴力。所幸孩子們的新學校是傳統的澳洲學校，極少有打架鬥毆的事情發生。
在澳洲時間長了，才發現我和孩子們是幸運的。在硝煙滾滾地球上，這裡是一片相對平靜的土地。澳洲人在對待土著人，對待在戰火和飢謹之中受難的國家和人民，對待不同的種族所表現出來的寬容、理解、同情、支持和奉獻精神，深深植入孩子們的心中。回想起當年我鼓勵孩子們打架的激烈反應，才覺愚蠢。
我終於接受了這樣的觀念：普通人之間如果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寬容，世界上就多一些安寧；相反以牙還牙，冤冤相報，只能使人類之間的仇恨與日俱增，而仇恨只能帶來的對生命的踐踏，人性的扭曲，而後者就是那曾經在孩子們中間潛在的危險。
07
女兒小佳的學校組織學生們去復活節農展會。才到澳洲三個月的小佳可能沒有聽明白老師講的注意事項，含糊其詞地告訴我晚上六點到學校去接她。
晚上六點鐘，我去接小佳。學校里靜悄悄地看不到一個人，所有的校門都鎖得死死的。我在在黑暗中呼叫女兒的名字。沒有任何回答。街上一個人影都沒有。
我立刻往家打了一個電話，告知小佳的失蹤消息。電話那頭，是女兒的聲音：「媽媽，我回來了。」
原來，孩子們四點鐘就回到學校，老師把家長沒接的孩子鎖在學校和清潔工交代了一下就回家了（太不負責任了）。孩子們從側門下的土坑爬出來，陸續被家長接走了，最後只剩下八歲的小佳一個人，天越來越黑，她站在馬路邊，嚇得哭起來。
一輛汽車停在她的身邊，下來一個中年婦女。她走近小佳問：「你怎麼了？」
小佳說：「媽媽沒來接我。」
女人道：「我叫朱蒂，這是我家。」她指著小佳背後的房子，「到我家來吧，也許我們會想出辦法。」
無助的小佳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完全忘記了不要跟陌生人說話，更不能跟陌生人走的訓育，乖乖地跟著朱蒂走進她家。進了門朱蒂讓小佳告訴她家裡的電話號碼，撥通了我家的電話。
家裡只有兒子，他馬上打電話請我家的一個朋友小趙去接小佳。
當朱蒂打開門見到的是一個頭髮亂蓬蓬、臉上有黑色油泥，工作服油漬麻花的男人，她滿腹狐疑，她一再確認小佳認識這個男人，才放走了小佳，同時她悄悄記下了他的車牌號碼。進了家門，朱蒂馬上給警察局打了一個電話。直到我給朱蒂打了感謝電話她才放下心來。
晚上七點多鍾，小趙家響起急促的敲門聲。門外站著兩個高大的警察，腰裡別著槍。「據舉報，你今天晚上六點半鍾，在馬瑞克維爾帶走了一個八歲的小女孩，我們奉命尋找。」
警察當然什麼也沒找到，他們帶走了小趙。
晚上十點鐘左右，我已經睡下了。電話鈴聲響起來，是警察局，讓我去一趟做證人。我向警察解釋了事情的經過，在他們的記錄上籤了字畫了押，幫助小趙銷了案。警察說：「這是誤會，請你們理解我們必須盡我們的職責。」
這是一個責任與義務的故事，國家的公民守職責盡義務，才是社會安定的保證。
08
我們四個女子自駕去布市（Broken Hill）玩。距布市還有130多公里時，車子出問題了！一根皮管破裂，冷卻水瞬時噴光。唯一的辦法是找NRMA修理，可最近的NRMA點站在60公里遠的威鎮（Wilcannia），而且四野茫茫，到哪兒去找電話呢？那是1990年代初，人們連「大哥大」還沒見過呢。
迎面來的一輛越野車停下，一個婦女伸出頭來：「有什麼事情要幫忙嗎？」我們請她到下一個小鎮時給NRMA打個電話。我掏出一把鋼鏰兒遞給她，她擺擺手：「不必擔心，我會把消息帶到的。」一踩油門飛馳而去。
隔不久就有一輛汽車經過，幾乎所有的車都要停下來，露出一張關切的面孔，問一聲：「需要幫什麼忙嗎？」有的留下幾瓶飲料，有的揭開羊皮水袋，把我們的水瓶灌滿，還有人給了一袋麵包。他們都承諾，到了有電話的地方幫我們叫NRMA。
NRMA的維修車終於來了。司機保爾一下車就拉開大嗓門沖我們喊道：「姑娘們，你們真有本事，發動了一個團的兵力給我打電話，我以為是一輛火車壞在路上！」他看了看漏水的管子：「雖然是小問題，但是要到布市訂貨，等運到后，安裝好，至少要到明天晚上。」
看著我們失望的表情，保爾建議道：「車子我拉回去，你們搭車去布市。」說著他手一揚，截住了一輛小皮卡，讓司機肯特帶我們去布市。
四個人擠進了車斗，一個抱一個，把小小的駕駛艙上下左右擠得滿滿的。保爾在外面用肩膀把門頂上。肯特把皮卡上的貨物移到保爾的車上，騰出地方安置我們的行李。為此他還要再跑一趟威鎮取回那些貨物。
到了布市，肯特直接把我們拉到一家旅館，叫來服務員安排住所，幫我們把行李搬進房間。分手時，我拉著肯特，往他手裡塞了五十元，他的臉一下子紅起來，慌張地用手掌抵擋著，連連擺手：「不行，不行。」逃跑也似地離開了。
類似的事在我的生活中數不勝數。澳洲人天性淳良，樂於助人。擊破了我多年建築的對人冷漠和防範的外殼，我逐漸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儘可能地幫助別人，送出溫暖和愛心。
和順風車司機肯特留影
09
1990年我被診斷腦瘤，做了手術。1995年腦瘤複發，我不再工作，家中捉襟見肘的窘況立刻顯現，信用卡上已經透支三千多元。在朋友的勸說下，我決定申請失業救濟金。
失業救濟金不是那麼好領的。要填寫四五份厚厚的表格，要出示你的出生證明、婚姻證明、收入證明、存款證明、房租證明……領到救濟金后每周要向社會福利部彙報自己找工的情況……我理解政府這麼做也是不得已，近些年騙取福利金的人實在不少，政府每年在此流失的款項就有幾百萬之多，並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拿這點錢，很有吃嗟來之食的感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我絕不去領受這種福利。
社會福利部很快安排了家訪，來訪的職員尖銳地看著我說：「我們可以根據你的特長和你希望做的工種安排你參加特殊的培訓，之後我們還可以為你介紹工作。現在請你告訴我你想做什麼工作？」此時我正在進行放射治療，哪有心思工作？我說：「實際上我根本沒找工，也不打算現在找。」他一楞：「為什麼？」我說：「我腦子裡長了瘤子，手術后又複發了，我正在做進一步治療。」
職員臉上緊繃的肌肉立時鬆開，嚴厲的目光變成同情和關切：「對不起，你應該早點告訴我們。你為什麼不領病殘津貼呢？病殘津貼可以長期領取，直到你身體完全恢復。這個期間你不用再找工作。」
他馬上撥通了電話向什麼人彙報，然後對我說：「我已經和總部通了電話，他們說你的情況完全符合領取病殘津貼的資格。現在你重新填寫一份病殘津貼申請表，其中一個部分需要你的家庭醫生填寫。交表后我們社會福利部的醫生再給你做一次體格檢查，就可以了。」
我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個津貼，也還不適應我是一個「病人」的角色，突然之間可以無條件地享受澳洲的福利制度，我眼眶一熱，差點掉下淚來。
正在進行 X刀放射治療，機器的位置必須非常準確
10
有了政府的津貼，我不必再為衣食住行奔波終日，可以隨心所欲地寫寫文章，畫畫，高興時會會朋友，旅遊觀光。按說這是神仙過的日子了，可我總是心有不甘，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了嗎？我還不到五十歲，體力有限，精神上卻始終年輕，難道後半輩子就坐在家裡像個廢人一般成為社會的負擔了嗎？我還得干點什麼。
幹什麼呢？
有一種人有一種工作最讓我欽佩——義工，不圖名利，不求回報，那是一種什麼境界！澳洲有一支強大的義工隊伍，據說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是義工，沒人組織，不需號召。年輕人利用工余或假日，老年人在退休以後，自覺自愿地參加義務工作。若遇天災人禍，更是成百上千人加入義工大軍。
我直接認識的義工是我看病的那個醫院的接待員凱瑟琳，她雪白的頭髮。橘皮般的臉，佝僂的身子，背上駝起一個大包，還有親切的笑容，成為一種奉獻精神的象徵。從那時起我總是想，等我恢復健康我也要做義工，回報社會。
我終於得到了這樣的機會，第一次是參加救世軍的「紅盾行動」，為流浪者募集善款，每年一次。後來我到一個老年學校做義務教師，開了兩個班中文課，我使出當年優秀教師的力氣教他們學中文。中文班的名聲大振，好幾個學生是辭了TAFE的中文課轉到我這來的。同時我還開辦了一個體操班，教中國傳統健身操，集聚了一大批想保持生命青春的老人，開課幾個星期，人越來越多，學校最大的教室也已經容不下學健身操的人。
當我歲數已大，體力有所不支時，義務工作轉變為定期給義工協會和消防隊協會捐款，已經很多年了。
有人問我，你這樣做，圖什麼呢？我想想，似乎沒有什麼所圖啊。我把這個問題拿到家庭飯桌上討論。女兒問我：「媽媽，你做這些事覺得高興嗎？」我說：「高興。」她問：「你覺得這麼生活有價值嗎？」我說：「當然。」女兒說：「那就做下去，別聽人家的。」
價值是什麼？我為接納我的澳洲做出了貢獻。
教中國傳統健身操
教中文
11
結尾說點大道理。澳洲的中國人曾展開過一次「什麼是融入主流社會」的大討論，很多人認為只有進入了能夠領導社會潮流，左右社會動向的機構才算融入主流社會。而我覺得如果觀念沒有轉變，不管做到多麼高層，仍是與澳洲格格不入。
在澳洲這些年我對曾經以為懂得，而實際並不理解的觀念有了全新的認識。比如，尊重和自尊、理解和寬容、同情和博愛、人心和人性、法律和秩序、平等與權利、責任和義務。這些詞彙說起來抽象，但在現實生活中隨處可遇，他們構成了我周圍千姿百態，活色生香的社會生態環境，改變著我的觀念，重塑著我的心靈，帶我融入澳洲。
這些，就是澳洲所給予我的。
成為澳洲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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